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还不把他扶起来！”克格勃少校厉声斥道！
两三个医护人员箭一般冲上来，七手八脚把倒在地上的勃列日涅夫搬回到床上去。
他们战战兢兢，手忙脚乱，额头上冒着汗。他们仍然恐惧——这是另一种恐惧：怠慢苏共中央总书记，甚至……蓄意制造医疗事故，谋杀最高领导人……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克格勃少校挥起手来抹了抹头上的汗，转过头问我：“刚才的场景，全程你都看见了？”
“是的，和别人一样，看见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不想被卷入任何政治风波。从某种角度讲，我对政治权力的恐惧甚至超过了恐惧超自然的灵异乱力。
“但是你看到的要比别人多吧？”少校指着我的鼻子问。
“这……”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因为别人是听到敲击声才进病房来的，而在此之前，都是你一个人在病房里守着总书记，对吧？”他问。
我只能点了点头。
“或许你知道‘大位传于吾儿鲍里斯’是什么意思？”
我用力地摇着头。我确实一无所知。
克格勃少校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用紧张，我们之后会找你了解情况，你如实说就可以了，明白吗？”
我再次点了点头。
1982年11月10日——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日，四十年后我在医院等癌细胞检测报告时，时间都没有那么漫长。交班以后，我回到了宿舍，整整一夜，**********睁着眼睛——就像过了整整一年……我脑海中没有思考任何东西，甚至也没有疑惑、恐惧或者忧虑，只是一片空白，但是我的内心是沉重的，就像被肮脏的石块压住了，重得透不过起来，隐隐约约，我总能察觉到一种不祥预感。
如果你去查气象记录的话，1982年11月10日夜，莫斯科整夜刮着狂风，风贴着阿尔巴特街飞行，贴着高尔基大街飞行，发出狼嚎一般呜呜的哭声，就像十万匹悲怆的狼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蹿行。你还能查到：那一天莫斯科打了一整夜雷，却没有落下一滴雨。老天爷愤怒地咆哮着，但是就是不落一滴伤心泪！
我就这样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就从连夜赶印出来出来的《真理报》上读到了头条：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于昨夜与世长辞。
就在悲戚的风声中，列昂尼德?伊里奇离我们而去了。
他是悄悄走的，走的时候，全苏联的人民都在睡梦中。
我看见，克里姆林宫里，很多人都两道眼泪落下来了，不知是装出来的，还是发自内心的悲伤。那可怕的场景，竟然成了回光返照的勃列日涅夫在人世的诀别。
……
克格勃和政治局的代表没有让人多等。很快，我就被招去问话了。就像审判那样，所有那一天在场的人都被召集到了一起，像是证人一样。克格勃一个一个地问我们话，看我们的话相互之间能否对的上。
围绕“医护人员在治疗过程中有没有失误”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多讨论，总书记本来就是风烛残年，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亲自拍板说医护人员没有问题，不但没问题，而且还很辛苦，要嘉奖！每人发一枚三级列宁勋章。
克格勃的关注点在于勃列日涅夫的遗言。
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昏迷了三个月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会突然站起来，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古怪的行为？
难道是回光返照？
我们被轮流带到小房间里，一个一个地问。
我是重点人物。
“你说的好几点，都和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对不上。”听完我的叙述后，一个金发碧眼的女调查员对我说。
“我所说的都是实情，为我亲眼所见。”我说。
女调查员看了我一眼，问：“首先，你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当时拿着一根手杖。”
“是的，一根手杖。”我说。
“什么样的手杖？”
“嗯……就是普通的那种手杖……”
“什么颜色？多长？”
“不长，大概……一米？一米半？颜色么……那时候房间里黑，看不见颜色……”
“他用手杖敲地？”
“是的，他用力地敲击着，声音特别响，后来那些医护人员之所以会进房间，就是被这声音吸引来的……”
女调查员冷笑了一下：“继续编呀！”
“这是实情！”我说。
“一派胡言！列昂尼德?伊里奇一生中都从来没有用手杖的习惯！最关键的是：你说有手杖，那么手杖在哪里呢？我们搜遍了整个病房，把地板都一块一块挖了出来，掘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你说的拐杖！”
什么？我大吃一惊。
“你可以问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有人都看见了手杖。”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串供的。”女调查员摇了摇头，又问：“还记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当时说了什么吗？”
“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来人！记录我的遗言！’，第二句是‘吾命不久矣……大位传于吾儿鲍里斯！’，第二句他说了两遍……”
“我们找了十四个最好的语言学家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根本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修辞风格！”
“可不仅是我一个，所有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要么是串供，要么是集体癔症。”
我的头脑中一片晕眩。
“你可以出去了！”女调查员冷冷地说。
于是，所谓的调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我完全没有料到，无所不能的克格勃竟然也查不出什么头绪。或者说，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根本就不想再深究。
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底的最深处。苏联解体前，我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包括我的妻子。
但是，我们——当天在场的目击者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聚一次——我们都成为了朋友，一起喝酒，打牌，聊天，当然，每次都免不了要说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那天的奇事。
“‘吾命不久矣……大位传于吾儿鲍里斯！’那话听起来像是基辅罗斯时代的文言，你们有没有从什么古籍或者别的资料中找到这句话？”有人问。
“这一定是基辅罗斯时期某个大公或者沙皇的临终遗言，他想要他的儿子鲍里斯继承皇位，临死前，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说出的这句话……”另一个人回答。
“可鲍里斯是谁？俄国历代沙皇中有叫鲍里斯的吗？”
“只有篡位的鲍里斯?戈东诺夫，但是他算不上是沙皇吧，而且他的皇冠是抢来的，不是‘传’来的……”
“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头儿——苏共中央总书记会在临终说出这些封建主义糟粕来呢……”
每次见面，大家都会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也就为了图个热闹，没有人会去真正深究其中的奥秘。
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一位东方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