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分”危害不小
一些“大嘴”干部虚报农民的纯收入，一是为了突出“政绩”，二是为了升“官”，三是为小团体利益，但究其危害可真不少。乡镇村干部说假话，说谎话直接削弱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这和目前开展的“三讲”活动及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背道而驰。虚报农民收入、搞浮夸、说瞎话的做法还直接影响各级领导的决策，导致失误。说重了它是统计领域一大腐败现象。好在中央领导对虚报农民收入一事早有觉察，并在认真纠改之中。各级干部应该拿出些勇气，坚持说实话、办实事，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领导人民群众走上真真富裕的道路。
造成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
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农村最集中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据《中国改革》杂志的报道，90年代中期，约有近1％低层农户的收入进入了负增长阶段。到了1998年，收入增长为零的农户比例已扩大为16％；1999年，这个数字更是进一步扩大。
与此相伴的是，农产品价格连连走低，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有的农户入不敷出只得抛荒土地。在此同时，曾经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在微妙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走人了一个收缩期。不仅增速减缓，还连连裁员，甚至将过去已吸纳的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重又回吐给社会。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指出，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改革20多年来“三农”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有关。比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同大市场的矛盾；现行财政金融体制同农村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过高的行政管理成本同现实的财政供养能力间的矛盾；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社会发展指标同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及收入水平问的矛盾等。
这些矛盾，已不仅仅靠“三农”内部的变革就能解决。如一位专家所说：农业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农业之外。
农村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一个背景之下，那就是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九亿农民集中在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0.4公顷，这个现实成了很多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
比如说，现代农业要求规模经营，在美国，一个家庭经营的土地达数百公顷。如果我们现在要达到这个规模，那就意味着上亿的农民将失去土地，失去生活的保障。只要我们的农村还生活着这么多人，那么分散经营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就很难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解决目前的矛盾，根本的途径就是减少农村人口。有人很极端地指出：“农民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消灭自身。”他实际上指出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国家城市化的趋势。
但是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是“三农”自身的变革无法完成的，它面前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一城乡二元体制。
专家指出，从目前来看，这条鸿沟的存在不仅使农村而且使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受到了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卢迈用“怪圈”描述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弊病：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会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没有钱，农村消费市场相对萎缩，便影响城市工业品的销售。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能力过剩，城市中的失业人数增加，于是进一步排挤农民工，结果又使得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状况不改变，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就无法解决，大批农民就无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中国就仍然还是“乡土中国”。
根本出路是给农民国民待遇
城乡二元结构背后实际上就是两种标准、两种待遇。学者秦晖说，这种体制刚建立时，农业充当的是工业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现在情况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因身份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还是相当大。农民就业受到限制，贷款利息也比城里高。这种情况，如何让农业发展起来？如何面对人世的竞争？目前而言，对农业、对农民不是保护的问题，九亿农民，哪个国家也保护不过来。目前最关键的是给农民以平等的待遇。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就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
经济学家盛洪说，市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导致两极分化的，但是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是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是因为很多人被剥夺了市场权利。
“如果说WTO将给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的挑战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可能给中国农民带来最大的机遇，那就是国民待遇。”秦晖说。给农民国民待遇已经成为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农民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平等的权利、自由的市场准入。如果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他们会像70年代末的那次能量释放一样，创造出奇迹来。
而国民待遇作为WTO的基本原则，没有理由不给自己的农民。
造成农民收入低的五大成因
造成农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是价格因素。近几年由于农业丰收，总量供给大于需求，出现结构性、阶段性和低水平“过剩”，即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导致价格下跌。从1996年第三季度起连续三年多农产品价格处于疲软状态。
二是质量因素。近几年农产品的卖难和价格下跌主要反映在品质差的品种上，而优质品种的价格还是看好的，有的相差1倍至几倍。
三是成本因素。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虽然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低于农产品下跌幅度。许多地方种粮食的农民在扣除物质成本以后所得纯收入微乎其微，如果把劳力成本计算进去，实际是亏损的，这就是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减收的症结。这种情况有点像我国大文豪鲁迅先生笔下《多收了三五斗》里描述的状况。
四是规模因素。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农业经营规模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自然会影响农民收入。近两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增长缓慢，农业劳动力不但未能向非农业转移，而且还回流，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负增长的局面；加之城市职工下岗，原在城市打工的一部分农民工也返回农村，必然减少劳务收入，使劳务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下降。
五是负担因素。农民收入上不去，同农民负担减不下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减轻农民负担就等于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又总减不下来，关键是没有治本，没有刹住源头。
农民增收与农民素质
遏制“文盲新生代”
谭俞雄在《中华工商时报》上撰文说，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成了今年的热点话题。的确，去农村走走问问，就会为农民过重的负担而喟叹。相关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2000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8％，而农民收入却仅增长2％，跌至近年来的最低点。这说明，不想法增加农民收入是不行了！
在增加农民收入这点上，大家的呼声是一致的，但如何增加收入？总体看，人们还多是在如何“减负”上琢磨。“减负”无疑是无可厚非，那么多不合理税费是到了全面清理并从体制上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但笔者感到，要增加农民收入，除了“减负”外，从长远看，从根本上说，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素质。这种素质不但指农民所受学校教育程度如何，更要包括农民的眼界、思维、意识、胆量和气魄等内涵。
今天的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几千年来农民身上诸如目光短浅、思维陈旧、惧怕风险的弱点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由于农民自身的素质不高，才制约了发展高效农业、绿色农业、特色农业、创汇农业等富民举措的推进，并最终导致农民增收的困难。看看今天的中国农村，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经济发达地区，那里的农民无不有较高的素质。像苏南无锡市那里的思维超前、敢闯敢干的农民就创出了闻名全国的阳光集团、红豆集团、三毛集团等一批国家大型乡镇企业，创出了太湖珍珠米、阳山水蜜桃等名牌农产品，个体私营经济也异常繁荣。去年，无锡市乡企职工人均就增收1500元，与全国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如来自苏南的全国人大代表周耀庭所说，要突破农民增收的瓶颈，必须尽快提高农民素质。
如何提高农民素质呢？从现时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状况看，一方面要把政府的“科技兴农战略”真正落到实处，通过帮、教、扶、带等措施，使农民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另一方面，要鼓励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返乡创业，让那些开了眼界、长了学识并具有创业冲劲的青年一代农民带动周围农民致富。当然，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关键是要极端重视农村的学校教育，遏制住目前农村“文盲新生代”增长的势头。
从近期看，“减负”是首要的必需的，从长远看，特别是中国入世后，中外农产品间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中国农民素质如果不能尽快提高，就难以适应农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农民增收也就失去了后劲，更遑论应对剧烈的国际性竞争了。
争做“效益农民”
有一位农民朋友，眼见别人调整种养结构收到了较好的效益，也就跟着进行了结构调整。但他仍按老一套的种养经验和方法进行生产和管理，结果不仅搞的都是一些大路货，而且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提高不了，往往只有人家的几分之一，精力和成本花了不少，效益却始终不高，做了许多无效事。于是他戏谑自己不是“效益农民”。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早已是广大农民的共识，但不少农民在调整结构中缺思路、缺技术、缺市场，因而要冒各种各样不小的风险。更有的农民在调整过程中，往往是只见“物”不见“人”，光想着调整，不仔细掂量自己在种养、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水平，结果总是吃“陌生食料”，结构虽调而不见效益。实际上，调整农业结构恰恰需要我们既见“物”又见“人”，即既要注重农业种养结构的调整，更要注重相应的农民知识结构的调整，从而不断提高劳动技能、经营水平，提高劳动的有效率，努力成为现代农业所需要的“效益农民”，成为发展效益农业的行家里手。
要做“效益农民”，首先应争做知识农民。不仅要有一定的书本知识，更应掌握实际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在调整农业结构、种植养殖某一新品种前，务必了解掌握这一品种的特性、种养要求、病虫害防治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要做“效益农民”，同时应争做“市场农民”。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必须了解市场，随市而调，应市而发。广大农民朋友要注意把自己组织起来，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形成利益共同体，联手开拓市场，互通各种信息，相互提高，共同发展。
要做“效益农民”，还应争做“庄园农民”。必须发展规模农业，谋求规模效益，逐步让农田向种养能手、经营行家集中，促使他们积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争做现代农业“庄园主”。要努力摆脱仅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搞调整的小农式调整思路，树立大面积规模化的观念，从而获取规模效益。
入世后，中国农民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脆弱的中国农业、脆弱的中国农民，不少人都担心人世究竟会给农民造成多大的影响？是不是将迫使一些农民破产？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搞了一辈子农村政策的郭书田直言道：“过去加入WTO，大家普遍认为金融、保险、汽车、电信等四大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而事实上，WTO对这四个行业的冲击都只是局部的，它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才是全局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中国九亿农民，解决得好，是利大于弊；解决得不好，就是弊大于利。”
令人担心的影响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据印度反全球化组织提供的材料说，加入WTO对印度的农村社会、农民消费等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农民收入下降，土地兼并大量发生。很多农民逐渐放弃自己的土地给别人做雇工，但所得的收入却不够购买食物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张从明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在粮食方面我们没有优势可言，特别是玉米、小麦、大豆与国外的差价为2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粮食是很容易进来的，从而导致我们将让出很大的一块市场。我觉得，人世后对黄淮海平原、东北平原的农民冲击可能会很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模型计算，其结论是，加入WTO会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技术进步考虑进去，会产生1％-1.5％的增长空间。但在农业方面，中国农业部门得到的却是净损失，其中农民收入、农业收入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入世对农业的影响有限，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敞开市场大门，对农产品进口实行配额制，配额之内是低关税，配额之外是高关税。而配额数量只占到中国粮食产量的5％左右，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此，一些专家存有疑义。因为我们的粮食产量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留作自用，商品率只有30％多，如果分析市场影响，应以商品粮为基数。这样进口粮食的份额就不算小，能够影响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