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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不败黄金定律三十六字诀
曾国藩的成功，是他对成功经验和教训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他将这些成功经验，或记在日记中时刻提醒自己，或写在家书、书信中教导子弟或朋辈，互勉共进。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竟能办成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伟业，即使100多年过去，仍令人回想无穷。是什么使他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天资？是努力？还是机运？……
自从曾国藩去世以后，这就成了人们苦苦追索的问题。很多人都想从他的身上学到成功的黄金定律，修身处世，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曾国藩的文集一出版，就成了时人的必读之书。他的家书、日记、书信、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成名的人物，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得出了“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晚年，他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部《曾文正公文集》，堪称成功学百科全书。细读他留下来的文字，浸润着他对人生、事的深刻领悟。没有空洞无物的大话，句句朴实无华，耐人寻味。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浸透着人生哲理的箴言，既是经历了人情险恶的官场、风云莫测的战场后得出来的，同时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此书，就是对曾国藩人生智慧最集中的诠释。
曾国藩的成功，是他对成功经验和教训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他将这些成功经验，或记在日记中时刻提醒自己，或写在家书、书信中教导子弟或朋辈，互勉共进。将这些文献汇集在一起，就是一套生动、系统的成功学教材。
曾国藩用语简练，最喜欢将成功经验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来概括，他称之为“字诀”。其中有“二字诀”、“三字诀”、“四字诀”，甚至“六字诀”，用一个字归纳，可以统称为“一字诀”。这是曾家的一个传统。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就将治家之道归纳为八个字，分别是书、早、扫、孝、宝、蔬、鱼、猪，曾国藩称之为“八字诀”，视为传家之宝。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总结了许多“字诀”，涉及各个方面。如文章之道有八个“字诀”：涌、直、怪、丽、忧、茹、远、洁；相人之法有十二个“字诀”：长、黄、昂、紧、稳、称、村、昏、屯、动、忿……其中有关为人处世、治国为官，更是精华所在。这类字诀，是他苦心孤诣，日积月累总结出来的。
因为曾国藩每个字诀都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是在不同的时期的心智产物，所以显得较为零散。但经过仔细地追寻、体味之后，才会发现，表面上互不干涉的“字诀”，实际上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缺一不可”，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系统、全面、有机的智慧体系。这三十六字诀，每一个都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义理，自成体系，但同时又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倘若只信守其中一两个字诀，或者迷信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就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如“圆字诀”，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化害为利，转危为安，倘若一味圆滑，毫无原则，必然走向成功的反面，因此要用“诚字诀”来纠治。如“浑字诀”，如果一味浑含，真犯了糊涂，则会使人愚暗昏聩，不明事理，误人坏事，就必须用“明字诀”来纠治……因此，只有将三十六字诀视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曾国藩毕竟是一百多年以前的古人，现在社会的许多现象非他能想像。但他所总结出的为人处世的成功之道，仍有其值得借鉴和发扬之处，裨益后世。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字，是“诚”字。这个字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决定了他的宦海浮沉，仕途通塞。所以，他晚年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同样，曾国藩的许多字诀，今天仍然可以终身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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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之学
曾国藩在严束的“克己”之道中终于戒掉了吸烟的恶习，吸烟看似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吸烟上瘾的人来说，要摆脱烟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痛苦的事情，曾国藩反复三次戒烟，以破釜沉舟之决心，终于战胜了自己，成功地戒掉了烟瘾。
曾国藩一生致力于“克己之学”，从不松懈。道光十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在家乡涟滨书院读书时，刘元堂先生对他进行精心的教育和培养，有感于先生的栽培，曾国藩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中间便含有“克己”的意思。
道光二十年六月，他在日记中对涤生这一名号有这样的记述：“忆自辛卯年，（引注：道光十一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热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
“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之多少圣贤，其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人。
曾国藩要求自己遵守克己之道，日日不断地自新和反省自己，他常常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改过的愿望，他不停地对自己心灵最黑暗的地方进行无情的鞭笞，不停地对自己受到外界淫邪恶欲骚扰的内心进行无情的拷问。正是这种深及内心的自省，才使曾国藩得以立足于晚清官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代贤人曾国藩的修身处事态度。可以说曾国藩一生的功业成就，全在于自己不断的自我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曾国藩年轻时喜爱抽烟，经常是水烟壶不离手。渐渐地他感到烟再不能离他左右，这时他觉得抽烟对自己是百害无一益，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最后曾国藩在严束的“克己”之道中终于戒掉了吸烟的恶习，吸烟看似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吸烟上瘾的人来说，要摆脱烟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痛苦的事情，曾国藩反复三次戒烟，以破釜沉舟之决心，终于战胜了自己，成功地戒掉了烟瘾。
曾国藩自35岁起，全身长满了蛇皮癖，弄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精神也极端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及癖疾给他造成的困扰。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说到：“京寓自四月以来，一切平安。癖疾经邹墨林开方做丸药，有附子、黄芪等补阳之药，愈见大好。面上，头上，生人全看不出矣。”
曾国藩用了很多方法治疗癖疾，但癖疾却从未医好，有时曾国藩整夜受癖症困扰，不停搔抓，难以安寝，后来曾国荃也患了皮肤病，他知道后甚为担忧，在信中说道：“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是夕接弟初十日信。哨官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可恶也。湿毒更炽，遍身发烧，是秋天积燥之故。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之气发作，余不敢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其时余又彻底不寝，则是别有心肝之症，与皮肤烧热了不相涉。总之，皮肤之病，世间无甚于我者，尚非要命之症。弟疾较我轻松数倍，尽可不必服药，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至嘱至嘱。”
曾国藩百般忍受癖症的煎熬，还不停叮嘱弟弟保重身体，其兄弟情深可见一斑。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澄侯的家信中，说：“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癖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引注：“爬”即“扒”，挠痒之意）。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姆，现置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
“大约此是积年痛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由此可见，曾国藩“克癖以克己”的修身功夫世间罕见，癖症奇痒无比，曾国藩仍每日坚持工作，在外人面前从不显露，这种“克己”的功夫非常人能及。癖症此后一直折磨着曾国藩，直到他死去，从这件事我们足可看到曾国藩“克己”的力量。
同治元年（1862）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个地方因连年的战争，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人的生存环境恶化，各地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中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曾国荃的部队中也有人相继死亡，瘟疫的横生，使得部队将士士气低落。在这种时候，李秀成又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藩部队，长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陷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切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战争造成大江南北数省，尤其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烟稀少，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队共约七万人，严重缺粮，粮食的筹措成为一道大难题。官兵每月饷银不过四成，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作战也提不起精神。这是曾国藩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于这年九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白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无疑使曾国藩陷于两难境地。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今天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虑过度，又因为江西诸事掣肘，烦闷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然而，曾国藩并非因此指责沈葆桢。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糟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待人宽厚。后来沈葆桢仍屡次截留江西厘金，最终导致两人决裂。
同治元年（1862）九月曾国藩于沈葆桢截留糟银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又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从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面对下属的“拂逆”所表现出的宽容和大度，纵观曾国藩一生的行为，他的“克己之学”，让他在潦倒困窘之际能坚忍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让他历经世事沧桑，始终走自己的路；让他博学，做人坦荡，晚节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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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