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碟片上得到的暗示：一个远去的时间段，一个录像厅风靡的时间段，一个我们经常逃课去的角落。关于青春期的忧伤、迷惘、快乐，有那么一部分是储存在那个角落的。进入录像厅之前的我们和从录像厅里出来的我们已经不同，其实也只是暂时的不一样，我们的肉身依然是那具肉身，我们那可塑性还很强的思想在录像厅里受到了一定的震荡，但在大街上游荡一会儿，那种震荡感便荡然无存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录像厅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深入肉身的内部（这是深入中的一种），只是到我们相继离开那片旧城后，才再次在我们身上显现。
录像厅带给我的迷茫与忧伤，现在依然会出现。那些碟片旁站着那个面露凄楚的女店主，与多年以前不一样，多年以前她的脸上常带着的是微笑，似乎时间已经把那些笑容侵吞。偶尔会有一两个顾客，进入其间挑选那些陈旧的碟片，很廉价，十块钱就能买到一沓碟片。我还有意识地观察别的录像厅，有些招牌还在，“小玉录像厅”“小轩录像厅”……基本都以人的名字命名。当然那些录像厅不再放映录像，至今我还不知道小玉、小轩之类到底长什么样子。除了还卖碟片的那家，别的都已经改换一新，包括底层。与那些录像厅相对应的时间是容易让人浮躁的年代，那时刚刚接触电影，与露天电影稍有不同，那是些以前从未看过的电影类型，诸如爱情片、武打片、警匪片。许多人与我一样没有接触过那样的电影，那时的电影弥补了我们某些方面的缺失。经常在那些录像厅里出现的有好一部分人是像我一样来自乡间。
那些录像厅同样是旧城的隐秘组成，我们往往是遮遮掩掩地进入其中，在看电影的过程中，还会感到胆战心惊。我会担心一些熟悉的目光突然出现。当然我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丝毫依据，那些录像厅一个下午放三部电影，一般是港台武侠电影居多，当然还会放一部色情片，有时我直接怀疑是色情片支撑起了那些录像厅。那些色情片，情节单一乏味，因为关于异性的意识正在苏醒，我们才无法抗拒那些电影的。我在那些角落里，徘徊惶惑了一个学期后，就再没有走入那些地方。到初二，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隐藏在电影院内部的图书馆，我是在无意间发现了那些散发出刺鼻腐朽的气味的书。那天我正在电影院看一部黑白电影，而我竟然忍受不了黑白电影那缓慢的节奏感。在那种缓慢的压迫中，我走出了放映电影的房间。我从侧面的楼道上了二楼，二楼、三楼、四楼放的都是图书，这让我出现了短暂的悸动。从那时起，我开始沉迷阅读给我带来的悸动。
*5
那是一片旧城，破败随处可见，甚至还能嗅到残破的味道，甚至还能听到继续残破的声音。我的位置在景风公园后的一个斜坡上，我正坐在一些干枯的草上，那个斜坡上还长着一片同样干枯的蓬蒿。我一个人，我的表情、内心、呼吸都舒缓而平静。斜坡下面是一个渠道，用来引水灌溉。在我坐在斜坡的那个黄昏，渠道里没有一点儿水，落满枯败的落叶。在那个斜坡，我没有任何紧张与忧惧，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那些自由的空气。我可以选择或坐或立或卧的任意姿势，我选择了躺在那个斜坡上，手指交叉抱头，我稍稍抬一下头，就是蓝澈的天空，我稍稍低一下头，就是那片旧城。
在县一中读高三时，我经常在晚上12点后点起蜡烛，或者打起手电，在微弱幽暗的光线中开始阅读。那段时间，我沉迷于阅读，而高考也正在临近，在旁人如火如荼的学习中，我的紧张感加深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平衡学习和阅读之间出现的裂痕，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填充二者之间的空白！每天中午我都会一个人去县图书馆，那时县图书馆已经搬迁到了新城，已经抛弃了电影院的围困。我基本都是低着头走路，我很少望向那些巷道的尽头，其实不长，只是在阳光的作用下稍显凌乱狭长。当借到书回来，我在那些巷道里慢慢地走着、阅读着。
在我阅读的时候，W开始在宿舍里自我陶醉地唱着歌，沙哑、跑调。舍友W对音乐很狂热，与W的交谈中我知道了摇滚、解放、自由与地下乐队等词汇，W总会在宿舍放摇滚乐，在W看来，那才是真正的音乐，我同意W的看法。我悄悄地攒下钱买了个随身听，在阅读的同时听摇滚乐。重金属那撕心裂肺的狂躁与忧伤是那时我所沉迷的音乐形式，在那种近乎嘈杂的裂音中，我会暂时遗忘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矛盾。W收集了许多摇滚乐的磁带，每天下晚自习，W就会塞着耳机听音乐。W的床铺在我对面，我能清晰地听到那些痛击灵魂的音乐，在轻微的力量中爆发出某种力量。
与摇滚不同的应该是县城里游走的卖唱者弹奏的三弦。那些偶尔会在县城的隐秘角落出现的卖唱者只有老人。与一般的流浪汉不一样，那些卖唱者给人的感觉不是肮脏，是疲惫；而那些流浪汉中的大部分人，却给人肮脏与懒散混杂的感觉。每一次我踏入艺术团大门，总会想到那些卖唱者，但我从未走近他们，这里的“走近”是一种对话与了解，我只是听他们弹着三弦唱着白曲。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散落的白曲异常喑哑、沉重、忧郁。而现在，在县城却很难见到他们了（那些在大地上行走的歌者），或者可以肯定地说，再也无法见到他们，而一些流浪汉却长久地在那片旧城待了下去，让人感到很惊讶。
*6
1997年秋天，旧城里的许多事物于我而言，神秘、陌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那一年，县城电影院经常喧闹异常，门口的橱窗里贴满各种海报。电影院门前经常聚集着一群务虚主义者，抽烟、酗酒、聊天，横躺在那些杂乱的草丛里。由电影院往下，有许多游戏厅，许多年轻人边抽烟边紧紧盯着游戏机，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无关。继续由那些游戏厅往下，有许多录像厅，门前聚集了许多人，基本都是年轻人，目光游离闪烁，充满渴望。而电影院旁边像看守所等一些建筑正在破败，拆迁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
那个秋天我只是作为发现者存在。我想成为一个深入者。我想进入那些事物的内部，去看一部电影，去了解那些务虚主义者，去玩一场游戏，去看一场录像，去看守所看那些被关押的人，看那些建筑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倾塌甚至消失……
1998年秋天，我开始深入那片旧城的内部。我曾经渴望自己也能像电影大师希区柯克一样，让瞬间的感觉改变一生。当我把想进入看守所的想法说出来时，许多人都觉得很荒唐。到我读高中时，发生了一起初中生斗殴致死的事件。我们村在看守所工作的人开始觉得让自己的儿子进入看守所感受一下是有必要的。但我没有那样的机会。直到现在，我依然有进入看守所的渴望，我矫情地想和关在里面的那些人进行一次深谈。
“1998”起到了限定作用，那是一个交杂着喜悦、茫然与疼痛的时间段。是1997年秋天，我第一次出现在了那片旧城的街道上，是夜间3点多，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霓虹灯，睡意全无。旁边是一身灰尘、很是疲惫的父亲，他背着我的行李，以及背着对我的期望。那一夜，父亲和我都无法安然入睡。我没有料到，自己将陷入旧城的围追堵截中。
是那一纸通知书把我和旧城真实地联系在了一起。在那之前，连接外部世界的是爷爷的收音机。在那个乡间，那时还没有通电。收音机经常由于电池用干流出腐烂的液体，发出的声音失去了常态，以一种变异的疼痛出现，我就会担心那种声音会突然消失，那样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就会断掉。那天父亲从镇上回来，带回了那纸通知书，已经变淡的印章依然以暗红一般的质地痛击着我。在去县一中前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拿出通知书看几眼。我常常想象县城的模样，当来到县城才发现，与想象中的有很大区别，围裹着县一中的是一片旧城，一片由清末民国时期的建筑组构而成的旧城。
到县城后，我觉得自己是一尾内心激荡却不知该游向何方的鱼。我的目的地是县一中。当和父亲来到县一中门口时，我竟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些电线杆上，而忽视了县一中的存在，电线上停留着一些鸟。那种情景在乡间很常见，我已经习惯了那样的情景。随着那些鸟的飞去，我的注意力随之转移到了那些贴在电线杆上的纸张上，破碎的纸张，一层粘着一层。纸张上面是一些略显低俗的信息，当父亲发现我竟呆呆地注意那些信息时，他显得很恼怒。
*7
现在的电影院，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都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情状。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去过它的内部。印象中它的内部，总有一股腐烂发霉的气息。对于它的外部，我曾在一些文字中不厌其烦地描述过。“剑川县电影院”，标志它是电影院的那几个字已经掉落了几个，而相反，标志电影院内部曾经有图书馆的那些字眼却完好无损，而图书馆很早以前就搬走了。
读初中那些年，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看一些感人的励志电影，每年的开学典礼也在电影院里举行。在电影院内部的幽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蜕变，在里面我们度过了变声期，男女同学之间从不害羞过渡到了害羞。每学年所要进行的文艺晚会，也在里面举行。那是在我们班大合唱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嗓音低哑，一些女同学的声音却清悦异常。我曾经在那个舞台上参演过一个小品。我是作为丑角出现的，汉语磕磕绊绊，到现在也是，说汉语远没有说母语白族话来得利索。那个丑角在故事中总显得不知所措，总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但由于语言的拗口而插不上话。那个丑角表现得很恐慌，我要表现出脸红脖子粗的模样，在我努力表现出那样的情态时，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在饰演自己。到我读高中时，县电影院不再放映电影，但它对于我们学校的作用依然像以前一样重要。
在电影院旁边，能经常见到一个脑子有点儿毛病的年轻人，走路一低一高，总是面带笑容。他经常在电影院旁边的那些巷子里闲逛，有时还拦路人。有些人经常拿他取乐，特别是那些高年级里比较调皮的学生。读初一时，在去表哥家的路上经常会碰到他。有几回在那些学生的怂恿下，他把我的去路拦住，朝我傻笑，却不说话。那时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丝傻笑，有几次我甚至差点儿就掉下眼泪。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拦住路人没有恶意，但我还是想方设法避开他。他的父亲是清洁工，负责打扫那些巷子，在一些冬日的早晨，天气异常寒冷，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帮着父亲推着手推车，快乐地走在父亲身后。
到我读高中时，他依然像以前一样，面带微笑，偶尔拦住路人，经常帮父亲推手推车。似乎时间在他身上定格了，时间在他身上并没有老去，而只是重复。似乎时间只是在别的事物上流逝，似乎时间从旧城上压碾过了不知几个来回，而恰恰把他忽略了。我无法定义那到底是幸运还是残忍。到我读高中时，我经常会见到：他帮着父亲把垃圾推到电影院旁边的垃圾坑，有时还用打火机点起火，把那些垃圾烧掉。从他的行为里，我总觉得他只是被别人定义为傻子，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发现有许多捡垃圾的人，出现在那个垃圾堆旁，与人群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些野猫。有时人还未出现，那些野猫早就出现在垃圾堆里，吃着人们丢弃的残羹剩菜。垃圾堆里同样经常出现老鼠，我从未见过那些猫去捉老鼠的情景，它们在垃圾堆里各安天命。那些捡垃圾的人经常是拖儿带女，有时那些孩子和捡到的垃圾一起待在三轮车里，有时是用背带背着。那些孩子，头发凌乱、面部肮脏，在三轮车上或者母亲的背上安然入睡。
我曾经有意来到那些以捡垃圾为生的人所聚集的北城区。在北城区的坡地上，那些人搭建了一些简易的平房，在狭窄的房间里，堆满生活用品，堆满捡来还未卖的垃圾，那些孩子挤在屋里玩耍和学习。电影院旁边的那个垃圾坑，是那些人每天必须要来的。有段时间，电影院是我经常要来的地方，虽然没有像那些人一样每天都来，但还是很频繁。我把目光从那些人身上转移到电影院门口的那片草地上，一片没人打理自然生长的野草，长得杂乱无章、繁茂葳蕤。只有在那片野草里，我才会再次看到那些毛色杂乱的猫和老鼠相互追赶的情景，但那更像是嬉戏打闹。
印象中，那些有关凶杀抢劫的事情，大部分发生在县电影院旁。因此与电影院相关的一切，我经常会感到恐慌。那时，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的家就在那个电影院旁。我不顾内心的恐慌，多次偷偷来到电影院前面。那里有一座假山，没水，异常干枯丑陋。平时我几乎不去关注它，也没有时间去关注，或者只有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才会关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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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那年，我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每天必须经过县阿鹏艺术团。去表哥家，必须进入那个敞开的大门。艺术团在大门的右边，表哥家是直走。虽然表哥家和艺术团之间只隔着百米左右的距离，但二者的建筑样式完全不一样，甚至给人一种对不同艺术形式的追求与沉迷感觉，表哥家是旧式建筑，艺术团是新式建筑。对于艺术团，我充满了无限渴望，我渴望深入那个建筑的内部（到现在，我还没有进去过。它的内部，我依然只能靠一贯的猜测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