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知患胃癌之初，我除了想到死亡外，也想到生。我的脑子成了生与死大搏杀的战场。一会儿死占了上风，一会儿生又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再过一会儿双方相持不下，难分胜负，谁也说不上谁强于谁。我的脑子成了大年除夕的砧板，忙得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
在想到生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一种理由，即我的病仍然是我的老毛病慢性胃炎，并非胃癌。我的胃癌问题是一桩错案、冤案。我告诉妻，我绝非在无端怀疑，而是有理有据的。
妻很同情、支持我，便四出奔走，到处“上访”，要求给我平反改正，摘掉中晚期胃癌的帽子。妻找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给我主刀的那位陆大夫，问他对我做出的宣判是否错了。那位大夫毫不含糊地回答：“不会错的，中晚期胃癌。”妻又找到我单位门诊部的一位给我做过胃镜检查的医生提出疑问：“半年前，你给我爱人作病理检查时才是胃壁组织增生，短短的时间内怎么就成了中晚期胃癌？莫非误诊了？！”那位医生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癌细胞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你爱人的病确属胃癌，没有错。他被切除的胃盛放在一个药水瓶里，保存了起来，我亲自到解放军总医院看过，肿块4厘米×6厘米那么大，你若不相信，我可以领你到总医院去看。”妻不死心，到办公室和我单位的一位领导缠：“有人在传说我爱人的病不是胃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爱人的病究竟是不是胃癌？”那位领导说：“我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传说。你爱人的病是经301这样的大医院确诊的，能会搞错吗，能拿癌症的帽子往病人头上乱戴吗。你回去劝老顾安心养病，你要好好地侍候他。”该努力的也努力了，该争取的也争取了，心想事不成，我们两口子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大波动之后，我开始平静了下来，进入冷思考、深思考的阶段。我渐渐地明确：我必须承认现实，面对现实，琢磨好我下一步的腿怎么迈，下一步的“棋”怎么走，如何干一些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事。形势自然是十分严峻的，我陷入癌细胞的重围，危在旦夕，但伸展在我眼前的路绝非是死路一条。凭我的经验、阅历和认识水平，我觉得只要扬鞭跃马，招式对头，我就能从癌细胞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夺回我宝贵的生命。这倒是一个不坏的机遇：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其乐无穷，人皆向往，人皆羡慕。和凶恶的癌症斗，并能斗而胜之，岂不更显英雄本色吗。我已在生活的战场上搏杀了无数回，败绩的比例并未超过斩获，我就不信癌症这一次会得胜回朝。说了不算，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从此，我就开始了我的惊心动魄的夺命大战。
找出死亡的美好来和癌症搏杀也可以说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打仗不能怕死，和癌症搏杀也不能怕死。怕死打不好仗，怕死照样治不好癌症。打仗很讲究战略，我也很注意抗癌的战略。
我便树立了正确的生死观，蔑视死亡，笑对死亡。
首先，我相信死亡也是可以用一分为二的法则来分的，也可以分出美好、精采和快慰的一面来的，它不是单打一的可恶、悲哀、遗憾。我努力地试着去分。我想到了我的老家，在那里，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死了，在离家“上路”的最后一刻，所受到的待遇是相当诱人的。长长的出殡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打着招魂幡和抬喜幛的人，接着便是鼓乐手或道士，紧随其后的是捧着死者遗像的死者儿子或孙子，再后面便是死者本人及其安卧的棺木，棺木两边有死者儿子、女儿、儿媳等。棺木后面的队伍由死者的族人、生前好友和亲戚等组成。出殡队伍行进中哭声和鼓乐声齐鸣，凄凄切切，催人泪下。经过村庄和街道时，亲戚和乡亲邻里摆设路祭和燃放鞭炮，以示和死者永久地“拜拜”了。自从有人类以来，生生死死发生了多少回呀，所以人的死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了，有人却对死的一刻进行“包装”，而且“包装”得那么好。时至今日，我的老家的葬仪的精采程度就够可以的了：有这么多人送行，对你表示友好、恭敬和爱戴，舍不得离开你，为你的长辞深感悲痛和惋惜。我深深地感谢对“包装”死亡一刻做过贡献的人们。我要是死在老家也会享受这精采的一刻的，可我极有可能死在北京，我很遗憾。
我就努力想像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刻是怎样度过的。我以岳母为例进行构想。岳母在我病后不久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的那天，她的儿子和儿媳去了，我和妻及儿子女儿也去了。岳母躺在活动床上，短头发被梳理得整整齐齐，双眼紧闭，穿一身雪白的绸子褂裤，脚蹬一双她生前自己亲手制作的黑底红花的布鞋。看上去，她像睡着了一样，并无可怕可憎之处。她是一个勤劳、善良、朴实、慈祥的女性，对自己的儿子女儿们好，对我的子女也好，我的两个孩子在上幼儿园前都是她带大的。对于她的死，我是很难受的。在办理她的火化手续时，我们的心情却很沉重，一个个都饱含着眼泪，当她被放上焚烧炉前滚动着的履带时，我们都大声地恸哭了。
我想，我的未来的最后一刻，和岳母的基本相似，也有些不同的地方，由于我生前的要求，我穿的是黄马裤呢的军衣，枕边放着一本我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数百篇文章的剪贴本，外加一本《中外军事人物辞典》（当时虽刚着手在写，但我估计死之前能问世）。与我告别的人，同与岳母告别的人一样，也可能多了一个从老家赶来的老母亲，多出其他许多的人。当我像岳母那样被放上焚烧炉前的滚动着的履带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一定会伤心地大哭。能说这一刻不精彩吗。出身农家，居然能葬身京城，在八宝山骨灰堂占有一席之地，小“住”3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有这么多的人爱我，为失去我而悲伤，说明我为人还不错，能丢给人家思念。我已领略了数也数不清的良辰美景，已经是心满意足地死而无憾了，孰知我居然还至少有一次精彩的时刻未动用，我这一辈子真太棒了。
其次，我把死看做是对地球的贡献。如果从人类的老祖宗猴子算起，一直到现在，你不死，我也不死，连猴子和人加在一起，将是多大的数目，恐怕不是百亿千亿的问题，而是万亿、亿亿了。这样多的猴子和人，一个紧挨一个地站着，地球也盛不下，更不要说去劳动、工作和娱乐了。正是由于无数的猴子和人一代代地不断地死去，才有今天这美好的地球。如果他们不肯做贡献，坚持活下来，今天的地球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简直不敢想像，不可思议。人活着必须既享受权利又要尽义务，死亡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人人都得尽，我岂敢搞例外，搞特殊。
第三，我以为不该为死得较早而生太长而遗憾。人们自然希望自己高寿死。可是，在死去的人群中，总是高寿的、中寿的、低寿的都有。所以，人们就传着这样一句话“黄土岗上无老少”。到骨灰堂去看一看，事情也是这样的：有的骨灰盒上镶嵌的照片是老者，有的则是中年人，还有的则是很年轻的娃娃。反正是3个档次的都有，门类齐全。死在什么时候都属正常现象，怕从何来？
倒是应该为死前自己是否活得有价值而思虑。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虽未轰轰烈烈，名扬四海，但也不是只知吃饭造粪，增加有机肥料，为多产一些粮食和绿色食品做了些工作。虽乏智慧、机敏，上进心、事业心、勤奋劲儿还是有的。虽多缺点、错误，优点、长处还能列上几条，未到有人欲为我写溢美型的祭文、悼词时陷入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总之，活得平常，但也不是纯粹的白活，十分愧对党和国家，十分愧对父母，十分愧对老婆孩子，十分愧对这么多年来收受的工资及其他待遇。和我相像者也还有。我似乎可以不为现在的离去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第四，我认定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干嘛为怕疼而怕死。“不求好生，但求好死”。胃癌患者在死前的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地疼的，是很痛苦，很遭罪的。患胃癌之初，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很紧张、很痛苦，很害怕我会死于胃癌。我动手去解开我心中的愁结。我想到了我的许多不怕疼的故事。包括一次回老家探亲时，我背驮儿子、手搀老婆赤裸双脚在雪地里行走七八华里路的故事，包括在解放军总医院经受住疼痛三部曲考验的故事。据此我就推断，肉体的和精神的种种巨大苦痛，在未发生之前，人们总是惧怕它，担心吃不消。真要是发生了，亲身经历了，人的适应力、承受力就会水涨船高，发生作用，结果发现原来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样想的结果使我的情绪稳定了，觉得即使在临死前剧疼时刻的出现，我也能挺得过去，不必多虑。再说了，死于胃癌的人多着呢，人家能行，我怎么就不能行，不就是个疼吗，老子才不在乎呢。
淡化对死亡的恐怖
病初，我还创立“瞬间寿命”学说，淡化对死亡的恐怖，以便和癌症抗争。这个学说带有消极性，但对调节紧张心理有积极意义。学说的名字是我后来加的，内容却是早就有了的。
它的简要内容如下：
时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相对永恒的时间而言，人的寿命无长短、高低、大小之分，都是属于瞬间的范畴。活十岁八岁是活了瞬间。活三十岁五十岁也是活了瞬间。活七十岁八十岁甚至活一百多岁，也还是活了瞬间。多活三十岁少活三十岁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显不出长和短。三四岁时干的事历历在目，现在已年近半百，觉得不过瞬间。我大学时代的身体似钢浇铁铸一般，而现在的我却病体怏怏，也觉得变化发生在瞬间。我的父辈和我的领导中的不少人已化为白骨和灰烬，他们不过只大我十几岁、二十几岁，我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会齐也只是瞬间的事，说话就到。过去觉得“人生如过眼烟云”这句话的词儿美，现在觉得这句话形容得十分精确。还有“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的说道，也是除了有词儿美的一面外，还有形容精确的一面。既然各种各样的人占有各种各样的时间都是瞬间的，我何必去计较死早或死晚呢。我不曾在人的面前奴颜婢膝过，岂能在癌症魔鬼的面前双腿打弯，不就是瞬间吗，值得吗。叫早去就早去，无所谓，悉听尊便。
人们会觉得我这样的想事未免消极、低沉了些。我却因有了“瞬间寿命”学说，而使我的惧死感有所削弱，心理负担减轻了许多。又因为有我的一套人死观起着作用，我虽未达到“视死如归”、“把死置之度外”的地步，不怕死的劲头着实很快地占据了压倒的优势。
在癌症之初的手忙脚乱之后，我能够挺直腰杆站在死亡面前，腿肚子不再继续打哆嗦，显示出了一些无畏的气概来，是由我的性格决定的。我爱我生物的生命，也爱我政治的生命。我害怕作生物生命的牺牲，也害怕作政治生命的“牺牲”。
唐山大地震那一次，我曾因疏于抱子携妻共同逃命，竟然自顾自地一个人率先冲出楼去，而被妻讥为“怕死鬼”。她说我在政治上也是个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头的人，也是一个“怕死鬼”。但我不认为我是个“惯怯”、“惯禅”者，有的时候我敢玩命，并且真的玩过命。读大学时，我曾因失恋而玩过一次命，只是没有把命玩掉而已。怎么个玩法的，恕我无可奉告，事情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中国有朝一日如果实行安乐死，我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勇敢地做出这种选择的。
我的老家的人们在死亡面前一向表现出的从容劲影响了我。一个我认识的姓李的老头，不知得了什么病，也没瞧过几次医生，也没花几个钱，也才70岁刚出头，他就向供在他家香火台子上的一个咧着大嘴笑的瓷器罗汉福菩萨烧香磕头道：“菩萨，大慈大悲的菩萨，赶快显灵，让我走吧。我已是秋后的庄稼了，成熟了，该是收割的时候了，该是收我回去的时候了。”我的亲叔叔更令我折服，他把到阎罗王那里去看做像挎个篮子上街赶集一样的平常，去一趟厕所大个便或小个便一样的平常。他有头晕病，经常地犯。犯起来时往往人事不知。
他对我说：“前些日子的一天夜间，我起床小便时犯头晕病，差点没摔倒。我赶忙小完便躺在床上，但很难受。这次犯得比以前的凶，来势很猛，像是今天晚上这一关我过不去了。我就说：‘怎么啦，这一次真让走啦！不过莫慌，等我把老衣老鞋穿上再走，免得麻烦家里人。’我就起身把老衣老鞋穿好后再躺下，等着小鬼来拉我去。我已70多岁了，早活够本了，还在乎死不死。还好，那天夜间没死掉。”在我的家乡，死了60岁以上人的人家，动真格哭的人不多，因为他们觉得活了60岁了，该满足了。家人在办丧事时，主旋律是欢声笑语，哀伤的气氛也有，却是淡淡的、一时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丧事是“白喜事”，既然是喜事的一种，就要努力达喜事的“标”，就要“突出”喜的主题，就要出喜的效果。我家乡那里超前意识的人很多，不要说是得了癌症的人，就是得了一些比较难治的疑难杂症的，甚至就是因中风而半身不遂，而瘫痪，而行走不便的人中，也会有一些人搞来200粒安眠药，或搞来农药、老鼠药，自斩自奏、自报自准地吃下去，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实行未经法律许可的“安乐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乡亲们的行为是“朱”还是“墨”，反正我受他们的熏陶，也有了他们的脾性，对死亡的厌恶感没有那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