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方面看，老板常犯的错误是寻找“足赤之金”，结果往往因小节之失，丢弃了有用之才。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犯了许多这样的错误。他为人“端严精密”，但由此产生出一个弱点，凡事求全责备。他识人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追求完人，对那些有些毛病和不足，而又有一技之长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见其玉，或者弃之不用，或者使用但不放手。比如，魏延这个人物，有勇有谋，诸葛亮一直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怀疑他政治上有野心，用而不信，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急躁冒进”。还有一个刘封，是一员猛将，可他认为“刚猛难制”，劝刘备把他除掉了。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方法，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那就是人才空虚，他不但不能像刘备那样，武有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文有庞统、孔明等举世瞩目的高级智囊，人才济济，就连一个称职的继承者都没有选拔出来。蒋碗、费祎、姜维，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倒被黄皓、谯周之流小人所制。西蜀后继乏人，终被人所灭。
早在诸葛亮之前的汉人任尚，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在任尚之前，班超久在西域，后来，朝廷召回班超，让戊己校尉任尚代替班超。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族之地多年。现在我来接替您的职务。我任重而学浅，请您多多指教。”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不是温顺的，都是犯了罪流放到这里的。这些外族人，怀着鸟兽之心，难以收抚。你的性子过于严厉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处理政事过于精细严苛，反而难以知道真情，也得不到下面的拥护。应当平和简易，对别人的小过失尽量宽容，只要把握住大的原则就行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里对他的亲朋说：“我还以为班超有多高的谋略呢？听他一说，也很平常。”
任尚在西域度过几个年头之后，西域反叛，班超的话得到了证实。
任尚的失败告诉我们，追求完人，不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反倒激化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矛盾，使彼此处于对立状，其结局是老板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老板结局肯定是悲惨的。
世上没有人是完美的
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都觉得别人发现自己的不足，机遇就会泡汤。因此，他们处处谨小慎微，惟恐哪里有所疏忽，泄露出“自己不完美”这一事实，与自我暴露者的高风亮节相比，这种人的做法确实是很愚蠢的。
一位大公司的总裁曾拒绝过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应聘人，因为他被推荐得太细了。这位总经理解释说：“好的推荐是必要的。但此人太完美了，完美得让人恐惧。他的衣服、头发、指甲，甚至牙齿都很完美。他是一件塑料制品，但我不信这个，没有人是完美的！”
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作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有时暴露自己的弱点也是一种与人沟通的方式，因为在人们交往中，最担心往往是对自己的好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朋友之间的绝交常常是从相互的猜忌开始的。
从前有一对朋友非常要好，而有一天一位朋友丢失了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而朋友总是劝他说：“东西在哪里丢的，就能在哪里找到。”后来，这个人果真在自己丢失东西的地方找到了遗失物。从此，他就十分怀疑是那个朋友偷去了他的东西，他观察朋友的举止，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是对的。
直到有一天，他又丢失了一件东西，朋友从他的言行中体会到了他的怀疑，朋友将自家的门打开，让他到自己家中去寻找失物，而自己只穿一件单裤离开了家。失物者在朋友的家门口徘徊了很久，终于没有进门而不顾一切地去寻找那个朋友，而此时那个朋友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
上面的故事说明，误会和猜忌是导致人类友谊和真情丧失的根源，而只有向那个朋友一样，光明磊落，来一个自我隐私的大暴露，才有可能还自己清白，让久违了的友情和真情失而复返。
1952年，当时尼克松是年轻的参议员，竞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他作为竞选的伙伴。正当他为竞选四处奔走时，突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抨击他在竞选中秘密受贿的文章。
为此，尼克松被迫在电台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讲话。下午六时半，当尼克松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整个美国都安静下来了。他采取了一个在政治上罕见的行动，把自己的财务史全部公开。从自己的家产，一直谈到他的欠债。紧接着，话锋一转，详细说明自己的经济收人情况，连如何花掉每一分钱都告诉观众—从操心为孩子矫正牙齿到改装锅炉等款项。他还告诉大家，这次竞选提名之后，确实收到一件礼物，这就是德克萨斯州有人送给我的孩子一只小狗。
当他讲完走出广播间时，到处都响彻欢呼声，他胜利了，他采用的公开一切的方法在通常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但当他面对秘密受贿的指责时，以极大的勇气公开了真相，以证明自己清白又恰恰是最安全的方法。
义利相通名利相随
在义与利即道德同利益的关系方面，儒学主张重义论，要求将义放在第一位，事有不得已，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儒学的重义论往往被理解为不要利或忽视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的义与利概念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义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在低层次上，求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属利，求取合理的个人利益（义取）则属义。在中层次上，单从个人利益出发属利，求取公共利益如惠民、富民、利民等则属义。在高层次上，谋取公共物质利益而忽视人们道德精神的培养属利，或属不甚完美的义；既重视公利又重视公德，如富而且教，足食而存信，则属义或更完美的义。
求义而利
利益始终是义的内在基础。无利则亦无义；忽视利则义便没有生命力，故《易》传说：“利，义之和也。”利是义之和即义的生命力的保证（“夫和实生物”）。所以说，儒家并不是一般地否认利或忽视利，它反对的只是谋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而已。儒家虽然承认义与利的统一，但仍认可义与利相对立的一面，并将义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将利放在第一位，则义利将两败俱伤，求利反而无利有害，如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将义放在第一位，则义利将两全其美，求义而利在其中：“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义之必利”。儒家的义利观实际上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灵魂，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价值观。其精神实质在于，在人的感性欲求中注人道德理性的调节因素，以便全面地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先义后利”、“先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可以在当代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救弊补偏作用，因而也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当然更不能不言利，现代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言利，但决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以儒学为主之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的善群利物、公而忘私精神，既表现了高尚情操，也表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体现了对立面统一的真理：个体利益的获得和感性欲求的满足，必须依靠确认自己的对立面群体和理性，在与自身对立面的统一中才能加以实现。如果取消自己的对立面，用开手枪的方式去直接获取，则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孟子以仁德为“天爵”，为安宅；老子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无私故能成其私”；王夫之云：“夫孰知之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都是这一辩证法思想的生动体现。利己主义和感性主义乃是否认对立面，取消矛盾，以简单化和直线化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正是它取消矛盾的企图，给其本身带来了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和实际矛盾。它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但统一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恰恰意味着人们价值观的分裂。有多少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利己主义通过分裂人们的价值观，人为地造成人际冲突和社会矛盾，这是其最大的弊病。
有舍有得
一天，一个拥有无数钱财的吝音鬼去他的牧师那儿乞求祝福。牧师让他站在窗前，让他看外面的街上，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人们。”
牧师又把一面镜子放在他面前，间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自己。”
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镜子上镀了一层银子。单纯的玻璃让我们能看到别人，而镀上银子的玻璃都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
人的眼睛也常常被金钱所蒙蔽，只见自己而不见别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到幸福呢？
你生活得幸福与否，不在你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和意念。
《醒世恒言》载：录事薛某，一日在高烧睡梦中梦见自己化为鲤鱼跃人湖中，遇一老者垂钓，但终因难耐钩上之饵的诱惑，张嘴咬钩，遂成老者钓物。冯梦龙点评说：薛录事被钓皆因“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贪婪所致。
《菜根谭》也说：贪得的人，身上富有了，但人心却一贫如洗；知足的人，身上虽然贫穷，但内心却很知足。人只要有一点贪恋私利，就会销熔刚强变为软弱，阻塞智慧，变得昏啧；仁慧变为狠毒，高洁变为污浊，败坏一生的品行。生命如舟，载不动太多的物欲和虚荣，要想使之在抵达彼岸时不至于中途搁浅，就必须轻载，取只需要的东西，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
三百年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为官廿载每次升迁离任时，只用坛子装些当地的泥土留作纪念，每日粗米旧衣，形如樵夫，不贪不占不巧取，戒奢戒骄戒招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种腐败的封建官场，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品德为人所称颂，使当时江宁一带一改奢靡之风，以至在其病逝20年后，康熙再下江南时，当地百姓仍念念不忘他的清廉之名。
就人的本性而言，确实有其不知足的一面。古人有诗曰：“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纵观古往今来的“吞钩”者，几乎无一不是从贪心开始的，而每个“吞钩”者的身后，又几乎都能见到“钓鱼者”的影子。
据唐时张固《幽闲鼓吹》卷五十二载：有个叫张延赏的人，他要审理一件大案，吩咐吏卒严密纠缉。次日早晨，他见自己的办公桌上留下帖子，上面写道：“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张延赏怒气之下，将帖子掷在地上，表示要秉公而断。可是，转天早晨，办公桌上又留下一个大帖子，上写：“钱十万贯，乞不问此狱。”张延赏于是不再追问此案。当手下人问及为何才滚再查此案时，他说：“钱十万可通神矣，无可不回之事，吾忌祸及，不得不止。”
《韩非子》云：“千丈之堤，以缕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古今中外，多少高官显贵、权倾一方的风云人物一没把持住，便湿了鞋、失了足。封王贪恋美色而失江山；三国时的杨仪为要官而被免职后自杀；刘青山、张子善由高官到死囚，更将“贪”字的含义诊释到了极限。与此相反，春秋书生柳下惠坐怀而不乱；南朝梁人甄彬不贪无义之金；元朝学士许衡拒食无主之梨。廉者常乐无求，贪夫永贪不足。廉者身后留下的是一片政声，贪夫的身后是千古骂名。人都有知足和知不足两种心态，对金钱物质“祸莫大于知不足，咎莫大于欲得”。是的，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为此常常有人不解地问：这些贪官要那么多钱到底有什么用？一个人被“贪”字所困就会眼花、心乱、嘴馋，魂不守舍，失去理智，走向毁灭。这差不多就是贪婪者的最终结局。
要想战胜“贪”，就要从拒小利做起，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自身对权、钱、色的免疫能力，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人生导航。“青山本不老，为雪白头。绿水原无优，因风而皱”。所谓“风”与“雪”皆为身外之物。人亦如此，且不可因身外之物而误人误己。
切记：人应该满足的是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欲望本身。
名是义与利的统一
1939年的一天，湖北省主席严重与陈诚同车由恩施去重庆。严重将一瓶高级酒装在布袋里，置于司机后座，这引起了陈诚的好奇。
陈诚问：“带在路上喝吗？”
严重摇头道：“这酒太贵，想卖掉。可是恩施没有寄售商店，顺便带到重庆去卖。”
陈诚听后哈哈大笑：“如果被人发现湖北省主席到重庆卖酒，那多不好意思！”
严重代理省主席职务两年多，省主席的特别办公费用一分未领，因为他耿介清廉，所以生活非常清苦。他穿的是湖南青布中山装，冬天加一件棉大衣，从未穿过皮袍。外出视察，就在当地居民家吃饭，在省机关则与工作人员同桌。他身体瘦弱，患有严重的内痔，别人劝他注意营养，他长叹道：“大敌压境，人民流离失所，饿死沟壑，可忍自己锦衣玉食，以自甘肥。”
严重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与邓演达同赴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
由于他严于律己，深得全体师生敬佩。一次，孙中山先生拟召开党务会议，分配给黄埔军校几个代表名额，由师生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结果严重得的票最多，蒋介石感慨地说：“看来严立三（严重）在学生中的威望，比我当校长的还要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