20世纪初期的重庆诗歌
第一节 晚清重庆诗歌改良运动与重庆新诗的孕育
19世纪中后期，清王朝在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已经走上了衰败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渐沦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刺激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畸形的生长与发展，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正是中华民族这种鲜明而迫切的时代要求，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促使中国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晚清时代，从诗歌观念到内容形式，都与时代需求严重脱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等一批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企图对传统的旧诗进行改良。他们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强调“我手写我口”，以冲击旧诗的种种束缚。尽管作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的出发点是诗歌的改良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但反映在创作上，却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古代诗歌的表现领域。
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所倡导的以“诗界革命”为口号的诗歌改良运动，其思想基础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思想。在重庆，这一思想受到当时最早鼓吹维新变法、激荡维新思潮、开新闻报刊业先河的宋育仁的积极响应与配合。他在其主编的《渝报》上发表文章说：“今天下竞言变法。不必言变法也，修改而已。天下竞言学西。不必言学西也，论治而已。天下竞言维新。不必言维新也，复古而已。”宋育仁：《复古即维新论》，《渝报》第一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为重庆诗界提出了“旧瓶装新酒”的理论主张，有利于诗歌的改良与发展。
清末民初的重庆诗歌，在创作主张与思想内容上呈现复杂的状态，有守旧与维新之间的尖锐对立，具体表现为创作上倾向鲜明的两派：一派是以赵熙为代表的“旧瓶旧酒”派，另一派是以邹容、杨庶堪为代表的“旧瓶新酒”派。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别号香宋，四川荣县人。诗人、书法家、戏曲家。1892年（光绪十八年）考取进士，1893年和1895年两次应重庆府之聘，主持重庆府府考。1897年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其诗词、书画、戏曲在当时颇负盛名，著有《香宋集》、《香宋诗集》、《花间小集》、《唐歌行》、《香慈小集》等诗集，川剧剧本《情探》、《焚香记》等。赵熙有深厚的古文辞修养，且才思敏捷，“倚马可待”，词律精工，有“尧生年少最工文，鹤立寒鸡总不群”称颂。在诗学上，善取历代各派诗人之长，兼容并蓄，颇有创造性，自成一家。正因为其对古典诗词精深与谙熟，所以才有其对旧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坚守，并在清末民初期间，成为重庆诗歌创作的主流，与倡导维新的“旧瓶新酒”派相抗衡。赵熙的诗词，雍容尔雅，不乏艺术性，但其多数创作，回避现实，乃属士大夫的吟风啸月之作。如1892年来渝所作的《鱼洞溪》便是如此：
青山渡口列茅茨，
红树苍松点鹭鹚。
野老自工田舍计，
行人过此望仇池。
民国初年赵熙再次来渝，寓居礼园与李湛阳等人应酬唱答的诗词更是如此。此外，极力倡导维新变法的宋育仁，在诗歌的创作方面，却仍然徘徊于“旧瓶旧酒”派。他的代表作《题礼园亭馆》中写道：
奇虚生下御风台，一角山楼两涧开，
爽气西浮白云逝，江流东去海潮回。
俯临木杪孤亭出，静听涛音万壑哀。
风景不殊华表异，真同辽鹤再归来。
此诗虽有对昔日礼园（今鹅岭公园）风光的传神描摹，却与当时社会大变动时期重庆风雨如晦的形势相去甚远。
以邹容、杨庶堪为代表的“旧瓶新酒”派诗人在政治思想上与当时社会从维新变法到民主革命的进步潮流相适应，在诗歌创作中，虽然借助旧的诗歌形式，但在内容上却面向现实，针砭时弊，为民主革命慷慨高歌，表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丰富并深化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在当时的重庆诗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绍陶，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重庆巴县人当时重庆巴县即今重庆渝中区，本书第一编提及重庆巴县皆依从此解释――编者。民主革命的先驱、诗人，被誉为“青年之神”。在邹容如闪电一般亮丽而短暂的人生中，留下的诗篇不多，但却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民族精神财富。邹容的诗歌，也与他的《革命军》一样，充满了极强的思想性与战斗性，充分表现出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特别是他在狱中的一些诗篇，如《涂山》、《狱中答西狩》、《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更是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一朝沦地狱，何时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狱中答西狩》）邹容作诗一般不用典，直白明快，如他的《改〈神童诗〉》，“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将封建官吏与士人一体的关系及封建政治之固弊揭露无遗，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涂山》一诗，采用七绝的形式，却频频用典，“苍崖区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尤其是“且向东门牵黄狗”一句，反李斯原意而用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正气，跃然纸上。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邹容的诗，显现出对“旧瓶”与“新酒”关系恰当的处理。维新改良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革命；革命的第一步，总是先走到维新改良。邹容是革命家，但维新思想在重庆激荡对他产生影响，推动他进而走上革命道路。邹容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旧瓶装新酒”的风格特点，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发展心路历程。
杨庶堪（1881―1942），字品璋（后改字沧白），重庆巴县人，民主革命先驱、诗人、书法家。他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他传世的第一首诗是他14岁时（1895年）所作的《送友人游学日本》：
骀宕少年事，蓬莱殊可希。
江山一送远，裘马几轻肥。
收我忧时泪，？君越国衣。
慨慷入吴意，始愿莫终违。
此诗可见当时杨沧白人小志大，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1897年杨沧白进入重庆致用书院读书，与同学邹容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并逐渐萌发了反清思想。由于深感国家贫弱，他立志学习世界新知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1903年他与友人一道创办了《广益丛报》，着重宣传反清思想，唤醒民众。1905年杨沧白在重庆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次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他被推为重庆支部的盟主。1908年，他在川南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曾作《九日永宁作》以言其志：
天南重九雨如丝，多难登临已暗悲。
挈酒强判终日醉，提糕却忆十年时。
漂零书剑仍今我，破碎河山属阿谁。
插菊满头君莫笑，避灾桓景剧堪疑。
末句自注：“时黄、杨之狱，余颇危疑”，是指1907年同盟会成都发难，黄方、杨雄等盟员被捕之事，既表现了民主革命的艰辛，又展现了昂扬的革命斗志与激情。
杨沧白投身革命后，不图权势，淡薄利禄。他曾积极推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成立蜀军政府，大家一致公推杨沧白任蜀军都督，他坚决反对，最后只接任高级顾问一职。为此，他曾作《咏怀八首》以鉴其志。如其一：
天地谅不息，万物宁有初。
扰攘尘网间，乃尔生吾徒。
悲忧中夜积，潜泪盈襟裾。
邻虎方耽逐，所惧在沦胥。
慷慨怀苦心，感愤切捐躯。
励志惜时难，功名安图在。
《咏怀八首》是沧白先生的自我抒怀，反映了他作为革命志士的宽广襟怀和高尚人格。当然，该诗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诗人“功成身退”的隐逸思想。
杨沧白是一个革命党人，还是一个颇具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1912年他创作效仿古辞《西州曲》所作的脍炙人口的《山峡歌》，可谓挥洒自如，文采飞扬，最能显示出其诗歌所能达到的艺术水准。
山峡复入峡，轻舟渺难驻，巫山十二峰，峰峰锁烟雾。
烟雾空？里，云树有人居，不分世上米，但足江中鱼。
群鱼游江中，独网张江边，夜深明荻火，沽酒傍渔船。
渔父向余说，无愁但言好，人世风波恶，愿得峡中老。
涉世已卅余，涉江凡几度，欲采芙蓉花，恐拆相思树。
相思相望里，绿窗城南头，安得一掬泪，泪溯上渝州。
我家渝州曲，愁与老亲别，计程过黄牛，夜坐添白发。
思亲如引缆，循环无息念，所幸绝缘声，闻猿肠应断。
肠断不足惜，魂销剧可伤，归心绕巴水，无复梦高堂。
高唐楚绮词，芳菲日袭予，何处是离忧，蜀江晴云雨。
雨霁山色佳，江天无纤埃，谁解春波绿，临流照影来。
鸣咽瞿塘水，奔流滟？堆，寒江冷蓬鬓，天际一舟回。
1913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作有《癸丑违难纪事二百韵》、《癸丑杂诗十首》、《镰仓浴海歌》、《日本东京次韵奉酬泉浦见怀之作》等诗。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杨沧白万分悲痛，辞官谢客（时任段琪瑞政府司法总长），闲居北京不问政治，整日读书吟咏，研究佛学。1927年他写下了《论诗绝句百首》，这是一部辉煌的中国诗史，一共罗列评论了中国古今99位诗人。这些诗人和作品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诗坛2000年来的概貌。杨沧白逞其巧思，驰骋纵横，高度概括，文茂理惬，充分显示出其渊博的学识与史论水平。
杨沧白一生，爱国精神矢志不渝。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终因南京政府干涉而被迫撤退。他为此愤怒写下了《闻十九路军退思有感》，以抒发其愤懑之情：
似有三冤字，徒劳百战功。
漫云复辽左，空自杀阵东。
由学方阿世，神奸也未雄。
燕云痛长割，胡马欲嘶风。
1937年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投敌组织南京伪政府，邀杨沧白出任伪行政院院长，遭到断然拒绝。为了避免纠缠，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从上海绕道香港潜回重庆参加抗战。1942年8月6日病逝于重庆。
杨沧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功卓著的先行者，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与诗评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对其一生有十分恰当的赞誉：“开国有诗人，沧白杨夫子。秀句兼丰功，辉映同盟史。”他的遗著有《天隐诗集》、《？斋文存》、《论诗绝句百首》等。
随着时代的演进与社会的发展，清末民初时期重庆诗坛上两派人物也有变化。赵熙在清末任御史期间铁面无私，曾先后上疏弹劾庆亲王奕？、四川巡抚赵尔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等权贵，为“戊戌六君子”鸣冤，其奏疏中写道：“贵族而操政权，政之不当，谁敢非者？”颇有海瑞上疏、杨升庵“议大礼”的风骨。民国初年，他支持讨袁，1917年，曾诗赠讨袁滇军旅长朱德：
只有人心能救世，
西南半壁赖维持。
读书已过五千卷，
一剑曾当百万师。
抗日战争中，他大力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抗日募捐活动，并在诗歌中抒写抗战必胜的信心，如“汉家此日昆阳战，北望金饶奏凯歌”，“弹丸小丑千头混，战鼓三边万马嘶”，表现出赵熙不断调整自己，努力跟进时代的发展。而被称为“秀句兼丰功，辉映同盟史”的杨沧白，却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秉承“功成身退”的信条，写出了“僻地与人远，巡檐共鸟还”的隐逸诗句。直到“二次革命”失败，他才总结教训，写了长诗《癸丑遇难纪事二百韵》，在反思中重树革命信念。
这一时期重庆的进步诗歌潮流不断发展，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主题，革命诗歌大量涌现。作者身份的平民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形式的多样性，不拘声调平仄，一些古体诗和绝句，近于随口说话。为了开启民智，扩大诗歌的社会影响，有些诗人还试作了口语化的通俗诗歌，努力突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并运用俗语、新名词入旧体诗。虽然他们这些探索和努力是很有益的，对推动重庆诗歌由古代向现代过渡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内容上的局部求新与形式上的部分改良，仍然没有超越“旧瓶装新酒”的模式，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诗歌的束缚，解决诗歌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因而，重庆新诗的真正诞生，有待一场从诗歌观念到诗的内容和形式的全面革命来推动与实现。
第二节 早期重庆新诗的发生与发展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它适应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要求，饱含着新旧交替带来的痛苦与欢乐，充溢着张扬个性与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它借助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强大声势与动力，伴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迅速推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短短的几年内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传统诗歌的正宗地位，成为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清末民初的重庆文化发展自然也带动了语言文字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提倡白话文和拥护文学革命成为重庆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早在“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鼓动与宣传民主革命，办了一些白话报刊，清政府的官报有时也刊载白话文，特别是在“五四”以后，重庆的许多文化人开始普遍使用白话写作，遣词造句力戒生僻怪字，语法也力求接近现代人的习惯。此外，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除古文外也抛弃过去的文言语式，采用白话教学。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几乎全部采用白话文章。这对白话文在重庆的推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重庆方言本属于北方方言体系，除其语音和北方话有较大的区别外，在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基本上与北方官话相同。所以，文学革命在全国兴起之后，重庆文学界积极响应，掀起了白话新诗创作的热潮。如刊载于1921年《人声》杂志上的《致劳动家》和《巴声》《巴声》是1921年重庆中学巴县青年砥砺会的刊物。上的《祝〈巴声〉出版》均反映了重庆早期白话新诗的面貌：
致劳动家
介眉
亲爱的劳动家，
你是人类的创造主。
你的功劳，却比那耶稣还大，
人类的衣食住，莫不由你们制造；
自己衣不暖，食不起，住不安，终日辛勤，为人作嫁。
你建的房屋，他人住，
你播的种子，他人收，
你织的衣裳，全归他人有。
你是个人，何苦为人作牛马？
放弃幸福，一些儿不享受。
试想想，世界上若没有劳工，
人类还能生存么？
为什么你们做工，他们受福，
你们辛苦，他们享乐？
而今后，你建的房屋，不许流氓住，
你播的种子，不许闲人收，
你织的衣裳，不许荡子有。
你既是人，就应该主张你的人权，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谁来掠夺，你就和谁斗。1921年《人声》杂志第2号。
而《祝〈巴声〉出版》也是当时典型的白话诗：
祝《巴声》出版（节录）
刘正华
《巴声》、《巴声》，巴县的福星！
你尤当知道你自己的责任！
我祝你不畏强御，
“斩荆棘，留白刃”，
向着光明的道上，努力进行！
做巴县的晓钟，
做巴县的明镜，
更要做巴县的指南针！
两首诗洋溢着劳工神圣、努力奋进的“五四”时代旋律，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诗意清楚明白。重视白话的形式，语言直白浅露，正应合了胡适提出的“作诗如作文”的诗歌主张：“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其历史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发行广泛、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如《商务日报》、《新蜀报》、《广益丛报》、《新民报》，都辟有专门的文艺副刊，大量刊登新诗，成为重庆新诗发表的主要阵地，也反映了重庆新诗的发展面貌与水平。新诗数量的增加推动着新诗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走向成熟。如《商务日报》文艺副刊《艺林》刊登的两首诗：
暴风雨之前
刘成辉
收住了红火灼灼的骄阳，
殷隆隆地雷声响着，
光精精地电火闪着，
大气变易了，
一会快有暴雨呢！
殷隆隆不断的声响――响着；
从东方响来，
又延伸到西天去了。
光精精刺目惊心的火闪――闪着；
大的，小的，明，暗，骤，徐，
连连续续地闪动。
――大地上热极了。
闷热呀！
呼吸促促似的。
天气特异了，
一会怕要骤下暴雨罢！
空中的马呀，虎呀，人呀，
飞跑狂奔地腾过去了；
天上如山，如川，如龙，如蛇，
如树，如烟的乌云，墨云，阴云，
晦气，屏屏簇簇不住的快驶去了；
远的声响，
响的愈近；
徐的火闪，
一会定下骤骤的暴雨啊！
呼呼号号扰扰攘攘，
隆……隆……孔……孔洞……乍打
的声响――响呀！
――震响了我底耳膜闻……闻闻！
――余音也没有止住。
骇极了；
这种声响怕听了，
不能不塞着耳朵不听呵！
电火精光闪耀耀地，
惊着心房动动地跳呀！
我不敢再窥望了，
不能不闭着眼睛不看呵！
下雨了，下雨了，暴雨来了，
暴雨骤骤地来了！
一阵阵狂风，
一阵阵暴雨；
狂风和暴雨，
暴雨杂狂风，
洒……洒……杀……鞑……鞑……
打如盆倾泣。
安静的大地，
激成了齐发怒放的珠花万点！
树呀！――拜伏。
草呀！――奔流。
人呀！――恐怖；
杂沓纷乱不堪了！
一会――风也定了，
雨也住了，
电闪也止了，
雷声也灭了，
温款款地艳阳也出来了。
苦燥烦闷的大地，
变了青幽美爱的乐园了！
喧啸混杂的世界，
成了和蔼慈祥的天堂了！
狂呼怒号惊骇恐怖的声音色态，
化着笑迷迷的一片新妍！
――谁不爱暴雨之后！
谁又不盼望暴雨之前快来呢？
一九二三，七，十六于重庆刊载于1923年7月20日《商务日报》副刊《艺林》。
灵感的埋葬
评梅
我感觉不着深长的苦痛
惨切的凄怆：
确是证明了我灵感的埋葬。
在这沉静深蓝的夜幕上，
谁缀了几粒闪荧的美丽的星花？
在这凄切哀惋的笛声中，
谁歌出人间难诉的怨恨？
原不过是刹那的心：
乘着这血未凉，
墨未干，
我把这残痕留在纸上。
诗人沉醉在悲哀的杯里，
他怀疑：
愉快的帏里
为何隐几枝黯淡的红烛啜泣？
人生啊：
永远是在这怒涛汹涌的海上，
摇着这叶似的船儿漂荡；
但静默的灵光；
在何处辉煌？
永远是伴着枯萎的花篮，
卧在蔓草中做梦吗？
但是春风啊：
又何曾吹到枕边？
人间的迹踪，一层层加深；
心中的悲哀，一重重罩笼；
朋友啊：
这便是人生。
对着惨淡的灯光，望着壁上的影儿摇晃；
这时心情，是怎样梦绕着故乡
月光映下窗上的花痕，
猛忆起三年中迷恋的旧梦？
这时心情是怎样悔悟的讪脸？
清静沉寂的深宵：
听夜莺的悲歌，
想人间的波纹；
这时心情是怎样清醒的惊悟？
寒寂的古庙中，
黯淡的佛灯旁；
细捻着念珠，
忏悔着半生迷惘；
这时心情是怎样空洞？怎样平静？
我曾将檀香炉中焚炽的火球，
浸入那阴寒的冰雪地窖；
我曾将毒汁沸腾的药酒，
滴在温熟柔脆的心房。
这种彻骨的辛酸泪，
润满了深宵的枕衣；
我而今才悔悟作末次的忏悔。
斩断了难断的血丝，
补好了难补的洞伤；
乘着繁星在天，
花影已睡，
航了这飞快的船儿，
逃出了深长的孽海！
人间的奇想，
满裹了血泪的丝网，
在冰雪沙漠里埋葬。
更泣祷上帝，
不再闻红艳的希望之花。
谁料忠诚的灵魂，
摹揭起叛旗？
但这不值怀疑；
为了忠诚：
对着惨淡的灯光，
才含泪忍痛这样牺牲。
宇宙中的一切，
都漠然的冷笑！
我感不着；
箭射是怎样的深？
刀刺是怎样的痛？
少女的憨笑是怎样的含情？
青年的啜泣是怎样动人？
那不忍南去的雁儿，
归歌是怎样凄怆？
确是证明了！
――我灵感的埋葬。刊载于1924年2月23日《商务日报》文艺副刊《艺林》。
很显然，这两首诗，已由“五四”高潮时期的直白呐喊，转向了“五四”退潮时期诗人心灵感受的细腻描摹与抒发，无论是在对诗意的追求，还是在诗艺的把握上，较前两年的重庆新诗，都有长足进展。
诗人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特殊的敏感，并能作出及时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后发生于沈阳和上海的“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激起了重庆诗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蹂躏中华民族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发表诗作，以表达抗日救国的心愿。当时发表于《新蜀报》文艺副刊《新新花园》和《劲风》的《东渡太平洋，踏平万恶的日本》、《冲锋》、《战士的死》等就是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称之为局部抗战时期的重庆抗日诗歌。
东渡太平洋，踏平万恶的日本
有为
无数的倭寇！
如潮水般的来临，
惊入耳膜轰轰底炮声！
震动了东三省，
飞机上的炸弹；
掷毁了我数千年的古城，
占夺了沈阳、吉林、长春。
可怜啊，无辜受困的同胞们！
你们知否？
这是帝国主义的野心，
想把中国吞并！
努力啊！奋斗！
快振起我中华民族的精神！
与那无理的倭奴，拼拼！
才是牺牲啊！
也是为了四万万民族的生存。
努力啊！奋斗！
要抱着大无畏底枪刀长驱直挺，
有公理作为我们的后盾，
宁作救国的新鬼！
不为亡国的羞民！
努力啊！奋斗！
杀上前去！
不留停！不留停！
一腔热血，要洒向我们底仇人！
前进啊！前进！
东渡太平洋，踏平万恶的日本！刊载于1931年10月1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新花园》。
《战士的死》表达了战士为保卫祖国，辞别亲人，不惜战死疆场，奋勇杀敌的决心。
战士的死
陈铨
战马在门外嘶哮，
葡萄佳醇在夜光杯里激荡，
我亲爱的人儿啊！
您泪珠儿几滴，
怎熄得我胸中的浩气万丈！
您泪珠儿几滴，
怎熄得我胸中的浩气万丈！
哎！你别伤心，你别惆怅，
谁不欲陶醉着你的微笑？
谁不欲留恋于你的怀抱？
你别怨我无情，
你抱抑情瞧一瞧
倭鬼是如何的凶暴！
眼见着这片海棠嫩叶――我们的祖国，
将要作丰满的食料。
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
我们怎不慷慨悲号？
我要将我的血，
作我们国旗的染料；
我要将我的头，
把那山岛炸掉！
最后我只希望，
希望啊！
有“碧血黄花，浩气长存”的字样，
在我墓头闪烁，炫耀。
咳！酒已干，杯已空，
骑士高呼，
枪声已响，
我无暇再饮酒歌唱，
碎杯将去了啊！
我的爱，
在这最后一瞬间，
我以我的心香，
祝你“幸福无量”！
此外，在当时的重庆诗坛上，还有不少翻译诗，共同抒发着抗日的情怀：
冲锋翻译诗，作者不详，刊载于1931年10月10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新花园》。
半海里，半海里，
前进半海里；
纠纠骑士六百名，
一齐驰向死谷里。
冲锋啊，光明的军旅！
冲进那枪林弹雨！
纠纠骑士六百名，
一齐驰去死谷里。
冲锋啊，光明的军旅！
曾否有人觳觫颤栗？
他们都不知道――
不知就要落下坐骑，
他们默屏声息，
他们不问情愿，
纠纠骑士六百名，
一齐驰去死谷里。
大炮在他们的右边，
大炮在他们的左边，
大炮在他们的前边，
他们依然奋勇前行，
奔向地府去。
去鬼门关前，
纠纠骑兵六百名；
手刃敌人颈，
宝刀照眼明；
骄傲地冲锋陷阵，
全世界为之掉舌吃惊。
深入战地的烽烟，
冲破敌人的阵线；
哥萨克人四散逃窜，
俄罗斯人向后飞奔，
但这不是，不是骑士六百名。
大炮在他们的右边，
大炮在他们的左边，
大炮在他们的前边，
大炮如连珠，响如雷鸣，
弹似雨，枪似林，
英雄落马马坠尘，
他们大获了全胜，
从地府里归来，从鬼门凯旋，
纠纠骑士六百名。
他们的辉光，何时消灭？
他们的冲锋何等猛烈！
全世界为之吃惊掉舌，
光荣的冲锋啊！
光明的军旅啊！
高贵的骑士啊！
这些诗不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灭亡中华民族的罪恶野心，同时也呼唤全民族，为着四万万同胞的生存而奋起抗战，闪耀着敢于牺牲，血溅仇敌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
20世纪30年代，左翼诗歌在中国蓬勃兴起，这股强劲的诗歌潮流，在重庆诗歌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不过由于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重庆左翼诗歌在气势上并不显得激昂和浮躁，而更多了一些含蓄婉转的表达。如表现煤矿工人苦难人生的《铃的哀音》，就是其中之一：
铃的哀音
白衣
露着漆黑的肘，
赤着污泥的脚，
飞骋在热风里，
匍匐在烈日下。
随着铃的音韵，
有一颗旋动的心――
被痛苦蒙上了一层尘沙，
被炭烟熏染得黝黑。
虽然他还有多量的血，
但始终不够自己吮吸。
而绿色的情绪，
也就一缕缕地灌输在心窝。
也许妻在埋怨了，
也许孩子正在哭着饥饿。
过路人没有望他一眼，
都轻悄悄地走过街心。
夕暮他满载着失望归来，
魂魄在车轮下辗转，
弧弦的浪凝沉眼边，
电光里有一个铃子――
在倾诉着过去。刊载于1934年7月26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蜀副刊》。
与左翼诗歌相对，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现代主义诗歌成为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一股潮流对此时的重庆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诗人们一边阅读翻译着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如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马雅科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歌等，一边进行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当时的一些诗人如叶菲洛、白衣、静鹤、歌鹰等等纷纷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并引发了以叶菲洛诗集《昨日之花》出版为契机的重庆诗坛关于“象征诗”与“心像诗”的现代主义诗歌大讨论。重庆的现代主义诗歌，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抒发了这一时期重庆诗人压抑、苦闷与惆怅的心态。如歌鹰的《生之追逐者》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诗作。
生之追逐者
歌鹰
古家河畔，山是美丽的
我是踏过的
呵！无涯而诱人的土地
峰向野兽――伏着旷野
蛇行似的，路躺在乱石里
风，吹呀吹呀，打斜了蝶的昏影
浓烈的一串串花魂
透入鼻孔而深嵌腑肺的
血只在管里奔，奔，奔
这是美丽的日子
一生是凭样的日子
猎犬在后追
驮着恶者的火绳
可是我得爬上爬下
窜呵窜窜――窜向前方
我所拾得的是新的启示
爬下山顶，流泉惹我怅望
但――顷刻会被舍弃的
这样，猎犬只可在后追逃
而且疲命地驮着绳
流泉在我身后低声的呼――呼
歉然的，何止一处
我又得爬上爬下
逃！――趋向一个唯一的方向
而且得的启示又会新底
天是青青
古家河上
我的生命中仅有的遗迹
永是青青的，
呵！无涯而诱人的土地
我足踏过的
古家河畔，山是美丽的
愿此情绪不死刊载于1934年7月26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蜀副刊》。
这些诗歌，注重通过诗歌意象，含蓄而朦胧地抒发诗人的感情，注重一定形式的外在韵律与诗的内在节奏相契合，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体现了重庆新诗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诗坛依靠报纸的文艺副刊，不仅发表各种类型的新诗，还大量发表翻译的外国诗。西方的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拜伦、雪莱、艾略特、屠格涅夫等人的诗歌，都有人翻译与介绍。这就极大地拓展了重庆诗人的艺术视野，在新的诗歌观念和多样性的艺术表达方面，为当时的重庆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诗歌的艺术水准不断攀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重庆报纸的文艺副刊继续刊登新诗，而且一些专业性的文艺刊物，如《沙龙》、《西风》、《山城》、《春云》等也不断涌现。这不仅使重庆新诗的刊载阵地得到了空前的拓展，而且还使一批艺术个性鲜明的诗人不断涌现出来，表明抗战以前重庆诗歌已经进入到一个较为自觉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早期重庆诗歌的代表诗人
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诗人而言，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佳方式，无疑是走出夔门，到更加广阔的现代世界，带回内蕴着现代艺术精神的文学火种，来促成重庆诗坛的欣欣向荣。吴芳吉、何其芳、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等一批诗人，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而成为优秀诗人的。他们有些在外地学成返渝，在巴渝大地上尽情挥洒他们涌荡的诗情；有的在他乡异地徜徉于诗歌的王国，但他们无疑地都成为重庆诗歌的杰出代表。
邓均吾（1898―1969），又名成均，笔名默声，四川古蔺县人。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1912年进入重庆广益书院学习，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艰难而失学，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开始学习写作。1921年春，到上海泰东书局编译所工作，参加创造社，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创造日》等文艺刊物。1922年又与林如稷、陈翔鹤等成立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心潮篇》、《白鸥》、《遗失的心》等大量新诗以及《希腊与罗马神话略述》、《歌德传》（布尔？卡恩斯著）、《艺术》（高尔斯华绥著）、《贫民》（杜斯妥以夫斯基著）等一些翻译作品。1924年邓均吾回川后，主要在川渝两地从事教育、编译和革命工作。1939年初，他在成都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为分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和会刊《笔阵》编委，积极从事文艺与新闻工作，团结进步作家，开展抗战文艺工作，并在《大声》、《笔阵》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文章。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副主席，重庆文联副主席，文艺月刊《红岩》、《奔腾》杂志主编。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均吾诗词选》，收入他在1922―1968年所作新、旧体诗及译诗251首。
邓均吾是早期创造社和浅草社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抒情诗赞美自然，崇尚创造，诅咒黑暗，向往光明，反抗压迫，歌唱自由，探索人生意义，追求新理想、新生活。他从“虚墓般的沉寂”的深夜，听出“‘悲哀’的微语”（《深夜》）；从“一个卖小食的呼叫”中，“表现出全部人生压迫底情绪”（《深夜之巷》）；从“落巢的雏鸟”，感受到“深藏着人生的悲哀不少”（《印象之一》）。他控诉这“僵化的星球”是“忧愁的窟穴”，“更有不幸的群生，在生命的掌中磨折”（《遗失的星》）。他深切地同情“黄尘雨汗的劳工们”：“你们最大的希望不过面包，假如面包也有灵魂，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而悲悼”（《面包》）。他苦苦地探索：“什么是人生的意义？”（《破晓的情绪》）他渴求“万有的创造者”赐给他“一副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自题照片》）。他愿做“一个自愿的歌行者，高唱着创造者的颂歌”（《我梦想着》）。他讴歌“花的美丽”、“月的光明”，因为“有了光明、美丽，宇宙才有生命”（《今夜的风》）。他在“漫漫长夜”中，“渴望着鸡鸣”（《檐溜》）。
邓均吾在对诗艺的追求上也是认真而执著。郭沫若曾称赞他的诗说：“诗品的清醇，在我所接触过的任随哪一位新诗人之上”成仿吾也认为邓均吾是“一个极真挚的诗人”成仿吾：《作者与批评家》，《创造周报》第14号，1923年8月12日。确实，邓均吾的抒情诗，博采中国古典诗词、外国诗歌和中国民歌之所长，意境清新、构思精巧，想象丰富、富于浪漫色彩，语言凝练明快，诗味浓郁清醇，当时备受创造社同仁和浅草社诗友的推崇。
1924年邓均吾回渝后，虽然发表的创作不多，但其诗歌创作与文学翻译工作始终没有停止，偶尔刊发的诗作，仍能显露出对诗艺非凡的把握能力。1929年他秋游北温泉所写的《秋》与《漫步》，就是两首技巧圆熟的诗。在《漫步》中，诗人将时代的感伤与苦闷，巧妙地织入温泉的秋色中，在对诗的音乐性与绘画性追求中，独抒自己的性灵――
慢慢地独自地陟上了荒丘之顶，
暖和的太阳醇酒般的醉人，
田园的野色虽不是芬芳的浓绿，
但衰黄的草际蜜蜂独自嗡营。
宇宙于我已是所劫后的空坟，
在其中可能有新的发现，
只这单调的循环腐蚀我的时辰，
时辰呵，便是那衰红的枫叶。叶菲洛：《昨日之花？附录》，沙龙旬刊社1935年4月出版。
邓均吾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喜欢写旧体诗词，如《乌江道中》、《营州杂诗》、《贫女词》、《六言绝句》等，即便写新诗如《野菊花》、《古旧的城墙》等，也在审美情趣上向传统回归，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发展趋向。
柯尧放（1904―1965），原名大经，字尧放，重庆璧山人。诗人，书法家，工商界名人，曾用根石、容庵等笔名发表作品。其书法成就主要表现在行书、章草上，如为诗友叶菲洛诗集题“昨日之花”四字，“大有二王、东坡行书意味”柯尧放虽为工商界名人，却一生沉迷于诗，自称“工商界的文化人”。他的诗歌创作以旧体诗为主，颇有盛名。柯尧放在抗战时期被推为著名的《饮河诗社》召集人，经常会聚知名诗友在南坪老君洞酬和，并负责为《大公报？副刊》编辑诗词栏目“饮河”，发表诗人们的创作。因此，抗战期间曾有“沈尹默、潘伯鹰、李春坪、柯尧放”合称重庆四大诗人的说法。
柯尧放不仅旧诗创作颇为知名，也写新诗，尽管数量不多，却很有特色。他的新诗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从1928年起，他先后在《西风》、《东方日报》、《合川商报》、《缩影日报》、《商务日报》任主笔、主任编辑和总编辑，1935年与叶菲洛、毛一波等在重庆创办《沙龙》文学旬刊，积极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和新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柯尧放发表在《新蜀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和《大声日报》等各种报刊上的新诗大约有30多首，现有小部分收入其遗著《容庵丛稿》《容庵丛稿》（柯尧放遗集），柯愈勋编辑，1995年6月刊印。《容庵丛稿》内容甚为驳杂，除散记杂论书信等外，主要是新旧诗词。其中收录残存的新诗有《黑暗之门》等8首，记录了柯尧放参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情感印迹。
柯尧放的新诗被誉为战鼓和号角。他在1929年写于重庆“五月革命之夜”的《烈火爆发的时期之二》等诗作大有郭沫若、蒋光慈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的狂飙突进之气势：
朋友们，时期到了！
烈火爆发的时期到了！
满腔的热血拿去快洒，
快洒，快洒，让喷泉添作力的燃料吧。
将那黑暗之网投向烈火里化为灰烬，
救已死的光明在火星惺惺中更生，
――黑暗之网火化了！
――已死的光明更生了！
那时呵，我们齐来自由的起舞，狂饮。
另一首1930年11月“写于风满楼”的《黑暗之门》则表达了“一个漂流的叛徒”――流亡中的诗人对昔日革命的追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对黑暗岁月的诅咒，革命斗志依然旺盛，而诗情表达深沉而含蓄，艺术技巧更为圆熟：
模糊的寒烟虽然笼罩了青年的灵魂，
你却未沉迷于幻想的绿波，花月的梦境；
妖魔的势力虽然布满了人生的旅途，
但你仍捧着红灯在茫茫的暗夜长征！
而今秋神又将告别这银灰色的人间，
西风也将唱着离曲踏着红叶萧萧的归径，
不知你又在哪儿作血淋淋的斗争？
不知你又在哪儿狙击黑暗之门？
这两首诗都写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风雨如磐的岁月，是这一时期诗人燃烧情感的真实记录，其昂扬的斗志与坚定的革命信念，也明显受到早期无产阶级诗歌影响。遗憾的是，柯尧放这一时期的几十首新诗大多散佚而难以寻觅。
朱大？（1907―1930），重庆巴县人，现代诗人。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与同学蹇先艾、李健吾等组织文艺团体曦社，出版不定期刊物《爝火》，并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诗歌。1924年考入交通大学学习，同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1926年《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他是该刊主要撰稿人，成为“新月诗派”诗人之一。1927年他参与创办《荒岛》半月刊，后又参与组织徒然社。1928年他同王余祀、翟永坤合出诗文集《灾梨集》，为“徒然社丛书”之一。1929年又在《华北日报》开辟了《徒然周刊》。193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病逝。
在朱大？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新诗虽然不多，但诗歌艺术水平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曾有过较大影响。因此，无论1931年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1935年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还是1989年蓝棣之选编的《新月派诗选》，都选有其作品。其中《默向凉秋》、《感慨太多》、《春光》、《笑》、《落日颂》等都是清丽柔美的好诗。《默向凉秋》这样吟唱道：
天平孤雁一声叹息，
地上平添一段芦枝，
疑猜：这芦枝是从故乡带来？
咽露的草虫在墙阴，
吐一声回荡的哀鸣，
忍耐，和黄叶同听霜风安排。
吹透不禁风的薄衣，
系逼着澈髓的寒气，
待热酒来温慰凉秋的愁怀；
晚风撕碎芭扇的影，
蝙蝠弄檐前的黄昏，
快爬向心头，筮虚庭的暮霭。
朱大？的诗歌，追求意象的鲜明，节奏的谐和，诗节的匀称，辞藻的色彩感，使听觉与视觉全能感应艺术的美，深得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真谛，又不乏个性化的创新。他的《默向凉秋》将诗人对秋凉的感怀，表现得凄切哀惋，又不失艺术表现的节制。而《春光》一诗通过巧妙的构思，将明媚的“春光”通过鲜明的连类不穷的意象表现出来，由静而动，写出春光诗的气息，大有闻一多诗歌的风采，应是新月派诗歌中的上乘之作――
绿蜡笺上烘出一片云霞，
是杏花倩影投映俘萍洼。
洼里潆洄着浅碧的螺旋，
和淡青的香篆袅袅的牵；
春光撩起这流动的春光。
朱大？还十分注重诗歌意象的创新，从“枯海的遗壳”（《风雨声中的梦》）、“阴绿了的廊下飘起一角素衣”（《夜梦回作歌》）、“蝙蝠弄檐前的黄昏”（《默向凉秋》）、“微芒的残焰喷散淡霞凄迷”（《落日颂》）中找到神秘的摇荡性灵的诗意。可惜他英年早逝，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诗作让我们追忆。
叶菲洛，重庆诗人。1925年开始发表诗作，处女作新诗《奔向天边》发表在成都《白日新闻》上。1934年秋，在重庆编辑《新民日报》文艺副刊《新民副镌》。1935年与赵其文、柯尧放、毛一波等在重庆组织文学社团沙龙社。1935年1月起编辑《沙龙》文学旬刊，创刊号上有邓均吾、陈翔鹤、柯尧放、巴金等人的诗文。1935年4月出版诗集《昨日之花》，其好友诗人书法家柯尧放为其题写书名，书中共收录《春夜曲》、《秋的行客》、《漏泄》、《晚归》、《我的春天》、《行吟》等新诗28首，是其十年间创作新诗的精选之作；在附录中还收入诗论3篇：《诗底意境与音乐与绘画》、《新诗底出路及其他》和《读望舒草》。抗战爆发后，去成都参与发起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与陈翔鹤、邓均吾、毛一波、肖山等编辑《笔阵》、《文艺后防》、《抗战文艺》等刊物，发表《难童曲》、《从梦中来》、《王德林》等诗。
叶菲洛是一个敏感而忧郁的诗人。他的新诗浸润着法国象征主义诗风及30年代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对象征主义有深入认识与透彻把握的基础上，他认为：“象征派的特色，是缥缈，玲珑，迷离，恍惚，与不易理解；其实一切诗作都应该是有此特色。”他赞同这样一种说法：“一切文学，在广义的表现方面都离不开象征主义。”因为在“诗歌的领域里”，更重要的是“感觉”或“感触”，而不是“理解”。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诗歌中，“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所从出之色，音，味，感等所混合的交响曲，不一定有其意义；则安得不缥缈，游离，如花气之氤氲，夜月之朦胧，幽灵之舞蹈，鲛人之夜泣呢？想象丰富而离奇，感觉细腻而敏锐，这便是象征诗的朦胧与缥渺”叶菲洛：《新诗底出路及其他》，载《昨日之花》，沙龙旬刊社1935年4月版。他的新诗正是这种认识在创作中的具体实践。
叶菲洛的诗常带着感伤的情调抒发对现实人生的感悟，有过客的迷失与旅人的倦怠，充满迷茫虚幻的色彩，是多种感觉交融凝成的交响曲，是精雕细琢而成的心灵独语。诗人“以内在的眼/向心之角落处深深注视”（《漏泄》），“以深邃的尚是温柔的双眼，眷望着西山落日的余晖，芽月与银星初恋之光影”（《晚归》）；而“生命是比燕子更怀的”，“燕子永远是时空的过客吗？/自春秋，/自南至北，/何处是可以停滞的家呢？”（《燕子》）尽管“旅人的心有着粉画的色彩，/有着朝阳的红，/有着骡马银铃的叮咚，/有着清新的晨风的动”（《斜月》），但“即使歌喉未歇，/还可以自诱些怆情的泪，/滋润成荫的绿叶，/其如梦魔的蛛纱，/已牵满了檐牙屋角，/专待过客底迷失。”（《远游》）诗人深情而执著地寻觅所得来的，是“比秋更深更深的忧郁”（《春之郁》）。于是诗人将满腔落寞的情怀化为天空中展翅飞翔的白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