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板块运动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只是进入了一个暗流汹涌的新时期。中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闺、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一、解读中国外交
新世纪，我们站在年终的时间制高点回首眺望：在世界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中国脚踏实地、蓬勃发展的奋进形象。在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特别是经过20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之后，今日之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挺立在国际大舞台，已经扬眉吐气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成果确实不同凡响。这一年，我们以自行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顺利升空并安全返航开端，以最终加入世贸组织而圆满告终，真可谓大事不断，喜事接踵。
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中国始终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折冲尊俎，主持正义，密切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其首倡的以互相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为新世纪地区多边安全树立了一个超越冷战思维的全新模式。今年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引人注目，其中体现了的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观念则为新世纪新型国家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2001年10月，当各国经济增长相继滑坡，当“9·11”恐怖袭击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之际，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如期在上海举行。与会首脑们聚议上海，共商发展大计，重申实现茂物目标的承诺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提出人力资源建设新思路，为亚太经合组织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也推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启。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功举行一如那夜黄浦江边璀璨的礼花，照亮了上海，照亮了中国。
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临近年终，随着多哈会议的一声槌响，12月11日中国走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大家庭。那15年锲而不舍的追求，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如果说，1971年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成员，那么，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成员。至此，新中国完成了从最初的开门迎宾到今天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从政治、经济舞台到体育、文化等领域，中国正全方位地走向21世纪的新世界。
回首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不能不为祖国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在莫斯科世贸中心，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百年的期盼不再是梦想；当江泽民主席站在上海科技馆大厅中心，一一会见身着中国传统民族服装的19位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是奢望。我们不能不心潮澎湃，不能不想起百年的积弱和苦难：我们的祖辈是颊上刻着屈辱，脸上挂着泪水，惨遭铁蹄践踏走人20世纪的。今天，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是脸上写着欢笑，健步伴着凯歌，昂首挺胸跨入新纪元。
2002年11月，十六大在空前繁荣的形势下召开，外国媒体评论：中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飞跃，共产党确保了国内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已经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站在了国际舞台上，它已经成长起来，而且日益变得繁荣富强，其它国家再也不能忽视它了。
然而，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强权侵凌公理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发展道路亦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加速现代化建设，增强综合国力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弱国从来没有外交可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任重而道远，“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还需要我们发愤图强，开拓进取。我们没有踌躇满志的理由和故步自封的权利，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任何势力也休想阴挡住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铿锵脚步。
中国外交：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整体，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所为的是什么，所不为的是什么。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可见有所作为的核心就是埋头实干，做好自己的事即国内的事。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国内的事，就要避免干扰，有所不为：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
总之，是不慕虚荣，不翘尾巴。这样一个方针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中国又有十几亿人口和广大的领土，只要能够做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就没有任何外来力量可以打垮或颠覆中国。中国之忧不在外国而在萧墙之内。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安全，就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这个道理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仍然是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韬光养晦并非软弱而是韧性，它是忧患意识和坚强的自信心的结合。
韬光养晦的根据是对中国的力量、影响和国际地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人贵有自知之明。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大大提高，中国人为此感到自豪，友好的外国人感到高兴，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截至2000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过1万亿美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9，日本的1／5。人均产值则差得更多。据世界银行估计，即使中国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至少需要七八十年才能赶上美国。中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淡水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耕地和草地资源则为32％。
现在，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在这方面的处境并不美妙。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人口的千分比为0.4，而日本为4.7，美国为3.5，欧盟2.2，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约1.0。中国在校大学生总数仅为美国的40％。
199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NP比重平均约5.7％，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6.2％，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4％，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仅约3％。由此可见，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在人口上是大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小国；在总量上是大国，在人均上是小国。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影响所及主要在周边亚洲国家。中国有长期受压迫的痛苦经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脱贫致富，也不可能成为压迫别国的超级大国。
有些西方媒体夸大中国的成就和力量，宣称中国很快就将超过日本，赶上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把美国赶出亚洲。还有人说中国就像19世纪的德国，其上升之势是不可阻挡的，必然会打破世界的平衡，甚至引起大战。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是为炒作“中国威胁论”作铺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自我吹嘘，图虚名而受实祸，要面子而不要里子。谦虚谨慎、通情达理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中国能使美国相形见绌的软力量。请看，我国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实现香港及澳门的回归，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流一滴血而洗刷了百年国耻，这是何等难能。我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宁可独立寒秋，砥柱中流而不以邻为壑，这是何等可贵。这两件事在全世界赢得普遍赞扬，连美国也不得不为之叫好。外资源源而来，反华宣传一时失色。由此可见，柔可克刚，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统一的。
历史的板块运动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只是进入了一个暗流汹涌的新时期。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例如苏联的解体、两个德国的统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都是观察家们不曾预料到的。今后不可测的因素还很多，不知会有多少奇峰突起。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继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冷静沉着要求我们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这一条看来容易，实行起来却相当难。因为人是有感情的，而国际形势却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国与国的关系中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说话做事必须力求掌握分寸、留有余地，不可图一时之痛快而过头。例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们与英国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在宣传中是否有必要把彭定康称为“千古罪人”，似乎值得商榷。今天此话言犹在耳，彭定康已经改任欧盟的外交委员，积极推动欧洲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我们还是要同他打交道。
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崛起的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目光注视的焦点，而一些对别国有威胁的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拼命叫喊“中国威胁论”，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游戏。
自1990年日本一本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潜在的威胁》一文以来，短短几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势力从不同角度拼凑了多种“中国威胁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5种：
1.“极权威胁论”。即虽然中国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其“极权国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西方的一种流行论调是“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极权国家”是祸根。美国是反共意识最为根深蒂固的国家，最难以容忍中国的稳定和崛起。
2.“军事威胁论”。1992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主权的区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钓鱼岛等岛屿，立即引起了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应。一些别有用心的新闻机构借题发挥，抛出了“中国军事威胁论”，诬称“中国正在扩军备战”，想做地区霸主。日本舆论大肆宣称，通过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21世纪的海洋霸权战略”。曾任美国驻北京和香港记者的芒罗和伯恩斯坦撰写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极力宣扬“中国是世界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的惟一大国”。日美两国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声调也波及东南亚国家，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人甚至把中国打击“台独”势力说成是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主要论点有：宣扬中国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和扩充军备，散布中国在“亚太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谬论；谣传中国向一些国家出售大批高性能武器，甚至转让核武器的相关技术给巴基斯坦等“不负责任的国家”，从而造成地区局势的矛盾和冲突升级；宣扬中国乘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收缩之机增强军力，试图填补亚太地区军事真空；宣扬中国准备利用其日益强大的海军实力，控制位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
3.“中国经济挑战论”。90年代以前，西方舆论大都宣传中国何等贫困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自90年代以来却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宣扬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富民强，说中国的强大会损害西方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经济进人新一轮增长期，中国成为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
德国《趋势》杂志称中国是“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日本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美国媒体干脆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一些所谓对中国发展表示“担忧”的论调开始见于西方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