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资料显示第一座十字架是何时出现在山丘上的，但据信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当天主教势力在国度稳固后。1831年后，十字架开始在山丘上涌现，19世纪末的数目大约为150座，1914年是200座，而到了1940年，丘上已有400座大型十字架以及数以千计的小十字架。
从1961年到1975年间，苏联试着摧毁这座独特的宗教圣地，推倒5000余座十字架。然而，举国重生之后，为数更多的十字架出现在山丘上。不仅邻近区域，立陶宛国内以及全球各地都有人们千里迢迢而来。如今，“十字架之丘”已声名远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专程带着他们的十字架来，在赞颂天主的同时，也祈求他的悲悯，在为往生亲人祈祷时，也为活着的所爱祈福。
还没来此地之前，我已从波哲斯基最近拍摄的一个专集中看到过此处的照片：排成一列的朝圣民众手拉着手，从密密麻麻的十字架山坡底下徒步而过。教徒们形成的人链，把画面上原本就有的宗教气息烘托得更为浓厚。我看过很多表现宗教力量的照片，波哲斯基的这张作品，无疑是同类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之一。
车子离开公路，缓缓驶向黄沙一片的旷野之中。老远就看到，在那一望无垠的平地上，山丘如刺猬般。来到坡脚抬眼观望，天空蔚蓝而深邃，阳光亮得叫人晕眩。白云低低地笼罩着数不清的十字架，仿佛在护卫着这块万民瞻仰的圣地。
小小的停车场上挤满了游览车与小客车，肃穆的心灵福地俨然成为观光胜地。卖纪念品的摊贩在入口处两旁一纵列地等候生意上门，随团体而来的游客围坐在地上享用自备午餐。一对又一对穿着结婚礼服的新人与亲属络绎赶来。结婚当天来插上一根十字架，向丘顶的圣母玛丽亚祈祷平安，已不只是仪式，而是时尚了！
马立欧说：“以前这里很神圣，是立陶宛人心灵的寄托，现在却被赶时髦的人弄得像市集。我以前经常来，现在却挺不愿意来了。”
尽管有些世俗化，但在我们看来，十字架之丘依旧是个令人感动的奇迹。这些无法计数、每天都在增加的十字架，已从整个小丘蔓延到了平地。高达两三层楼的巨型十字架平地拔起，小到像耳坠子的十字架成堆成串地依附在大十字架上，有木雕的、铁铸的，也有陶塑的、石刻的、玻璃的。有的雕工精细、彩石镶嵌，有的只是一直一横的小棒子，有的已开始生锈、腐朽，有的则还带着新刷的油漆味。
这些十字架就像是森林里的树木一样，是活的，是有生命周期的。它们一代代地绵延，把人们内心深处渴求安宁的愿望会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传播四方。
几道不错的立陶宛菜
离开十字架之丘后，马立欧建议到一家小馆去尝尝地道的立陶宛家常菜。车子开了半天，来到乡野中一座有大风车的磨坊前停下来。
见我们满脸迷惑，马立欧笑着说：“这就是我说的餐厅呀！”磨坊内的圆形空间布置得好似老农舍，触目所及都是已有年代的老木头桌椅，非常朴拙、非常可爱。遗憾的是，音响震耳欲聋，播放的是极其聒噪的美国摇滚乐。在我们的坚持之下，店家终于关了音响，顿时天下太平，一片祥和。
马立欧点了几样不同的菜色与一大瓦罐酒，这种用黑面包发酵做成的饮料叫Gira，淡褐色，味道稍甜，口感比啤酒稍稠，酒精度却较低。第一口有点不习惯，令人猜想马尿会不会就是这种味道！不过，第二口就觉得挺开胃了。年轻人解释：“立陶宛的每个家庭都会用吃剩的黑面包做Gira。我妈妈做的Gira，那才叫好喝呢！”
连同这一餐，几天下来吃过的立陶宛食物，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Saltibarsciai为粉红色的冷汤，用酸奶、黄瓜和甜菜根做成。味道咸中带酸，很爽口，立陶宛人夏天最喜欢喝。
Troskinys是用小陶罐炖煮的食物，看起来就像我们的“佛跳墙”，只不过里面没有汤汁，材料也是最平民化的切成小块小块的牛肉、洋芋、番茄与腌黄瓜。食物炖得烂熟，吃起来虽不怎么令人惊艳，可是很抵饱，而且肉是肉味、瓜是瓜味。咱们的“佛跳墙”好料一堆，却都被熬成了同一个味道，不过那又是另一种好滋味了！
Balandeliai是卷心菜，在立陶宛文中也有“鸽子”之意，菜叶裹着调过味的碎牛肉、猪肉与饭粒。上菜时淋上烹煮逼出来的汤汁，菜卷吃完，清甜的菜汤也不能错过。
Kijevo Kotletas是炸鸡卷，取名基辅鸡，可能跟俄国菜有渊源。薄片鸡胸肉把切成丁的红萝卜、玉米、豌豆裹起来，在稠蛋汁里一拖，沾上面包粉，用热油炸。端上桌的鸡卷还冒着热气，餐刀一切，红、黄、绿相间的蔬菜粒顺着鲜香的鸡汁流出来，好看又好吃！
Cepelinou很像我们的彰化肉丸，形状椭圆而饱满，乳白色的外皮很是可爱的，里面包着碎肉。用马铃薯做的外皮口感比彰化肉丸硬实，可咬第一口就让人亲切感油然而生，立刻开始想家。
Blyneliai是用鸡蛋、面粉摊的薄饼，里面可包任何食物，咸的甜的都成。我们吃过的那种是包肉，还有一种包小蓝莓酱与奶酥，再把酸奶酪覆在饼皮上。
立陶宛菜基本上是“简单、清淡”四字，没有复杂讲究的烹调法，就是老老实实地展现食物原味，吃起来爽口，可又感觉不出特别之处。我们吃过的几样菜，感觉除了基本调味品外，很少添加香料，别说花椒、八角了，就是葱、姜、蒜与辣椒也没见用上。无论什么菜色，吃起来都是咸淡适中，口味不偏不倚。总而言之，虽没特色，却很容易让人亲近，吃起来还行。
神父不见了
马立欧年纪轻轻的，办起事来却是相当有效率。看天色还早，他又开了一大段路，带我们到一个叫Dotnuvos Vlenuoeynos的小镇，因为此地有个修道院，主持是位博学多闻、享誉全国、备受尊敬的老神父，姓Staniskovas。
神父出现时显得很匆忙，可是态度慈祥和蔼，一见面就通过翻译问：“除了中文和英文，你们会讲哪一国语言？”原来，神父懂十几种语言，可惜的是，偏不包括我们熟悉的，我们只好用简单的法文和他寒暄一番。不一会儿有家人抱着新生儿来受洗，他就忙着主持仪式去了。
马立欧告诉我们，神父每天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得闲，除了教区的例行事务，还要为从全国各地专程前来的民众祈福、解惑。苏联时期，宗教活动被禁止，所有神职人员都被遣回家乡，而神父在一个叫Paberlc的地方组织了一个收容所，专门帮助酒鬼和吸毒的人戒瘾，让许多人都脱离了苦海。
“也是在那段期间，”马立欧说，“Staniskovas神父开始把自己与其他神父似乎不再有机会穿的圣袍都收集、保存起来。他走遍立陶宛和邻近国家，竟然渐渐收藏了好几万件。年代最早的还有13世纪的，真不知他是如何办到的。这批东西现在已经成了立陶宛的珍贵财产，其中一小部分就在修道院里，我带你们去看。”
就在教堂后方的四合院里，一排房舍的二楼有个很大的房间，像大衣柜那样满满排列、吊挂着令人大开眼界的收藏。这些圣袍看起来多半旧旧的，样式大致相同，但颜色与布料却各有千秋，领口、袖口以及胸前背后的刺绣变化多端，无一雷同。虽没有时间慢慢欣赏，但确实能领会它们的珍贵。
明知这些圣袍是收藏品，可是纯粹把他们当收藏品看又有点不习惯。从小到大，见过的所有圣袍都是穿在某位神父身上的：有圣袍就有神父，有神父就有圣袍，这是永远不变的印象。刚踏入这个大房间时，就好像突然看到这许多神父都不见了，小小心惊了一下！
两位国宝艺术家
第二天，我们的导游换成罗马斯和老波的学生明多卡斯及其女友克丽丝汀娜。
人多好办事，立陶宛人不作兴独来独往。每次的向导组合都有其道理，就拿今天来说，中年的罗马斯见识丰富，年轻的明多卡斯会说英文，有部旧汽车，至于可爱的克丽斯汀娜，当然是来陪伴那陪伴我们的明多卡斯的！
立陶宛人曾长期受异国统治，因此个个都非常爱国，对立陶宛文化引以为傲的情形，特别让人感动。摄影协会显然希望我们能充分了解立陶宛，因此这一天安排的项目是参观国立瑟琉尼斯（Ciurlionis）美术馆，以及位于郊外的立陶宛民俗村。
美术馆虽然规模不大、藏品不多，却让我们的视觉及心灵受到极大的洗礼。两间永久典藏室分别陈列着两位国宝的艺术作品。一位素人女雕塑家Elzbieta Daugviliene （1886-1959）的作品实在是够特别了，在全世界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她用针线把树皮一针针地缝在帆布上，制成像树干般的巨型雕塑，借以表现立陶宛农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情景。乍看之下，这些作品仿佛是从树上冒出来的古树精灵，代替立陶宛人向世间诉说他们的悲哀。树皮纹路跟人物肢体交缠，活生生地化为一幕幕令人过目难忘的受难图。
Daugviliene为土生土长的考纳斯人，父亲于1863年死于反抗俄国沙皇运动，因此她自小由祖母一手带大，从小便得做工赚钱。1919年她结婚后以园艺工作谋生，一肩扛起包括祖母、子女、公婆以及夫家祖父母的一大家子生计，并于1930年起开始展现自己深埋已久的艺术天分，把最擅长的女红与园艺结合，创造了这几尊独一无二的树皮雕塑，每尊雕塑都花费许多年才得以完成。
另一位艺术家，就是美术馆以其为名的瑟琉尼斯（Mikalojus Konstantinas Ciurlionis，1875-1911）。他是作曲家，也是画家，因受手风琴师父亲的启蒙，少年时期就读于管弦乐学校，及长于“华沙音乐学校”研习音乐作曲，也同时在“华沙美术学校”学过两年绘画。成年后，他组织及强化音乐界与绘画界，在推动立陶宛文化的工作上有过重要贡献。可惜46岁那年他感染重病，英年早逝。
他可谓立陶宛的第一位杰出作曲家，所创作之音乐包括交响曲、清唱剧、序曲、弦乐四重奏、合唱曲、民歌、钢琴曲。然而，使其声名大噪的却是绘画。他起初是象征主义者，但很快就在自我探索下创造出了独特而复杂的风格与学派。他在帆布上表达大自然的基本特征和隐喻，无限自由地重新安排大自然的旨意，在空间与结构上呈现出强烈节奏感；绘画反映了探讨哲学跟宇宙的动机、民间传说和对神话的渴慕，以及自我的宇宙观。
这位奇才的绘画作品，神秘主义的味道非常浓厚，用色淡雅，笔触轻飘，景物颜色与轮廓有如罩在一层薄雾之后。画作里的光线不是清晨就是暮色，带点像莫奈所捕捉的光线意境，却比早期的印象派多添了一份超现实色彩。
瑟琉尼斯极受立陶宛人尊崇，罗马斯告诉我们，他的作品跟美术史上的其他派别都不同，风格完全属于自己，也属于纯粹的立陶宛。可惜的是，他虽然在音乐和绘画上的创作量惊人，却来不及培养直接传人，稳固学派。如今，举国上下决意不让任何一张瑟琉尼斯的画流出国内，因此三百余张画作从不外借。
“世人要看瑟琉尼斯的真迹，就只有到我们考纳斯来看！”罗马斯以骄傲的口气说。
传统生活的再现
民俗村位于考纳斯西边的9公里处，占地广大，公园经精心规划，建设了早期立陶宛人的生活聚落。这个国家国土虽小，却在东南西北四大区域各有饶富特色的生活样貌。在古时候，这些地域除了建筑样貌与老百姓服饰各异，习俗也有差别，只是经过上数百年的演变，差异性在今天已不易觉察。
民俗村里十分忠实地重现了这些立陶宛的传统，在文化传承的任务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村里的地形、河流均按原地比例重整新辟，所有建筑的一砖一瓦都由原始房舍拆下，再逐一还原，屋内的家具、用品也都是古董。
难得的是，整个民俗村并无明显的刻意规划痕迹，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历史上的某个时空。看我们对每栋房屋和周遭环境仔细欣赏的样子，罗马斯开心地表示：“你俩真好，对我们的东西这么感兴趣。我带过很多外国宾客来此，有的人不但没兴趣，还会显得不耐烦呢！”
之后，我们在民俗村里用了不知该算午餐还是晚餐的一顿饭，好在我们的胃已经完完全全地习惯本地菜和本地的用餐时间了。每回用餐都有新发现--在这顿饭的最后，我们喝到了据说在一般餐馆里没有的薄荷茶（Metu Arbata）。每份除了一瓦壶热茶、一只陶杯，还有一小碟稠稠的、呈半固体状的蜂蜜。每个人依自己口味把适量的蜂蜜舀在茶杯里，热茶一冲，立刻香味四溢。啜饮半口，精神为之一振，东跑西跑的疲累，随着袅袅上升的热气霎时化无！
回家
第二天，我们必须返回维尔纽斯，以便搭清晨的航班去巴黎转机回台北，将近一个月的旅程，也就在立陶宛这个可爱的国家完美结束。
为了送我们到机场，明多卡斯与克丽丝汀娜凌晨4点多就到旅馆来接我们。我们摸着黑在旅馆门口上了他那老旧的苏联汽车，两口行李箱满满的，大部分是书籍，把轮胎压得扁扁的。
车子从寂静无声的市区驶向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一路上的湖面与草地都披着晨雾的轻纱。我们要离开了，而一切都还未苏醒，望着清新的大地，想到对一切都抱着新希望的立陶宛朋友，我不禁在心中默默祷告：但愿受尽强国欺压的立陶宛老百姓，如今再也不会做被异族统治的噩梦；但愿友人们所憧憬的生活实现时，滋味会像他们所梦到的那样美！
明多卡斯打断我们的思绪，笑眯眯地指着前面，说：“我们要去的，正是太阳要升起的方向！”
是的，我们来自东方，我们的家就在遥远的那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