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想找到一个可以很好地探究迷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的地方，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则是最恰当的选择。这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完全被迷信的观念浸泡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迷信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无论工作还是娱乐，迷信都制约着人们的计划。它可以使人们美梦成真，也可以使之成为泡影；它能带给人们万贯家私，同时也能让人倾家荡产、身无分文。迷信还影响着男女间的姻缘，它不仅决定了哪两个人可以结成连理，而且举行婚礼的日子还要根据迷信来定。有时，人们在无法将事情处理好的情况下，就会迷信地认为这必将影响一家之父与孩子们的关系，甚至可以使其阳寿大减而失去生命。而当一个人死后，其后人在为他选择墓地的位置、出殡的时间以及入葬的方式上都少不了迷信。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弥漫着迷信的气味，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低级平民。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它的影响和支配，甚至人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迷信歪曲了人们的正常理智和思维，它反复于严密的逻辑之间，挑拨离间、颠倒是非。它不单单在个人家庭中潜藏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国家重大的事务中，例如有关国家繁荣昌盛（我们且不说有关帝国生死存亡的事情）的问题，也往往是由迷信掌控的。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很多可供查证的事实。比如说，一个在中国居住、头脑灵活的外国人一旦同中国人混熟了，那么不久后他就会感到，迷信在这个帝国中就像天空中布满的蜘蛛网一样。他整日都被困在这些蛛网里，跌来撞去，虽然有时他会感到一丝乐趣，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会感到非常烦恼、无所适从。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迷信观念绝不是蜘蛛吐出的丝，而是坚不可摧的钢线。
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儒教或道教的所有形式和内容中都不存在中国迷信的元素。很明显，迷信与宗教信仰毫无瓜葛。但是，如果迷信没有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或许有人会说，迷信根源于宗教，就像雾源于水一样。事实上，迷信的力量是广泛而持久的，同时它还是主动的；而宗教却是被动的、消极的。与虚假的伪宗教相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说，迷信都与之截然不同。迷信属于一种扑朔迷离、神秘莫测、支离破碎，并且无法描述的信仰。它就像是人们在完成一个超自然的宗教体系创作后，手里所剩的残余，但事实上，这些残余要比那个体系本身更具强大的潜能和影响力。当中国人看到一尊被打得粉碎的如来佛的泥塑像时，他可以无动于衷，甚至得意扬扬，但是，当他要出门远行之前，一定要请教星术方士指定某个黄道吉日，方可实施。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道教体系中的各路神灵，甚至骂到他们的祖宗八辈，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允许邻居在其附近某个地方垒起一个低矮的烟囱。
在中国形形色色的迷信形式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一大类具有地形学的特点。它所涉及的内容与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中国人将这类迷信观点称为“风水”。值得庆运的是，在英语中我们找不到哪个词汇能代替这一术语。假设英语中真的有这个术语，那么我们也成了迷信者了。从字面意思上说，“风水”
即“风和水”，但按我们的理解，其真实的含义或许是这样的：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其独特的神秘力量和影响力，人们习惯于将这种神秘的力量看作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因此，对某一地形地貌或者周围环境做出丝毫的修饰变动，都会对那些神秘的力量产生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但是人们常常认为它是恶性的，并且带来灾难。
这种风水所具备的神秘力量有时可以与某个人非常友好，但同时它又可能对另一个人产生反感。因此，一个人可以在某个具体的地点盖房子、做生意，这些不仅不会受到风水的干涉，而且它还会支持、保护这个人类朋友。这样一来，这个人便会财源广进、万事顺利。可是，在同一个地点，如果有另一个人也盖上了相同的房子、做相同的生意，那么他就可能招致大祸临头。因为这里的风水并没有和他产生友谊。最终，他的儿子会死得不明不白，他的生意会每况愈下。他会收到凶鬼恶魔对他的诅咒，然后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假如第二个中国人不建造与第一个人相同的房子，或者不改变房子的样式而改变它的用途，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水之神就会既往不咎，对他不闻不问了。
据说人们可以在某个地点放心大胆地开设肉市，但是，如果人们在这个地方卖干货或五金器具，那么这里的神灵就会闹得人不得安生。再举个例子：如果布朗将自己的母亲葬在某个地方，他的母亲可能在那安息。其魂灵会待在棺材里既不出来打扰别人，自己也不会受他人的干扰。但是，如果另一个人，比如说史密斯也将母亲葬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位老太太就可能在那里饱受煎熬，她的鬼魂会整日折磨着史密斯。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两个人的母亲都在那里安息，但是如果某一天，相邻的琼做了件令其中任何一位老太太愤怒的事，那么她的鬼魂就会从坟墓里跑出来，闹得人心惶惶，整个地方都不安宁。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让她的鬼魂得到慰藉从而回到坟墓里，被打扰的风水也就重新平静下来了。
几年前，几名朝廷的高级官员联名上书，请求皇帝下诏禁止在距皇陵120十里左右的地方开采煤炭和挖掘铁矿。如果在那里开地采矿，则会惊动最近去世的皇后，让她不得安息。同样，也是在几年前，福建总督郑重其事地上书，请求皇帝阻止某些外国人在福州城内的一个山坡上建楼房。他的理由是，据说福州城下潜伏着一条巨龙，整座城市都是建立在这条巨龙身上的。而外国人要建楼的地方，恰巧接近于龙的动脉和静脉。所以，假设楼房真的建起来了，那么其重量将阻碍龙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危及城市。
光绪皇帝之前的同治帝死于1875 年1 月，但是他下葬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10月了。之所以这么晚下葬，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找到哪个地方既能安葬他的遗骸，又不破坏风水。为了使风水平衡，清朝特别选定了两处皇家陵园。一处位于北京城东面约100 里地远的地方，另一处则位于北京城西相同距离远的地方。当历代皇帝驾崩后，则轮流葬在这两处墓地。因为同治帝的父亲咸丰皇帝葬在东陵，那么按照规定，年幼的同治帝便要葬在西陵。但是，根据朝廷里的风水术士观测占卜的结果来看，无论将同治帝葬在西陵的哪个地方，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没有人同意将同治帝葬在西陵，而是要另择他处。由此在长达数月的调查取证之后，朝廷上出现了反反复复很多级别、各个部门的商讨争论，以及对新继位皇帝无数次的质询和答辩。经过这样旷日持久的折腾，九个月后终于决定，同治皇帝坚决不能葬在他理应归宿的西陵。但是通过采取某些带有调和、抚慰色彩的防范措施之后，同治帝被深深地埋葬在东陵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治归葬的问题总算是圆满解决了。而在此之前，这件事是整个帝国最引人注目、街头巷尾谈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御前会议上无数次讨论的中心议题。这件事前前后后共耗费了高达250000 元的资金。而花费的这些钱仅仅是为了确定这么一小块放置一个腐化、堕落、毫无作为的年轻人的臭皮囊的地方，让他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玩世不恭、搬弄是非、趁火打劫的家伙。同时还有一些人喜欢出没于茶坊酒肆和一些公众集聚的地方，在那里大肆散布某事不宜这样、某事不宜那样的言论，并且郑重其事地声称，这些结论都是星术方士、风水先生们经过神秘抽签、集体讨论总结出来的。可笑的是这类人却在选择一块皇家墓地的问题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当然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也会乐此不疲地在某些问题上多多制造困难和麻烦，同治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淳，是清朝第十位皇帝，也是清朝十二帝中最短命的一位，驾崩时年仅19 岁使问题旷日持久、悬而不决。因此如果他们痛快地解决一个问题，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相信这些。如果我们在中华帝国境内对那些装了死人，但还没有入土的棺材做一个统计的话，其数目一定会让我们瞠目结舌。
我们发现，这种棺材大多寄存在寺庙里，还有一些则被存放在死者家中的某个偏僻的屋子里或作坊中，还有的则常年停放在露天，当然棺材上一般都会覆盖一些草垫子。在这些久久不下葬的棺材中，有些是因为家人有钱却没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讲究、铺张的葬礼；有些是由于家人有时间但是没有钱去举办铺张、隆重的葬礼。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棺材不下葬的原因是因为风水。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家庭都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我们在前一章中说道，由于宗教的原因，死去的人一定要归葬在自己先祖的墓地。当然，在他有生之年也一定要请教几位风水先生有关具体墓址的选择和举办丧事的各种细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风水先生总是会指出神灵对这个不高兴，对那个如何反感。因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即通过哪种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将墓地周围的环境和地形地貌重新整理、改变，从而消弭神灵的不满情绪。通常情况下，这种问题可以很容易地被解决。例如，在墓地四周的某一点栽上一棵树，或者将周围的一丛灌木拔掉，或者把附近的一块石头搬走等。这些举动看上去不仅令人发笑，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许多情况下，神灵们也是顽固得不好打发的。所以死人的归葬问题便被搁置一边，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数年。而在这段时期里，如果某个中国人耐不住性子，敢冒风水之大不韪，将死者埋掉，那么这个人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勇气的中国人了。当然我们应该指出，死人的延期入葬并不会对活着的人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因为当死人入殓后，棺材则被封得密密实实，与外界完全隔绝。
毋容置疑，在中国这个庞大的星术方士、风水先生阶层中，也存在一些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游手好闲的人。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以行医为幌子的江湖骗子，还有声名狼藉、徒手游说的骗子，但是这些都是例外，并不是普遍现象。虽然风水属于一种幻想或错觉，但是它却可以支配整个中华民族，使他们服服帖帖。
那些精于此道、以此为生，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阶层的星术方士、风水先生们，和那些请他们阐释、解决自己解不开的疙瘩的人们一样，都属于风水迷信的殉葬品。这里我们再说一说有关同治皇帝归葬的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同治皇帝理应葬在西陵，但是因为风水的原因最终下葬在东陵。虽然当时朝廷中许多颇有才干的官员对此事忧心重重，疑窦丛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就此事进一言、发一语。而在随后的几年里，饥馑连绵、洪水泛滥，以及其他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时，大臣中便有人大胆地向皇帝上书，提出那些灾祸都是因为冒犯和破坏了风水所招致的，是上天对同治皇帝不正确的归葬所降下的惩罚。
如果我们将风水这种可以称作“地理迷信”的东西对这个民族的心态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写出来，那必将是一本厚厚的大书。对于风水，中国的法律承认它具有合法性。比如，如果甲能够在法官面前自圆其说地声称乙因为做了某件事而破坏了他家的风水，或者使他的生意受损，那么甲就有权利到衙门控告乙，并且可以向对方要求赔偿费。即使俯瞰甲的房子的一截烟囱或一扇窗户，都能成为甲控告乙的合法且有效的理由，而且这种案子立即会被受理。在中国，这种诉讼案件的比重是很大的。举个例子来说，几年前，清朝的一位户部尚书，同时也是个较有名气的诗人，就断然拒绝一位著名的美国人在他房子附近垒任何烟囱。因为这样会破坏尚书家的风水。这位美国人是尚书的邻居，也在朝廷里效劳。平日里，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尚书仍然不允许他垒烟囱。于是那位可怜的美国人在寒冷的冬季因为房子里的暖气供应不足，而不得不抱着木炭火盆取暖，身上时刻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后来，北京要建一座与供暖设施相配套的高烟囱，还是因为破坏风水，而使周围三四里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搬迁到其他地方去了。而没有迁走的人则迫使烟囱降低原来的设计高度，从而使供暖设施只发挥了一半的效能。在中国，教堂的塔楼和其高高的尖顶即便没有给建造者带某些麻烦或危险，它们也一定不会被人们当作吉祥之物。因为在中国人眼中，那些建筑物明显地破坏了当地的风水，真是后患无穷啊。人们相信风水必然会以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报复那些破坏它的人。
对于风水给接受它的人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无法做出精确的估量和全面的认识。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影响。例如，有时风水使人处处窒碍，动辄得咎。但这仅仅只是其某些方面的影响；另外，它不仅可以使人变成彪悍狂热的信徒，还能把人变成畏首畏尾的懦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如同胆怯懦弱更让人痛苦和绝望了。它就像人们面对的一种无形的、无法捉摸的却又在冥冥中进行着的危险，使人无法对付，同时又摆脱不掉。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盘根错节、富于变化的迷信体制必然会阻止一个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进步和发展。它会把所有的事物搞得一塌糊涂，最终停滞不前。但是，中国人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麻烦时，则会表现出非凡的韧性和耐力。他们能够圆滑地避开困难，但是当他们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他们则大方地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这一点每个中国人都做得很好。当然，中国人具有冷静的头脑、善良的秉性和务实的眼光。如果没有这些特点，那么在这个庞大的迷信帝国中，人们也许早就变成了失去理智、神经错乱的疯子了。
在慰藉、安抚神灵方面，中国人有大量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促使神灵发挥出对人类有利的作用，从而让人们逢凶化吉、万事顺利。那些所谓的预言、占卜者只不过是一些能掐会算、预知凶险的算命先生。他们不仅可以预知某件事情的吉凶情况，而且还能够事先给人们提供逢凶化吉的灵丹妙方。当你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你常常会发现，街道对面的墙上嵌着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上面一般刻有四个字：“泰山灵石”或“南岳神石”。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中国著名的神山圣地就包括东岳泰山和南岳衡山。因此，人们没有什么成本地从这些山上采集石头，然后把它们切割成正方形。刻完字后，再把它们镶嵌到墙里，这样一来，它们就具备了镇妖压邪的力量，从而造福一方。通常情况下，这种石头都被砌在位于某条街道尽头的建筑物的墙面上。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是，当走在这些街道上的凶神恶煞们看到石头及其上面的字时，便会马上来个九十度左转弯或右转弯，继续前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神奇的石头，那么凶神恶煞则会轻松地穿墙而过，兴风作浪，给居民带来灾难。还有一种可以获得好运、发财致富的方法，既方便又花不了很多钱。这就是在一张红纸上写下祝福的话语，例如“祝愿对面的人得福”（“出门见喜”），或者是“祝愿对面的人发财”
（“出门发财”），然后将这张红纸贴在主人家门上或办公处对面的墙壁上。纸上清楚的内容正是张贴人求福避祸的真实想法。
为了永远镇住那些妖风邪气，中国各个地区的人还建造了很多宝塔，这也成为全国各地区的一种特殊标志。中国人深信，奇数可以带来幸运与吉祥，所以他们所建宝塔的层数无一例外都是单数。如图所示，玉泉山上的宝塔便是如此，同时，因为它的壮观优美，堪称为中国众塔中的佼佼者。这座宝塔就建造在北京西郊，大约8 英里处的颐和园内的山巅之上。
为了达到彻底的趋吉避凶，人们在建造宝塔的同时还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建造小神龛。在中国城市的许多屋顶上，都有这类的建筑物。这些神龛的体积很小，甚至与麻雀窝一样大。实际上，这个小神龛的作用就是保护风水不受冲击和干扰。另外，人们还按照朝廷的旨意，在一些河岸边建造一些比“麻雀窝”要精致、做作和高级的建筑物，这是用来慰藉当地的神灵——水龙。因为人们认为，如果冷落了“水龙”，那么它就会一怒之下，翻江倒海，把河堤冲毁，让平地变成汪洋。
在中国，除了所谓的风水迷信，还有无数种形形色色的超自然的神力威慑着中国人，使人们心惊胆战，唯命是从。比如，中国人认为一年之中有许多黄道吉日和不祥时辰。如果某人欲购买一块田地，那么他必然会在一个他认为是吉祥的日子里完成那笔交易；如果某人要乔迁新居，那么他会为了全家的平安而选定一个黄道吉日搬家；商人若要在新的地方发展生意，他开业那天一定是个好日子；如果是新官上任，那么他也一定会在一个黄道吉日接受官印；举行婚礼或葬礼的日期也无外乎是大家认定的吉祥日子。那么人们在为某件要办的事情选定一个好日子时，都要请教算命先生为自己掐算。当虔诚的人给出一些数字和日期后，算命先生便以此为根据，念念有词地说上几句。经过一番魔术般的程序后，算命先生就宣布出了一个黄道吉日。在决定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否能结成连理时，算命先生则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他的手里会拿着两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两个欲婚配的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生辰八字。仅仅根据这些因素，算命先生就可以推算出这两个人是否是天生一对。如果算命先生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这两个人的爱情就会立即化为泡影，随风而逝。因为他们知道算命先生的结论就是圣旨，就是天意，不容一丝怀疑和争辩，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不会违背天意而行。同时，由于这两个人并没有许下什么山盟海誓，所以取消婚约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没有丝毫的柔肠寸断和难舍难分。
还有一种迷信叫泥土占卜。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论述了，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详细论述。但是顺便说一下，一个多世纪前，欧洲也盛行着一种能够解释和预测人的天数命运的占卜活动。它与中国人的泥土占卜十分相似，就这一点甚至可以同归一族。但是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并没有因袭对方。也许亚洲人的泥土占卜与欧洲人的天数预测同出一源，抑或是两者的出奇相似体现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特点。
当中国人遭受天灾人祸、落魄失意的时候便依赖于迷信使自己解脱，由此也就创造发明了他们独特的迷信思想观念。据说，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宗教感情意识也同样是在这一境况下衍化发展的。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北京城外几英里处至今还保存着蒙古人当时建筑的一堵古老的城墙，城墙的下面有一个早已荒弃的狐狸洞。每到干旱时期，男女老幼成千上万地涌向那个狐狸洞，在那里焚香祷告，祈求清代街边的算命摊位。中国古代以算卦来占卜吉凶，算命成为民间预测未知命运的一种迷信形式狐仙早日降下甘霖。事实上，这些人祷告的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洞，里面连狐狸的影子都看不到。毫无疑问，早前住在这个洞里的狐狸的祖宗们一定是误解了那些虔诚、善良的参拜祈祷者的本意——它们或许认为那些参拜祈祷者到那里来的目的是为了血水、生命，而不是什么雨水。所以，在不知几代之前，老狐狸们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上面这个故事大概会被一些旅行家看作是关于狐仙鬼怪的传说，或者是被一些人认为是荒诞不经的痴人说梦，然而它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每当干旱缺雨时期，即使朝廷也会做出十分荒谬可笑的事情。因此，平民百姓大量涌向狐狸洞口，祷告求雨的举动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当旱灾到来时，皇帝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降旨禁止宰牛。对于这种做法，至今我都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或许它与下面的事实有一些联系，就是在天坛的祭坛求雨时，小牛是首选的祭品，从而使牛带上了一丝神圣的色彩。但是如果这个措施实施后还没有降水，那么皇帝就会亲自走上天坛的祭坛，在那里，皇帝不仅代表他自己还代表着整个国家，向苍天献祭并祈求降雨。若及时雨仍然未降，那么皇帝会反反复复地进行这种祭祀活动。
最终，如果皇帝的这番举动、努力均不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在北京西南几百里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几百年前，在它的院子里的一口井中，有人发现了一块铁，相传这块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此，这块铁便成为了神圣的带有灵性的宝贝被供奉在寺庙里。皇帝多次求雨失败后，便派皇子率领一班人马大张旗鼓地来到这座寺庙，从僧人手里接过那块锈迹斑斑的铁，带回京城。然后在京城的某座寺庙里举行一场盛大庄重的交接仪式，于是这块神奇的铁块便暂时存放在那里。皇帝事先会选定一个黄道吉日，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便会亲自到那座寺庙里，郑重其事地屈膝跪伏在那块冷冰的铁面前，祈求它大显神威，速速降雨，以解百姓之苦。
在皇帝看来，那些使他充满敬畏且不得不皈依的围绕在中国人周围的神灵，其实常常并不是由他主持塑造成形，然后供奉到寺庙里的。但他的确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天然形成的神奇怪异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会立刻跑去对它进行隆重的祭祀、抚慰，祈求它降福人间。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山西省中部偏南的地方有一个灵石县，县城里有一座灵石庙。这座庙的面积不大，但却保存得十分完好，而且环境优美。庙里有几个僧人，个个面色红润、身体健康。很明显，这些人不是穷和尚，并且衣食条件都很好。我在1874年有幸参观了灵石庙，当时我在那里看到了那块神奇的“灵石”。它在那里被几代人顶礼膜拜——这块石头不仅拥有一座专门为自己修建的神庙和几个为自己服务的忠实仆人，而且朝廷还特意以它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县城以及周边地区。这块石头是深黑色的，直径约有4~5 英尺，它的外部轮廓并不规则，近似于一个球形。经过几个世纪的人的抚摸亲吻，其通体已经变得十分光滑、亮泽。关于这块石头的异常神奇之处和与人为善的特征，一位接待我的僧人曾详细地向我讲述过。他的话似乎真的使我相信，眼前的这块石头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它既是一颗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又是一个慰藉所有痛苦、忧伤的温馨港湾。在石头旁边，还有一把锤子，假如谁要是怀疑石头的神力，那么他可以拿起锤子敲一下石头。最终，我坦诚地向在那位僧人吐露了自己对这块石头所具有神力的怀疑，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将锤子递给我，请我敲打一下，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会有什么反应。当我接过锤子，猛击过去时，真的听到了一阵如同铃铛发出的清脆悦耳的声音。这位僧人很得意，自认为是胜利了。但是通过这一击以及这种回应使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块被他们当神灵般供奉的石头即使不是陨石，也一定是当地盛产的一种品质优良的铁矿石标本。
在中国，即使是一棵枯藤老树，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化身。
在这类树木的前面，人们通常会设一个祭坛，而且将当地人敬献的各种供物挂在树身和树枝上。这些供物大多是一块块写在木条上的对某棵树所具备的奇异力量的赞扬之词，或者是一些希望得到它的赐福的人的奉承内容。1874 年，当我进行一次长途游历时，就看到过很多类似这样好的事情。距离山西省省会约5英里的一块麦田边，有一颗满身疤瘤、饱经沧桑的老刺槐，它的树龄一看就有几百年了。可是，当地人却坚信这棵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尧舜时期，换句话说，它已经存活了四千多年的时间。人们虔诚、严肃地传颂着这棵老树的各种神奇之处，渐渐地，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树。这种知名度不仅仅因为它的神秘性，而且还因为它是大清帝国中最古老、最引人注目的一棵树。曾几何时，人们世世代代对它顶礼膜拜。那次，当我有幸亲眼目睹它的风采时，我看到它的身上已经缀满了大大小小、横七竖八的匾。匾上写的有“感谢赐福”、“感谢妙手回春”，或者“有求必应”之类的话。据说，这棵树最能治疗各种眼疾。远远看去，我发现这棵古树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除了匾，它的身上还挂满了布条。人们特意在一块布条上画上了两只眼睛。这一景观是那些听闻此树的神奇力量，远道而来的朝圣者独家炮制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视力在朝拜后一定会大为改观。他们将一块布条的一端固定在树上，另一端则在风中摇曳，呼啦作响。
在中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既荒诞古怪又颇有趣味、花样繁多的迷信活动，它们甚至渗透到了所有普通人的一切事情上。与上面提到的那些迷信活动相比，这些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举个例子来说，任何女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靠近正在打的水井边。在打井人铲起第一锹土之前，他们就在其周围挂起一面小红旗，用它来告诫所有的女性，远离这个地方。虽然我绞尽脑汁地想其中的原因，但是我还是不理解他们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再比如，在中国，你如果要赴宴，无论宴席多么隆重、盛大、费时费力，自始至终中国人都不允许将桌子上任何人的盘子换掉。我曾加过这样的一个宴会，当时共上了78 道菜，整个宴会约耗时12 个小时，其间没有一个人的盘子被更换过。还有一次，我在北京一家当时最高档的饭馆做客。做东的不仅是朝廷上的高级官员，而且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席间他对我说：“我们彼此曾多次被对方邀请，因此非常了解各自的风俗习惯。我曾观察了一下，在外国人包括您所举办的宴会上，每上完一道菜，客人面前的盘子都要被撤下去，然后换上一个整洁干净的。当然，我想您也一定发现我们中国的宴席上从来没有撤换盘子的习惯。那么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以前，我常常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卫生意识，但是出于礼貌，我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回答说不知道。这位中国朋友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继续说道：“或许您将这件事看成是不讲卫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这里流传着一个特别古老的迷信，它表现为‘换餐具死媳妇’。”这种说法应用到宴席上，中国人则认为把盘子换了，媳妇的命也就保不住了。以上仅仅是中国人不胜枚举的迷信中的几个小事例罢了。
在为中国各种盛行的迷信做出概括和描述时，假如我们将其黑暗、愚昧的部分省略掉，那真是太不公正和欠准确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大胆地将这些迷信所导致的野蛮残酷和失去人性的种种行为揭发出来。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就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家庭成员的慈爱关系进行了论述。而这种关系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已经被普遍推广到即使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所有人之间。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这种家族血缘之爱好像走到了一种极端，他们引以为荣。所以，他们在辱骂自己的敌人时，最常用的尖刻恶毒的话语就是指责他们缺乏这种血缘宗族的爱。但是，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他们都不会让一位亲属在床上长时间安详地闭上眼睛，无论他是至亲还是远房。在中国，当一位病人奄奄一息，行将离去时，人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那就是将他从床上转移到地上的一块木板上。所以，只要病人表现出一丝临终时的迹象，其他人便万般小心地完成这个转移活动，但这是一个非同异常的时刻，通常人们都是手忙脚乱、仓促行事的。最终，不是加速了病人的死亡，就是使他更加痛苦。这种结果便是迷信导致的。中国人深信，假如一个人死在了床上，那么这张床就永远被他的鬼魂所占据了，因而这张床甚至整个屋子都不能再供活人居住了。若来不及将病人转移到木板上他就死去了，那么事后一定要把他生前躺过的那张床烧掉，然后将屋子重新粉刷一遍才能住人。
从我们认识中国人的那一天起，他们好像就背负了杀害婴儿、虐害儿童的罪名。所有长期在中国居住，并拥有正常思维的外国人都会清楚地认为，中国的弃婴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但是，一些对这个问题颇有研究的权威人士却非常严肃地否认了这种现象的存在。S·威尔斯·威廉博士是当今一位治学严谨、资格颇深的权威学者，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列举了中国南方的弃婴事实。他说：“针对广东省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这一地区，基本看不到被遗弃的婴儿，并且公众舆论也丝毫不赞成或支持这种做法，虽然法律上就这种现象提出一些相应的惩罚措施。”根据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其中并没有提到或证明中国的北方地区没有弃婴现象。
可是，只要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注意观察，我想他不久就会发现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事实。首先他会在街道上看见许多正在玩耍嬉闹的不同年龄的儿童，然后通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为数不多、技术不高的医生的状况，他会感受到中国儿童的死亡率远高于西方任何一个城市的儿童的死亡率。从而问题出现了：在中国，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为儿童举行的葬礼。也许他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还会向当地的朋友请教，可是他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中国人认为，探讨这种话题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还会给人带来霉运、晦气。于是，某天清晨，当他走在大街上时，他得到了令他恐惧的答案。他看到了一辆运尸车，上面装满了儿童的尸体，两头老牛正拉着这辆车穿过街道。大车前面竖着的一个令人害怕，也表明其使命和身份的幌子。一次，我竟然在一辆这样的车里发现了将近100 名儿童的尸体，他们像垃圾一样被人们扔进车厢，而且大部分尸体都是赤身裸体，有几个还是用麦秸包裹着的，偶尔会有一两个尸体是装在薄薄的棺材里的。每天晚上，运尸车都会穿梭于大街小巷，将那些可怜的小尸体捡拾起来。其中一些不是被狗啃得断肢残臂，就是面目全非、血肉模糊。这些小尸体就像木头一样被扔进车里，然后运到城外，丢弃在一个大招魂——人刚断气时要迅速把游离的灵魂招回土坑里，最后只是在上面盖上一层生石灰和泥土。毋庸置疑，用虐害婴孩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丑恶习俗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那些不幸儿并不完全是有意被虐害的牺牲品，而是至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残忍、最令人发指的迷信的殉葬者。在中国，如果孩子生病了，他的父母则会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地四处寻医问药救治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同西方人的做法一样。但是，当一切处方手段都宣告无效，孩子面临死亡时，其父母则会立刻转变观念，将这个可怜的孩子的衣服统统剥去，然后把他放到院子里的泥地或砖地上。孩子就这样躺在那里，其父母只是静静地观察最终结果。如果孩子通过了这种非人的考验，那么就证明他是父母亲生的骨肉——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的孩子没有几个；如果孩子不幸死掉了，那么他则不是其父母的孩子，而是被人看作是一个变化成人形的妖魔鬼怪，之所以降临到这个家里只是兴风作浪，给家人带来灾难。由于这样原因，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抛弃到大街上，任凭前面提到的运尸车拉走。死去的孩子没有一个人会被自己的父母埋葬家祖的墓地里。如果那样做的话，就预示着这个孩子得到了其父母的承认。但是，对于一个有些头脑的中国人来说，他怎么会接受一个妖魔鬼怪成为自己家族的一员呢？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理论特征，也是他们喋喋不休的根据。那辆运尸车以及车上满载的“货物”，正是这一理论所导致的令人惊恐的结局。很明显，那种将孩子扔到地上接受考验的治疗方法夺去了无数孩子的生命，但是，如果将这些可怜的孩子安置在另外一处较好的环境下，可能还会转危为安，重获新生。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用一种叫故意虐害儿童的罪行来论处因为这种迷信而导致的恶果。
上面提到的这个理论通行于中国社会的每个阶层。朝廷中的军事长官九门提督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人物。有一次他向皇帝告假，说要暂时休假几天，然后得到了恩准。在他复任前的一天下午，他来拜访我。我吃惊地看着他那面黄肌瘦的憔悴样子，急切地问他是否身体有些不适。他是这样回答我的：“不，我自己没有什么病，但是我遇到了极大的不幸。我结婚很多年了，虽然有几个孝顺的女儿，但是您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儿子啊！我想您也能记得三年前，我有了一个儿子时是多么的快乐、自豪。但是，就在两个月前的一天，我的宝贝儿子突然病了。我赶紧把当地的名医都请到家里给他看病，可是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情况越来越糟，最后，大约两周之前，我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尝试，破例请来了一名外国医生。您可以想象，当时的我是多么渴望这位外国医生能够挽救我孩子的性命啊。但是他看过之后，只是摇了摇头，表示爱莫能助。就在上周的某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狠心地将儿子的尸体扔到了大门外。”
就我个人所经历的而言，有一件事使我感触颇深。中国一所教堂的守门人的孙子生病了，这个守门人便将这件事告诉给了一位年轻的外国教士的夫人。
后来，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这位妇人比往日提早来到教堂，就是为了在礼拜仪式前看望一下那个守门人的孙子。可是，她发现守门人家里的门虽然没锁，可开不开，门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但是她还是使出全身的力量把门推开了。进门一看，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孩正躺在地上——仍然挡着门。这个孩子正是她要看望的。当时，这个生病的孩子的父母、祖父、祖母都远远地、呆呆地坐在屋子的另一端。他们虽然满心悲痛，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做些什么。当时已经是十一月下旬了，刺骨的寒风正从那纸糊的窗户缝里一阵一阵地吹进来，而且屋子里没有生火。看到这种情形，年轻的妇人不禁惊叫一声，立刻将自己身上的披肩扯了下来，裹在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身上，然后试图让那个浑身冰冷、几乎断气了的孩子暖和过来。她让孩子的父亲取来一盆热水，然后把火生上，忙活了一阵，那个孩子真的醒过来了，而且好像有了一丝生气。紧接着，那位妇人还嘱咐孩子的家长，千万要把这个孩子好好地包裹在披肩里，并且不要让他远离火炉边。当那位妇人将一切都安排好，确保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之后，才离开屋子走进教堂。但是，一个小时过后，她又一次来到守门人的家。当她试图把门推开时，情况同上次一样，她感觉门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挡着——很可惜，这次她来晚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夭折了。原来，当那位妇人离开守门人的家，向教堂走去的时候，孩子身上的披肩就被人剥掉扔在了地上，然后将他继续放在地上，以考验他是父母的亲生骨肉，还是一个魔鬼。最终，妇人抱着孩子的尸体，努力地劝说其父母，甚至逼迫他们把孩子葬到他们家族的墓地里，可是他们仅同意将孩子装殓进一口薄棺材里，然后在黄昏时分运出城，随便埋在什么地方。
据我了解，那个孩子是家里的独生子，而且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多年来一直谨小慎微地遵奉基督教的箴言和戒律。但是就他们在对待自己孩子的这件事上，他们根本不配做基督徒。通过以上种种事例，我只想说明，中国人的心已经被这种可怕的迷信紧紧地钳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