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至关重要，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但所有这些背后靠什么？靠企业家精神。
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主要是发现不均衡，或者说是“套利”。中国下一步增长的关键是中国企业家能否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首先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做个判断，两个方面：一是趋势性的，二是周期性的。从趋势性角度看，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高速成长后必然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下调到多少？大家普遍认可的是7％左右。这是不可避免的。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现在正在消失。从周期性角度来讲，特别是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推行了非常强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增长都是零甚至是负的，中国维持着9.2％的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还没有付完，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问题。由刺激政策导致的问题在2013年甚至2012年、2011年都已经出现了，但我们仍然在用一种方式试图避免，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从周期性角度和趋势性角度，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会有巨大的困难。
我喜欢引用哈耶克的一个比喻：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就像抓着老虎的尾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抓着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跟着老虎跑，累死了；另外一种是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2013年6月份可能想放开老虎的尾巴，差点被吃掉了，大家知道出现“钱荒”，接着赶快又抓起老虎的尾巴。但这没有办法持续。下一步爆发问题可能是在地方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很多地方政府欠钱还不起，政府还不起钱就耍赖，这会影响到企业。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最后收不回来钱。这是从趋势和周期两个角度讲的两方面的问题。
更长远的经济会怎么样？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潜力，最大的潜力是市场规模，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至关重要，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但所有这些背后靠什么？靠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今天我们消费的新产品、使用的新技术，全是企业家精神所开发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很多人仍然将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政府投资。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那前面所讲的7％能否达到都是个问题。
企业家做什么事？我总结了两个功能：一是发现不均衡，二是创造不均衡。经济学里讲“均衡”是指所有资源都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没有盈利机会了。但事实上现实不是这样的。企业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赚钱的机会，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利润就会逐渐消失，市场趋向平衡。企业家的第二个功能是打破均衡或者创造新的潜在均衡。比如大家使用电脑，电脑市场已经饱和了，靠这个赚不了钱，但苹果公司生产出了iPad，这个东西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是靠创新。当然，这两个功能经常捆在一块。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主要是发现不均衡，或者说是“套利”。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比如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类企业家是商人。第二种是跨时套利，预计明年、后年某种东西会变得贵，现在开始生产或买进，到时候赚钱。最典型的套利是在金融市场套利，金融套利行为类似于投机。第三种套利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套利，比如很多人无所事事，但很多产品供不应求，这时候只要把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就可以赚钱。
过去三十多年大致是这样的，比如投机倒把可以赚钱，乡镇企业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现在生产什么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市场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当然过去也有创新，但只是模仿型的创新，也就是把外国的技术拿来在中国市场上发财。但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后发优势慢慢在消失，所以中国下一步增长的关键是中国企业家能否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是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你说出来多数人不会同意、不会认同，但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或者服务，这时候你对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自己也从中赚了钱。今天经济增长依靠的很多产品，三十年前没有人想到。同样，未来三十年，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和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要想象的。一百年前那个时代已经有了汽车，但汽车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有人想到普通人应该用汽车，但亨利·福特想到普通人应该用汽车，所以创造了自动化装备线，生产了T型车。四十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认为这个软件未来每个人都会用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它。十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点大部分人现在不知道，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
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能被开发出来？依赖于体制。目前我国体制上存在着很多障碍，大致有两方面：第一是经济体制方面，第二是政治体制方面。
就经济体制而言，一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尤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一种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
二是政府管得太多。哪些权利应该是老百姓的，哪些权力是政府的，即所谓私权与公权的划分，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国家的体制在计划经济下把私权公有化，后来改制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做得仍然不好，比如政府部门的大量管制侵害了人们自由创造、自由创业的权利。
三是金融市场的不自由。企业家的想法要变成一个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创新就得不到很好的资源。好在我们知道过去二十多年有很多外国基金，比如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进入中国，帮了中国很大的忙。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中国大量的储蓄被无效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是给了美国政府，带给我们麻烦。还有大量储蓄资源被国有企业占用，比如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国有企业利率5％、6％，民营企业10％以上。
四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很多是具体司法当中的问题。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旦被指控犯了什么罪，把他抓起来，他的财产很快就被处理掉，这是违法的。处理他的财产需要在法院判决后，但政府不遵守这样的规则，即使他无罪释放出来，财产却失去了。
政治体制方面，一是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前面说的产权得不到保证，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并没有落实司法独立原则有关。目前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二是寻租和腐败。政府权力过大一定导致腐败。我们不要以为赚钱的企业家一定靠创新或者套利，其实有一部分人是靠寻租，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高科技公司，有些人靠写好申请、搞好关系，拿到国家的资源，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企业家精神，但如何开发和解放企业家精神，依赖于我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