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就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找到德才相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为何“史无传”、“书绝版”、“地无物”？
范蠡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从楚到越，由越到齐，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流亡者到大富翁，范蠡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宏远的谋略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灭亡称霸诸侯的吴国，创造了扶危定倾的奇迹，以“勇而善谋”、“能屈能伸”着称于世。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称得上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奇才、谋略家。
一个伟大神奇的历史人物为什么长期被埋没而不被重视？夏廷献同志在《范蠡》一书后记中作了深刻精确的分析：
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范蠡做到了。他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
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急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的第一人。
治产经商，富至巨万。同代人望尘莫及，后代人难望其项背。范蠡身体力行，饲养五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总结一套管理术，专着《致富奇书》填补历史空白。提出“物价贵贱随供求关系变化”之理论，开认识价值规律之先河。后人对富翁以“陶朱公”相称，即由范蠡而来。
范蠡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堪称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圣星（民间称商人范蠡为财神）。他的重人重谷、韬光养晦、兴国方略至今仍可借鉴；他的持久防御、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军事思想至今熠熠生辉；他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的经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传奇人物竟然：
史无传。太史公司马迁尽管对范蠡十分赞赏，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肯定他“富行其德”的高尚品德，但并没有单独为他立传。只在《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中作为“附件”提到范蠡，“待遇”还不及“酷吏”、“游侠”、“滑稽”者。其他史家史书更不用说了。
书绝版。范蠡生前写有不少专着，兵法、经商全有，甚至养鱼亦有“养鱼经”。可惜他的“兵法”只在《汉书·艺文志》上保留一个《范蠡（兵法）两篇》的题目。阐述经商之道的《致富奇书》，也只在其他史籍中看到书目，无法看到两部宏着的全文。人们研究范蠡，只能从《史记》、《国语》等典籍有关部分，捕捉其闪光思想，吸收有价值的信息。
地无物。国人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显着特点是修缮、重建、新建人物生前故居、官邸；或在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立石刻碑。一个孔夫子，全国有文庙；一个诸葛亮，多处武侯祠，就是明证。范蠡没有这样纪念性建筑物。他老家南阳没有，他生活、战斗过的浙、苏、鲁等地也没有。虽然华东等处有“蠡城”、“蠡口”、“蠡园”等，但除了地名，并无实际内容。“蠡园”中树起的不是范蠡塑像，而是美女西施。范公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为何会这样？
因为范蠡犯了古代为官为人的三个大忌：
不愚忠。封建文化需要大臣的“忠”达不到“愚”不行。亡国可以，不忠君不行，这就是“标准”。符合“标准”的典型是贯彻“终身制”的诸葛亮。明明看出后主刘禅是个窝囊废，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蠡看出勾践阴险狠毒，“不欲功于臣下，疑忌之心已见”，不可再处，一甩袖子把相国辞了。“晚节不忠”，犯了大忌。生前身后遭贬，就一点不奇怪了。时至今日，应以新眼光审视“忠”字，提倡“忠于事业”的典型。范蠡正是这样的楷模。他不把个人进退荣辱系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寄托在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治国成功，又去经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
不清贫。传统文化是歌颂“隐士”的。不居庙堂，就退隐山林，或吟诗作赋，或修道成仙，脱离百姓生活才高尚。“相国级”的汉初三杰之一、留侯张良功成身退，云游名山，修炼气功，后人倍加称颂，至今秦岭留坝尚有规模宏伟的张良庙，供人瞻仰追念。范蠡辞官，若真是“泛游三江五湖”，无所事事，名望恐怕不亚于张良。他不愿老死山林，毅然选择“士农工商”的第四等级职业，亲自饲养贩卖五畜，以“酒囊皮子”俗名，和“下里巴人”滚在一起，大失身份，犯了“不清贫“的大忌。尽管人们羡慕他的富有，但却羞于谈他的经商之道、致富业绩，更不用说为他树碑立传建庙了。重官轻商，是中国文明历史一大悲哀，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在终于认识到“无商不富”的今天，更应该为范蠡这样的先行者“落实政策”。
不检点。世俗很看重个人行为。尤其是“作风”是否清白。范蠡生前身后没有受到应有尊重，有一个致命原因，是传说他辞官后把美女西施带走荡舟于江湖。把世人瞩目之美女带走，这还了得！一向重视人品的国人，如何向这样不检点之人顶礼膜拜。实际上，正史没有西施其人。据野史记载，西施在越王献于吴王之后以“亡国之女”沉江。司马迁写到范蠡，提到了他夫人和儿子，绝无西施二字，更无三妻四妾——那个时代，范蠡这样级别的大官，一妻几妾，实属正常，但范蠡没有，这就说明范蠡个人生活十分检点。功高遭妒，名高受谤。范蠡兴越灭吴，功垂青史；辞官经商，富甲天下，难免遭人暗伤。“美人计”，百发百中；“莫须有”即为“有”，谣传成真理。这种刺激性“传奇”把范蠡打倒了，弄得身后连魂魄都不能回归故里。
范蠡为何归隐？
范蠡艰辛劳苦、尽心竭力地帮助越王勾践消灭吴国，洗刷了当年亡国称臣的耻辱。之后，范蠡又辅佐勾践北上进兵，与中原的齐国、晋国争霸，并最终称霸诸侯，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也被封为上将军。
但是，越王勾践当上霸主之后，范蠡就立即离开了越国，最后在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住了下来。后人所讲的陶朱公的故事，指的就是范蠡。范蠡本来可以做大官，享受荣华富贵，却为什么要归隐呢？
原来，范蠡认为，越王勾践为人可以与他同患难，却难以和他共安乐，自己盛名之下难以长久安居，于是就写信给勾践说：“臣下听说，如果君主忧愁，臣子就该辛劳；君主耻辱，臣子就该去死。当年大王在会稽受辱，我之所以不死，正是为了报仇雪耻。如今大仇已报，臣下也应该得到当初应得的惩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