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用人很注重才能，且在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已经很难了，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不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毕生追求德才兼备择人标准的一个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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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惟才
曾国藩认为：观察的范围广，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选择人才。但是只求“广”而不讲“慎”就会有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
曾国藩认为，用人是万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尊重和运用人才。他曾从战国时期白圭的故事中得到启发。
白圭，战国时期周人，为人头脑机灵，特别善于经商，常常用很低的价钱买进东西，再用很高的价钱卖出东西。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
曾国藩认为，求得人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平时很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求得人才后，曾国藩能量才用人，知人善任，他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
曾国藩认为：观察的范围广，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选择人才。但是只求“广”而不讲“慎”就会有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重，则对人的使用得当，一旦使用得当，就有利于事业，更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
曾国藩广招天下人才，因求才心切也有不慎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冒充校官，前来拜访曾国藩，言谈间海阔天空，议论风生，大有天下唯我至尊的架势，曾国藩惜才如金，对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心相接，但是很讨厌言不务实之人。见这个人口齿过于伶俐，心中很奇怪，想要试探一番，于是，谈话中故意主张，用人必须杜绝用隐瞒事实真相的人，那人一听，面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说：“受欺骗与不受欺骗，全在于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为人真诚，德高望重，别人都不忍心欺骗；像大臣宗棠大人，为人正直，威仪严肃，别人不敢欺骗他。当然，别人没有欺骗他，而他却怀疑别人骗自己，或者，已经被骗了还不知道的人，也处处可见。”曾国藩观察别人向来注重条理性，看见这个人连讲四种欺骗方法，且很有道理，忍不住大喜，连忙对他说：“你可以到军营中，去看看我所任用的人才。”此人马上答应。到第二天，那个人将军中文武各官一一拜会，而后故作神秘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很高兴地对他称赞不已，待为上宾，并想重用此人，但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天士兵来报，对曾国藩说那人挟千金逃走，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一时黯然失色，沉默半天，说：“停下，不要追。”兵卒撤回，这时，曾国藩用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说起前日发生的事，幕僚们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胜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这则故事确实可笑，但此后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更加慎重，注重实地考察，实在又是不幸中的大幸。曾国藩认为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腹心之用”。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而应看到别人一方面的长处，量才用人。他说：“衡量人才，只要有一方面可取就很不错了，不能因为对方有一点小缺点就嫌弃他不加重用，如果太过苛求，资质平庸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曾国藩招来的人才，并非都是全才，他们有的原来在家耕种农田，有的招自营伍，但是他们却都有各自的长处。在招来的人才中，有些人还曾犯过错，曾国藩不嫌不弃，多加鼓励劝他们痛改前非，为国立功，李世忠、陈国瑞便是很好的例子。李世忠，原是太平军将领，投降清军后不服上司管束，陈国瑞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与李世忠共事后二人常常发生纠纷，日子长了，在湘军中他们都以“绿贪蓦诈”闻名，但曾国藩不像一般人那样对他们，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缺点，并力劝他们改掉，再给机会，让他们发扬自己的长处。
曾国藩就是这样“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招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他常说：“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又说，“人才既已访求，势必加以任用，然人才互有短长，未能尽善，自不能将所有搜罗之人才，不予别择，悉数任用。故访求人才之道，固宜讲求；任用人才之方，亦须斟酌。”曾公知人善任，于任用人才之方，自有其特殊见解。然按诸《书札》一则曰：“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书札》卷十二——复李黯堂）。
曾国藩一生，深知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治理国家政治，治理粮饷、厘金，全在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有正人。”
用人如用器。为了在用人上做到量才器使，奖优汰劣，曾国藩对府、州县主要官员以及推荐来的幕府的人员都进行亲自考察，识别其德行，政绩，才能，气质等方面的情况，拟出考语。此外，曾国藩还专有《人过闻见日记》，根据闻见得来的情况，将其部属分别列入“闻可”、“闻否”、“见可”等类。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关心人才问题，注重量才器使。
曾国藩一生为官，深明人才的重要性，能够量才用人关乎到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然而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最关键就在于如何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兼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世上好的人才难以寻求，弟弟要留心察访。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我们知道，一个人有才不用是浪费，大才小用也是浪费，小才大用则会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没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
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必担心没有人才，而应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