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分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截止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外围体制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实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要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自己承担改革的风险与代价。当经济改革深入到单位，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对于俄罗斯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外围，可以让你去“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改革一上手就要触动单位人，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譬如能源产业职工与制造产业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让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账（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在六七十年代，东欧国家的好几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全民社会保障，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却想要通过经济改革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知道嘲笑别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对苏式计划经济进行了修正，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地方上各自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种下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前苏联实行的则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某一类产品由俄罗斯的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整个经互会国家的需要，另外一些产品则专门由乌克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或者东德的企业生产。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要求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同时必须保障整个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与紧密联系。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一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更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
前苏联实行思想控制，使得原来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了凭借强权维持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僵化的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敏锐性，对于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和持续地强化着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足以说明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伪与无能。美国朝野的“宪法爱国主义”共识使“民族熔炉”至今保持着同化与多元化的均衡与活力，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却导致了联盟的分崩离析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猛烈反弹。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高奏“全球化”的凯歌，高扬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无法在一国之内维持统一市场。绝对不能低估思想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作用。
从“缓和”初见成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一个“军转民”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美国和苏联都存在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但显然后者的分利集团更为强大。美国的军工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私营部门，在政府优惠政策引导和支持下，通过转产、裁员、合并、破产等不同方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军转民”的过渡。苏联与俄罗斯的国营军工企业原来是苏联工业的嫡长子，与军方一起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不到国家财政揭不开锅的时候，绝对不肯放弃把锅里的东西抢到自己碗里来。从比较政治社会学的意义来讲，这个专权的国家机器，并不必然是一个强韧的国家机器，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并不必然是这个不能有所作为的跛脚政权。“硬政府”不等于“强组织”。强组织指的是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一个专权的政府并不等于一个有效的组织，一个能够很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正常职责和功能的政府，也可能是其它领域里相当“软”的一个政府。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这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一个相当“软”的政府。苏文指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在俄罗斯政府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他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看法：所谓金融工业寡头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而是民主不足。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与启示。胡鞍钢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性腐败，二是地下经济性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性腐败，四是寻租性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腐败继续发展下去，就会酿成严重后果。
由于没有形成比较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和反对派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已存在的权贵集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按照丁学良的说法，“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财富的转手过程并不是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俄罗斯政府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很多资产，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等的方式，付出极少的一点钱，也就是象征性地付钱给政府，来“空手道”式地接管国有企业的资产。“分封化”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就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他们把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换来的宝贵外汇存到国外不拿回来。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时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数还不到这个大出血数字的1／101（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者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
在80年代末，曾有过“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痞子，是指在“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流氓。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全球性摩擦与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经受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