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编制三峡库区文物抢救规划时，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家曾进行过试掘，有人怀疑此处是古代文献上记载的朐忍县城，但县城有多大、是由什么人居住、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依然给考古工作者画了一个又一个问号，一切都仅是一种推测……直到一方封泥的出现。封泥是秦汉时的古玺印，保存了大量秦汉时期官制、地理方面的资料。
在距离云阳旧县坪遗址70公里左右的李家坝遗址，1994年，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方封泥，上有“朐忍丞印”四个字。“从此可见，李家坝遗址秦汉时在朐忍县城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且朐忍旧址应该就在附近。”
1998年，黑龙江考古所在云阳旧县坪开始发掘，遗憾的是，1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1999年10月，吉林省文物考古所三峡考古队的研究人员正式进入旧县坪进行遗址发掘。
发现一：现大型冶铸工业区
“当时清理出一个搅拌坑，陆续出土了铸造各种兵器的陶范。”王洪峰说，搅拌坑是一个上大下小的楔形坑，是用来提取加工制范原料的一种容器。等铸造厂不再使用这个搅拌坑时，它就成了“垃圾处理厂”，人们将废料或垃圾扔进坑里。两千多年后，这个临时的垃圾处理厂昔日的“废品”成为考古专家复原当时铸造厂情况的重要依据。
在这个坑里，陆续出现了如刀、凿等工具和箭镞等兵器的残范，以及鹿角做成的制范工具，其中一件戈范的发现让人惊喜不已。当时的领队傅佳欣说，这件戈范应是上下双合范，但只有一合十分完整，它的内胡很长，形制与湖北、江西出土的战国中晚期中原流行的戈相同。
它的出现可推断这个铸造厂早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形成规模；在这里出现这种戈可以说明战国中晚期巴人的生活区已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交流或战国晚期秦灭巴，在铸此戈时，秦的势力范围已到达三峡。
2000年，该遗址继续发掘，在附近又出土了十多件汉代的鼓风管、熔炉及用于铸范的骨角器。根据出土的文物数量，证明当时这个铸造作坊有相当的规模，应是一个近2000平方米的大铸造厂。这个冶铸遗址的发现是峡江地区最早、最大的一处。
2000年，国家文物局的专家组认定该冶铸工业区一定与朐忍县有关。出土的战国戈范被定为一级“国宝”。
发现二：形状奇特的木尺
2001年，考古人员在旧县坪遗址中一个六朝房址附近发现了一个深达15米的坑，上面呈圆形，中间呈方形，下部一直挖进岩石层。
“六朝人挖这样一个深坑究竟有什么用？”王洪峰说，“我怀疑它是当时作祭祀用的，但现在还未发现足够的证据。”该坑中出土了许多木牍、木简。其中5块写有文字，文字大部分难以辨认，仅有两个字“东阳”容易辨别。《水经注》中“东阳”是一个滩名，据记载，从朐忍到故陵中间有一个水滩。
一些考古专家怀疑这些木简所记之事与水运有关。目前正在对这些文字进行研究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书法文献学博导丛文俊先生认为，这些文字都是武帝前的早期汉隶，其内容可能与当时行政记事有关。
从这个坑中还出土了两个形状奇特的木尺。与通常所见的平板尺不同，这两件木尺的横截面呈五边形，刻度刻在其中一个斜面上，更奇怪的是，尺的刻度不等距，前两个相等，后来的越来越大。这与以往发掘所见到的汉代铜、木、竹尺都有所不同，其分寸刻度都长于秦、汉之度。如果不是巴人特有的尺度，那么这两件尺在当时就应有特殊的用途。
发现三：朐忍县衙“浮出地面”
从1999年至2003年，旧县坪遗址发掘的结果表明，各发掘区在汉、晋特别是六朝时期一直有人居处。旧县坪即汉、晋朐忍县城很令人信服：遍布整个遗址的残砖碎瓦以及种类数量颇多的瓦当、数以千计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等货币、2004年专家们发现的“军曲侯印”和“军假侯印”、峡内仅见的记事木牍以及“朐”刻款的陶钵都可以证明，旧县坪遗址是这一带汉晋遗址中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是2004年发掘到的台基建筑和“朐忍令景云”碑这两个重要发现，使得这一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该台基是古代大型建筑的基础，用黄粘土和红壤土相间夯成，其上留有六朝时期一座多达4间的建筑残迹。在建筑内的础石之间砌有条石和墓砖摆砌的墙基。在房址西起第二间的西南角部，还发现一处窖藏，出有青瓷碗、罐和铁吊灯2件。台基东部房址后面出有一块蟾蜍造型的巨型础台，台基南侧也出有瑞兽和禽、蛙的肖形础石各一块。据考古人员介绍，这种制作精美的金蟾础石在当时只有官府才使用。另据“朐忍令断碑”推测，这座台基和其上建筑很可能就是朐忍的衙署所在。
发现四：揭开古县神秘面纱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所三峡考古队的专家聂勇在一条探沟中发现了一块打磨方整的石材一角。聂勇说：“清理后突然发现石头上有字，等把周围的土清掉后，发现侧面有浮雕图案。”考古人员一起把这块身份不明的大石头翻过来的时候，精美的隶书刻满了碑身。几天后，在距离断碑出土地点1米外，另一半断碑出现了。该碑正面文字十分完整，仅断裂处几个字稍残。据首句：“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拟名之为“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这通汉碑制作精美，碑侧饰青龙、白虎的浮雕。碑额晕线旁亦有3幅浮雕，左侧为一朱雀，右侧为一兔首人身形象，这“金乌”、“玉兔”象征着日、夜；正中为一妇人立于半开门后，意思是“盼归”。碑文隶书，共13行367字，四周环以阴刻的流云、飞鸟。从“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宇伯宁为景君刊斯铭兮”末款可知，此碑立于东汉（公元173年）。此碑洋洋数百字，相隔千余年却仍完好，是汉碑中的精品，颇具考古、书法价值。
据考证，景云叔于其人虽未见诸典籍，但景为楚国大姓却史有明证，其父率众迁居梓潼的途径，于历史地理的考订也不无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碑文中间一大段都是赞扬景君德政的言辞，故应称之为政绩碑。从行文和语气看，景云于永元十五年（102）死于朐忍任上，之后是否回葬梓潼，可见此碑不是墓碑，其同乡后任朐忍令雍陟为其勒铭，也有附雅叨光之嫌。目前，该碑碑趺的找寻工作正在进行，推测应距两段残碑不远。此处正值衙前，又临通往口边之路，用以彰表勋绩。由此，旧县坪即汉、晋朐忍，台基上为六朝时期朐忍县衙残迹已可认定。
复原朐忍县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朐忍城的结构布局。考古人员向记者介绍，从发掘情况看，汉、晋朐忍属于绵长千米、结构松散的一种城市布局，各区相对独立，功能不一，这与中原州、县的模式颇有不同。原因应该是峡江地多山谷，台坝狭促所致。
朐忍建于江边是陆路难行不及水路便利的结果。而不筑城池，似与旧县坪遗址所处的特殊位置相关。该遗址坐落于一个濒江小山的东南坡，东临俗名潘家沟的一条大沟，西为一条高耸的瓜子梁山梁，整体呈扇面形，两边均有高达四五十米的陡坡。汉、晋朐忍城的这种格局，可谓因地制宜的城建楷模，很值得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中写下一笔。
目前，“朐忍令碑”已被列为一级A等“国宝”，入藏云阳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博物馆已将展馆一进门的最好位置留给“朐忍令碑”。
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工程启动以来，该遗址作为A级发掘项目，规划发掘面积2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任务约90%，清理房屋、窖穴、陶窑和冶铸遗迹近百处，出土铜、铁、陶、瓷、石、骨器等文物4000余件。最重要的是，继2000年发现“朐”字陶器刻文和2001年出土木牍之后，2004年发现的朐忍令碑和大型建筑台基，使得汉、晋朐忍县故址得以确认，可称之为一个重大突破。
执着考古人
这些成绩背后，倾注了考古界人员的无数艰辛。专家聂勇为“朐忍令碑”的发掘，一直留守在工地。
研究人员在三峡考古工地的生活十分艰苦，喝水塘里的雨水、住当地老乡家、常加班到半夜……队长王洪峰说：“这种生活都很习惯了。”考古队员最怕在三峡库区过夏天。“当地有一种小黑蚊子，咬人比东北的毒蚊子还厉害。有个考古队员回来后，发现身上有数百个包。”考古队的傅佳欣老师去年在外地考古的时间多达350天。
今天，三峡考古队又出发了，领队王洪峰对记者说：“如果此次能评上2004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代表吉林人出征三峡库区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将一举成名。”
银雀山汉墓藏有孙子兵法吗
在临沂市的档案馆里收藏了一张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条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后却成为了见证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的重要史实资料。这之后，银雀山汉墓被列为新中国三十年十大考古发现。
和大多数考古发掘一样，银雀山汉墓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古墓。
在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初，吴九龙就被山东省博物馆派到临沂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吴九龙没有想到，近一个多月的考古工作将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个泥非常的粘，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起来，当时很多的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他们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宝贝，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人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掘的古墓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像往常一样清理着墓中的随葬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们手从墓中取出的随葬品，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绝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东西让考古工作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就是一把生了锈的铁刀，还有就是一个被命名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谁都猜不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两样东西。
当年古墓的发现让这座小城沸腾了，慕名而来的人们都铮大了眼睛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经腐朽的竹片。也许吴九龙注定要和银雀山汉墓有一段缘分，他无意中拣起了一块竹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我们最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上边一层台阶上，看见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们拿起来一看，用水一冲发现上面有字，当时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就觉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样，这不就是简册吗？
就是这堆形如乱草的竹简让考古专家兴奋异常，他们发现，这堆乱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简残片，残片长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细辨别，很难认出。很快，这堆竹简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将争论千年的学术大悬念得以澄清。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拿起这个东西来在水里头漂一漂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字，有齐桓公、齐威王、晏子，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接下来的字更是让在场的人神情大振，吴九龙又拿起一枚竹简，只见上面写着“齐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这文字和孙子有关，难道是《孙子兵法》，吴九龙大胆的推测着。
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就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个叫孙武的将军，由于中国古代官方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为孙武的生平留下详细的记载，所以到底谁是这部兵书的确切作者，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这批竹简真的是《孙子兵法》，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
是谁在用兵书作为陪葬品，当天夜里，吴九龙的同事蒋英炬带着那枚记载被认为是《孙子兵法》的竹简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情况。
竹简的出土令吴九龙兴奋异常，也让他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不知名器物，它们和竹简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东西吧，它很容易倒，后来大家就研究这东西，又出了竹简，大家觉得这东西可能是个几，作为写竹简用的，因为当时汉代的人没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两个腿的中间，夹在这儿，这样来托着，这样来写竹简，否则的话，他拿着这样一条来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铁刀不太大，锈蚀的比较厉害，可能也和竹简有关系，可能是当时人，当时墓主人用来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纸张没有发明的年代，人们读书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将它作为生前的珍贵物品用来随葬。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据考证银雀山出土的竹简用的竹子就是当地产的这种水竹。这种就叫水竹，所谓水竹就是生长在河两岸，水份比较大一些，你像这根，这是当年的竹子，刚刚出来，还没有放叶，像你扶的这根已经是四年了，所以我们用写简的竹子必须在四年以上。因为四年以后它就比较老了，老了以后刮起来比较平滑，也比较坚硬，便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