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举无疑给徐光启全家带来新的希望，甚至一些社会上层人物都对徐光启刮目相看。当时上海的大官僚地主顾冒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徐光启的儿子。徐光启金榜题名，虽感荣耀，亦有自己的苦衷。他20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这十年中，徐光启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攻读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上面。其实，他并不是十分热衷功名的人，他参加科举考试，一是为了遂父母心愿，二是为了改变困窘的家庭状况及自卑的环境。徐光启也并不在意八股时文，他后来曾对儿子说，那都是些雕虫小技，于经世致用无补。他更关心的是可强国利民的经世实学。因此他在埋头诗书和八股文的同时，也阅读了不少兵书和科技书籍。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徐光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明代晚期：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浪潮迭起，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愈演愈烈，东北地区西临着女真族的一次次进攻，国家危在旦夕。此时，胸怀报国之志的徐光启把目光投向科技，希望利用科技最终富国强兵，拯救祖国。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污蔑为“奇技淫巧”。我国一度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至明代已经落后于西方了。所以，利玛窦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介绍给徐光启时，徐光启的思想中就萌生了借西洋先进科技补中国科技不足，介绍西洋实用科学以振兴祖国的热望。徐光启入了天主教，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译介西学，会通中西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
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不仅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他决定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着，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翻译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这项工作对徐光启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何学对徐光启来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尤其是，一些学术名词的翻译，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充满澎湃的激情，他仅用了约一年多工夫，就以顽强的意志力译完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的出色程度为后人所赞誉，梁启超评价此书时说：“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然而徐光启译介西洋科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阻力首先来自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洋学术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和诱饵，是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正因如此，他们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绝不是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利玛窦了解到中国帝王看重历法，想通过先译介天文历法书籍打通中国政府上层，而徐光启认为数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在徐光启的一再坚持和敦促下，利玛窦才勉强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几何原本》一共15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6卷，徐光启很想全部译完，但利玛窦却借故一再推托，终于没能完成全书。徐光启无限感慨地说，这也是西洋人奇货可居啊！
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朝中的保守官僚士大夫。这一部分封建官僚对耶稣会士持仇视态度，在排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对西洋学术也一概加以贬斥，攻击西洋学术乱人学脉，是“奇器淫技”。因此他们主张厉行海禁，驱逐耶稣会士。在攻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国内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些入了天主教的官员更是他们讥讽和诽谤的主要对象。诸如“目无君父”、“不尊礼法”、“擅入邪教”的字眼如雨点般砸向徐光启等人。对于保守派的攻击，徐光启给予了严正驳斥。他认为西洋传教士播扬的科学技术，都是“致国家强盛，保天下太平的良策”，鲜明指出，如果西洋学术“真的有利于我国，又何必说什么远近呢”。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徐光启在《简平议说序》中极有远见地宣言，打破民族障壁，虚心博采外域先进文明，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徐光启在此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更兼一种广阔的世界观和难得的开放精神。
晚拜宰辅，鞠躬尽瘁
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纶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崇祯帝下令追赠其为少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徐光启的故乡——上海徐家汇安葬。
徐光启以赤诚之心示祖国，以开放之心献科学，以进取之志求真理。传播文明之火，成会通中西第一人；身居高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图自强。明末清初的查继佐赞美他：“生平务有用之学，尽绝诸嗜好。博访坐论，无间寝食。”
马士英——庸琐鄙夫、饕残恣恶的南明奸相
明朝末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之鞟。
这首民谣讽刺的正是明末祸国殃民的权奸马士英。
拥立福王，弄权营私
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出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据说，他原本姓陈，家居广西腾县，和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是同乡。5岁那年，他被一个姓马的槟榔贩子收为养子，从此就改为马姓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8岁的马士英中进士被授南京户部主事，其后他一直官运亨通，升迁到了右佥都御史要职。马士英自幼家境贫寒，备受富家子弟歧视凌辱，因此，年轻时他发奋读书，立誓要当大官，挣大钱，改变自己的穷酸地位。后来虽然达到了目的，但马士英仍嫌官小权轻，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多次挪用府库公款贿赂朝贵。结果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马士英鸡飞蛋打，不但未见升迁，反而丢官削职，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阮大铖，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逆案被削职的权奸周延儒突然莫名其妙地被内召为内阁首辅。这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阮大铖闻讯后欣喜若狂，赶忙携带巨款，前往拜访，满心希望捞得一官半职。他在周延儒面前大骂东林党如何卑劣，诉说钦定逆案不公平。可是阮大铖拍马屁偏偏拍到了马腿上。周延儒只好以实情相告：“我这次升迁，全仗着东林党人出力，可是你的名字还挂在皇帝定下的逆案里，不好办哪！”阮大铖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亏得他在官场里混了多年，马上将话锋一转：“其实我个人得失进退是次要的，但有一个人却不可埋没，”阮大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瑶草(马士英的字)怎么样？”周延儒贪图阮大铖那一大堆白花花的银两，不好推辞，便答应有机会就给马士英封官。说来也凑巧，第二年凤阳总督高斗光在与张献忠农民军决战过程中，连失五城，被逮捕治罪。周延儒乘机替马士英说情，让他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马士英对阮大铖可谓感激涕零，发誓日后握有大权时一定要提拔他。
马士英官场上再度得势，而明朝的统治却无可挽救地在迅速崩溃。崇祯十七年四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身亡，长达270多年的明朝统治覆亡了。马士英感觉到自己刚刚拥有的一切很快又要离他而去了，终日恐慌不安，如坐针毡。他天天派人四出打探消息，揣度着时局的走向。
明朝覆亡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恐慌。为继承明统，他们决定拥立新君，重建朝政。但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南京各派官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这种混乱局面对于马士英来说犹如一针强心剂，他预感到自己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士英毫不犹豫地卷入这场政治争斗。
这场争斗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为主导，一派以马士英为核心。东林党人翰林院詹事姜日广、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的潞王朱常芳。他们认为福王虽系神宗亲孙，“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会重提“国本”、“梃击”、“移宫”等旧案，引用奸邪，与己不利。因为东林党曾经逼迫福王父亲朱常洛到洛阳就封，福王与东林党结下了世仇。而且，东林党参与三案争斗，久为政敌所嫉恨。假如皇帝重翻老账，再如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进行攻击，东林党的日子就难过了。
但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力主按伦序继统，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如此卖力地维护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封建继承制度，当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福王是一个昏庸无能、只知玩乐享受的宗王。马士英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可以为己所用。
狡猾的马士英表面上虚张声势，继续与东林党人争执辩论，暗中已在采取行动。他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了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事已至此，史可法等人也无可奈何，只好被迫放弃原议。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
马士英在与东林党人争斗的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胜利，不觉颇为得意，福王只是我扶上皇位的一个傀儡，一切大事还不是我说了算。然而事情并不以马士英的意志为转移。东林党虽然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受挫，但却成功地掌握了内阁权力。其中史可法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马士英则屈居史可法之下。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是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非常有才华。他青年时代就深受东林党影响，立志以国事为重。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史可法受命四处征剿，屡有战功。而且，他治军廉明有信，深得士兵爱戴。因此，他在朝廷内外享有很高威望。
史可法掌权引起马士英极度不满和恐慌。他连续召集心腹死党在家中进行密谋，商讨如何排挤史可法。有人提出应从东林党与福王关系上寻找突破口。这一下可提醒了马士英。他立即翻出一封史可法写给马士英的关于拥立福王“七不可”的亲笔信，连夜秘密地交给了福王。福王看了信后，当然很是不满，遂有意要调离史可法。马士英则趁机指使高杰、刘泽清等连连上疏，催逼史可法离开南京，督师淮扬。掌握着内阁大权的东林党则一致加以抵制。弘光帝这下可为难了，既不想委屈马士英，又不敢得罪东林党，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由大臣们商量谁留在京师辅政，谁领命督师淮扬。会议一开始，马士英就不怀好意地说：“我现在年事已高，对于征战之事恐怕是难以胜任了。不过，宪之(史可法的字)向来治军有方，而且深得士兵和百姓爱戴。我看，这带兵防守之事，还是由宪之承担最为合适”。高杰、刘泽清等人立即随声附和。史可法心里十分清楚马士英的阴谋，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同意出镇淮扬。这样马士英遂得以留朝辅政，独揽了大权。在以后很短的时间内，朝廷又连续追加马士英锦衣卫指挥佥事、建极殿大学士等一连串要职。一时间，马士英可谓如日中天，炙手可热。
引举阉逆，排挤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