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人家的理念，了不得。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自己是77级大学生，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惠者。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因为他认为教育、科技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教育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都停办了，后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怎么招生呢？那时候“红”比“专”重要，学习好没用，重要的是思想要好，但是谁的思想好？鬼知道。所以上大学就靠推荐，从“工农兵”中选拔，形成所谓“工农兵学员”。
当然，推荐这个体制，一开始还不算太离谱，推荐上的人也不是很差。其实好多坏体制一开始都不太离谱，但过两年大家已经找到它的漏洞，就开始利用它牟私利，就开始变坏了。邓小平说，上大学推荐，有些人小学毕业，连初中的东西都没学过，就上大学，这怎么行呢？邓小平决定要恢复高考，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大学生，然后让教育部门去办。但当时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很想得通，说毛主席决定的事我们怎么能改呢？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没有被否定。所以他们就尽量拖延，给邓小平汇报说，恢复高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需要长期的、认真的准备，今年（1977年）肯定来不及了，建议今年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推荐。
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得了。就这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就是领导力！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别给我找什么借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领导力，就可能说：“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希望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多征求专家的意见，待方案成熟后再实施。”但邓小平不是这样的领导人，你没有办法忽悠他。所以，77级高考是12月举行的，还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省组织考试，有些省早，有些省比较晚。还有，当时纸张缺乏，没纸印试卷，邓小平批示说，把印毛选五卷的工作停下来，印考试卷子。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你想想，他居然敢把本来印毛选五卷的纸拿去印考试卷子。这就是邓小平，他有理念，伟大的人物一定是有理念的。
加入WTO也是前二十五年的一个重要决策，这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做的。我前面讲了加入WTO对我们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其实还有一点没讲，就是WTO也阻止了我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倒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在2001年加入WTO，过去十年的体制倒退可能会更大。有了WTO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来自国际的约束力，你不能太不像话。但是加入WTO的时候，分歧很大，反对的声音既有来自观念的，也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比如原来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就是靠着关税和配额的保护，才能生存。靠关税来保护，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但是有利于一部分人（包括分配配额的官员），这也是一种既得利益。
当然，有些人反对加入WTO，是观念、理念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阻力是很大的。所以朱镕基被人骂成是“卖国贼”，主持谈判的龙永图也被骂成是“卖国贼”。但是，江泽民、朱镕基他们当时很坚决，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加入WTO对中国利大于弊。也就是说，像江泽民、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当时有这样一种理念，就是相信加入WTO、进一步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好处。所以必要的时候多做点让步也没什么。据说争论激烈的时候，李鹏都说过这样的话：“管他呢，先加入再说。”这很了不起。
总之，理念和领导力对一个国家的改革非常重要。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的理念和领导力，怎么可能要去改革呢？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说法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到90年代，江泽民、朱镕基这些领导人也是有理念的，也有比较好的领导力。
但是很遗憾，过去十年我们的理念没有太大进步，有些方面甚至倒退了。改革前二十五前，我们相信市场，当然我们对市场的信念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开始也不完全相信，后来等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我们真正相信市场了。有时候，市场的力量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谁能想到包产到户几年之后，中国就出现了粮食过剩？谁又能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人的收入就开始翻番地涨？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但是过去十年，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市场了，我们越来越迷信政府了。我们制定了好多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名义下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的权力。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政府部门是“计委”。本来，改革过程当中计委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但过去十年，这个计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当然它的名字变了，原来叫“计委”，2003年改名叫“发改委”，穿了个马甲，但是我们都还认得它。这个发改委现在相当于第二国务院，权力大得不得了，几乎什么经济活动都要经过它的审批，有些审批项目改名为“备案”，但本质上还是审批，甚至比审批还糟糕。但结果又如何呢？是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和投资浪费。2009年政府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四五年过去了，我们知道，凡是政府要振兴的产业都一塌糊涂。最典型的是光伏产业，政府一折腾，问题就出来了。本来有些民营企业家按照市场的规律发展得挺好的，但政府一勾引他，给他各种补贴和扶持，就忍不住了，就开始膨胀，最后是产能过剩，资不抵债。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越来越相信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降低，最后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基本上退出了。
但过去十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从“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现在国有企业又什么都做，全面扩展，原来退出的又进入了，并且强行收购民营企业。当年成立国资委是作为改革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变成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怎么做大做强？就是搞垄断、重组，欺负民营企业。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矛盾要在发展当中解决，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当中解决。但过去十年，我们不再讲发展是硬道理了，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本来，财富的分配公平不公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公平、公正，是不是机会均等。如果你的游戏规则不平等，你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的。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市场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导致不公平，所以需要政府进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然后使最终的收入分配变得公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初次分配为什么不公平？就因为政府权力介入太多，使得有特权的人可以做生意、可以赚更多的钱，没有特权的人就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政府部门破坏市场导致的问题。最大的不公平是特权导致的不公平。现在国务院说要出台收入分配方案，动机良好，但如果思路建立在“市场本身是有问题的，只能靠政府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假设上，这个收入分配方案一定失败。一个国家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上，剩下的才是小问题。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市场本身也有许多再分配机制，包括民间的救济、慈善事业等，这些再分配机制通常比政府的再分配机制更有效。如果游戏规则本身是不公平的，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就像盖大楼一样，如果你这个承重墙本身是不行的，你把泥巴一层一层往上抹，抹得再厚，该塌的还是会塌。这是我们现在考虑收入分配时必须认清的一个问题。不要相信那些理论，说市场导致不公平。
市场确实会产生收入差距，但如果这种收入差距是在机会均等（或者大致的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形成的，就是可欲的，不能说是不公平。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干预，市场上，收入分配在不断洗牌，今天的富人可能变成明天的穷人，今天的穷人也可能变成明天的富人。不像过去的传统社会，不洗牌，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市场每天都在洗牌，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以后，24小时都在洗牌，因为人们在网上买东西，你做得不好，随时可能完蛋。
过去十年我们还有一个理念的倒退，就是法治理念的倒退。十年前，我们强调建立法治国家，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就不讲法治，结果是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法治的社会最稳定。在法治社会，老百姓有问题，可以用司法的途径解决，无需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但在没有法治的社会，本来是法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就要看谁的声音大，所以人们就把小问题闹成大事件，就出现了好多暴力事件、群体事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领导的关注。你不走到那一步，没人理你。
法治倒退最典型的就是过去几年的“重庆模式”。薄熙来在重庆，以“打黑”的名义乱抓人，公检法联合办公，那已经回到“文化大革命”了。如果我们整体上没有法治理念的倒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不会。薄熙来的做法没有合法性，肯定被阻止了。出现了“李庄案”这样的事情，连律师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老百姓的权利怎么得到保证？我们中国人有个奇怪的观念，好像为罪犯辩护就是坏人。为什么要律师？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给律师创造工作岗位。
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是弱者，我们随时可能会受到侵害，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所以才有了对律师的需求。有一个故事很有讽刺味道，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被抓之前知道自己要出事了，就给一个在律师协会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说：“我进去以后，你一定帮我找一个好律师。”朋友嘛，肯定要帮助，但这个朋友私下里跟我讲说：“当时我就很想问他一句，你现在想起律师了，你在位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律师的？”薄熙来可能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有一个好律师给他辩护，但他在位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法治原则破坏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了。
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与两种错误思潮有关。第一种思潮出现在2004、2005年，就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失败论。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收入差距，看病贵看病难，上不起学，环境污染，地区不平衡，等等，都是新自由主义主导改革的结果，是市场化的结果。怎么办呢？就是要加强政府的干预，加强国有企业的力量。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就停了，其他的一些改革也停了，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失去了正当性。但到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自信心马上来了。
为什么前面说改革失败了，现在突然变得好了呢？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中国没有接受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没有走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道路。“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对经济的主导。这两种思潮表面上不同，前者说我们改革失败了，后者说我们改革成功了，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改革失败论是否定前二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模式论是反对今后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中国改革到这一步正好，之前的改革不能否定，但之后不能再往前走了。如果说改革失败论为2004年后的反市场化政策提供了正当性，中国模式论则为2009年后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国进民退提供了正当性。
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的思潮，错误的理念，如何阻碍了我们的改革进程。如前所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这个理念应该得到重申，否则改革就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