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规律的认真探索，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青年学人的共同的追求。青年毛泽东立志“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意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所谓“百世可知”的“大本”，与一般意义上所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十分接近的。
看来，毛泽东由曾国藩思想而提出的“本源”说或“大本大源”说，已经对于曾国藩的历史意识大有超越。而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毛泽东的有关认识，则又有显著的变化。然而他当时即期望“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志向的形成，却隐约有曾国藩影响的痕迹。
传教：迎合中国人的心理
毛泽东与曾国藩的“本源”观有所不同，然而他们对于某些历史现象的认识却颇多相近之处。例如，对于西汉初年思想家贾谊的《治安策》，曾国藩曾经有这样的评论：“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他还赞美贾谊这篇政论“于三代及秦治术无不贯彻，汉家中外政事无不通晓”（《鸣原堂论文·贾谊陈政事疏》）。毛泽东对《治安策》也有高度的评价。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一说“于三代及秦治术无不贯彻，汉家中外政事无不通晓”，一说“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都高度肯定了贾谊这篇政论的价值。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集中体现于《讲堂录》中这样的内容中：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他认为，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清代的曾国藩也超过与他“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曾国藩和范仲淹同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曾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王闽运《湘军志·营利》中说，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然而最终能够转败为胜，重要因素之一在于采用的宣传鼓动方式的优越。洪秀全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片断的天主教教义，稍加改装而成为“拜上帝教”，用以动员群众。对于“孔孟诸子之书”，则“尽行禁除”，企图彻底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曾国藩注意到太平天国的这一特点，在《讨粤匪檄》中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于是以捍卫传统“名教”，“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召，动员“凡读书识字者”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曾国藩以传统伦理纲常作为维系军心的基本形式，又以亲子师生的宗法关系强化军队内部的人事结构，教育将士习劳忍苦，一扫清朝八旗、绿营的陈腐陋习，终于取得了对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同政治策略的优劣。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经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在中国要成就政治事业，必须“迎合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毛泽东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起义时，认真分析曾氏一方和“洪杨”一方不同策略所得出的结论。
办事：治兵与安民
毛泽东《讲堂录》中写道：“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这样的内容有可能与曾国藩家书所谓“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以及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所谓“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有关。
曾国藩从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当时战事的战术原则，如以主代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很可能也对毛泽东用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国藩治军十分重视“禁骚扰以安民”，将此列于《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蔡锷1911年编定的《曾胡治兵语录》中，第八章《仁爱》也有这样的内容：“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1858年，他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要求部队重视军民关系，其中可见如下文句：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
当然，湘军作为护卫清王朝专制主义政权的地主武装，所谓“军士与民如一家”的“民”，无疑首先是富绅地主。而毛泽东领导的，则是以最广大劳苦群众作为阶级基础的人民军队。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然而又都是红军的本质所决定，没有丝毫虚伪的表演成分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的积极内容被吸收借鉴，对于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熟，应当是有益的。这种吸收和借鉴，曾经受到中共党内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其实，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谓正统的“现代的战术”、“现代战略”，才是并不符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并不合用的理论。
各论曾国藩
陈独秀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对曾国藩熏陶出来的湖南精神钦服之至，1920年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氏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郭斌和
民国学者郭斌和教授在《曾文正与中国文化》中说：“曾文正，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的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兼备，文武兼资。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才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
冯友兰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认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要搬到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
李鸿章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提起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他评价其师说：“我老师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吴永《庚子西狞记》）。
容闳
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大清驻美公使容闳认为：“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点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西学东渐记》）。
蒋迁黻
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著名学者蒋迁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他要革新，即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即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固有美德。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
陈毅
陈毅元帅认真研究过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直截了当地指出：“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
本书参考书目：
《曾国藩》
《曾国藩智慧》
《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资政十三经》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九十九个方略》
《得失——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