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十余年间，在中日无邦交的情况下，池田、佐藤两届政府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双方通过友好贸易与备忘录贸易两个渠道，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日贸易的发展。政府因受到政治条件的制约，实际上非政府层次的各政党亲华派和民间人士，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动力。号称吉田学校“双壁”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基本上沿袭了吉田茂的外交路线，其对华观集中表现为“对美协调”主义和“两个中国”的理念，尽管不同时期，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些推进中日贸易或双边政治接触的举措，但始终没有突破“政经分离”的原则，亦没有走出“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圈子；两者相异之处，只是在前后变动的国际环境下，主张“协调”的池田，在相对“自主的空间”下推进了民间层次的贸易，而提倡“自主”的佐藤，却面对严峻的环境和现实课题，选择了“协调路线”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一池田勇人的对华观
池田勇人作为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曾任职于大藏省，长期活跃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前沿，是日本战后体制的重要创建者之一。被称为“半导体推销员”的池田，在首相任内打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主要推手，给世人留下了“经济型宰相”的深刻印象。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即邦交正常化之前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舞台上，既没访问过中国大陆，也没到访过台湾的池田，却积极地扮演了一个活跃的“外交家”角色，奔忙于东西方之间，直接领导并参与了日本的对华决策。无须说，池田时期的中日关系，确实取得了新的发展，对池田发挥的积极作用，应给与一定的评价。然而，当深入研究当时池田本人的对华观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多重政治意图、甚至是看似矛盾的意识取向，而其不变的“两个中国”的政策追求，却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下文拟通过解读近年日本外务省等有关机构相继公开的一些外交档案或内部资料，旨在分析池田对华观的真相以及日方的政策目标，跳出政治人物评价上或主观武断的贬斥、或单纯感情溢美的简单轮回，以求深化对中日关系的研究与认识。
1．“对华自主论”的真相
池田上台后改变了前任首相岸信介紧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高调打出了“对华自主”的姿态，在对华政策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
1960年7月19日，池田在组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明：“对中共的政策，不必采取与美国同样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池田故意与美国保持距离的用意。随着中日关系的缓和以及贸易的发展，1962年5月12日，池田内阁会议决定对华贸易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面对美方的警惕和反对，池田经常对亲信说：“应该与美国合作的地方，我们合作；现在美国也该听听我们的意见了吧。”其后6月2日，池田在大阪的参议院选举游说演说中进一步表明：“我认为，日本的（对中）贸易政策，最终应该由日本自己决定。即使美国说三道四，我们也要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以往不用说，是比较消极了。”同年11月“廖高协定”签署后，有美国记者质疑池田，与共产主义斗争与对华交易不矛盾吗？池田直率地批判了美国僵化的政策，他说：“在亚洲封锁‘斯大林主义’与日本阻断对华贸易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西欧感觉不矛盾，日本也感觉不矛盾，好像只有美国认为这矛盾。”Embassy Tokyo to Secretary of State， 1962. 12. 6， no. 1394， RG84， TE， box 85， NA.
石川忠雄、中岛岭雄、池井优编：《战后史料中日关系》，［日］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183页。
古川万太郎：《中日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202页。
长期以来的“对美协调派”池田，为何要推动“对华自主”政策呢？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从长远角度建立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首先，池田将“对华自主”作为安抚国民反美情绪的手段，以稳定自民党政权和国内秩序。追随美国、强行通过“日美安全条约”的岸信介，被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赶下了台。日本国民强烈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控制，要求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国家。在规模空前的安保斗争余韵未消之际登台亮相的池田，为了弥合国内的政治分歧，以恢复国内治安，进而赢得大选的胜利，稳固保守政权的统治，不得不适当修正岸信介“亲美”的外交路线，表现出一定的“对华自主”。
其次，日本“对华自主”的政策，无疑是其提高对美外交自主性的最为有效的一个途径，也是构建日本外交框架的一个重要支点。从池田首席秘书官伊藤昌哉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对话，可以窥视出问题之所在。1961年正月以后，宫泽喜一得悉池田要访美的消息，前来问询伊藤，“总理是想去美国吗？”“好像是那样”，“当然也可以去，不过对中共的政策还没落实下来就去吗？那不成了藩王拜见皇帝了吗？”“当了总理大臣，去听听美国的想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何况美国不也换了肯尼迪了吗……”，伊藤虽嘴里这样回答，心中却想宫泽确实有眼力，一下子就看到点子上了。
伊藤昌哉著：《池田勇人的生与死》，［日］至诚堂，1966年版，第127页。
池田不仅想借对华政策提高外交自主性，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力的增强，其本身怀有更大的外交“宏愿”。1961年11月，池田访问印度，对主张“不结盟运动”的尼赫鲁说：“……看起来日本像是进行追随美国的外交，然而日本外交不是对美一边倒，作为亚洲的一员，也积极考虑与亚非各国进行合作。”《池田总理亚洲各国访问》第2卷，［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57。进而，一年后的1962年11月池田访问欧洲六国时，如其秘书伊藤指出的那样，池田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他要表明：“自由主义各国应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日本及亚洲这三根支柱为中心，日本与美国联手，然后，到日本与欧洲联手之时，就能开创维护世界和平之路。”池田很清楚，“日美欧三大支柱”的宏伟计划，关键是需要从眼前的“中日问题”做起。
伊藤昌哉著：《池田勇人的生与死》，［日］至诚堂，1966年版，第153页。
第三，更为重要的，打开中日关系，进行“对华自主”外交，恐怕是池田基于长远角度的战略性选择。1963年5月7日，池田对到访的国民党政府秘书长张群说：
“中国民众不管什么主义，只要生活改善了就好……与10年、20年前相比，中共当政以来，生活水平改善了。大众生活比其他国家不算好，可是比以前要强。这个民众亲身体会到了。”《张群秘书长访问池田总理》，1962年5月7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中国大陆，在国民政府时代经济状况十分惨淡，可是中共执政后，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所以，政权稳定了。”
伊藤昌哉著：《池田勇人的生与死》，［日］至诚堂，1966年版，第175页。
至于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说法，1963年9月18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尔斯特集团报刊的总编时表示：“中共三五年不会有变化，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事实根据，近乎空想。”“考虑到将来日本与中共的关系以及国际舆论，长期来看，中共将得到联合国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也将不得已而失去联合国席位。”《总理访美第二次预备会》，［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998年公开史料。所以，鉴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池田认为“日本最后必将承认中共”，而且“池田相信，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实现。”
伊藤昌哉著：《池田勇人的生与死》，［日］至诚堂，1966年版，第178页。
林金茎著：《梅与樱：战后日台关系》，［日］塞玛尔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进而，出于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池田亦希望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在美国大规模介入越战之前的1964年4月，池田就对尼克松副总统表明：
“我认为南越问题，没有美国和中共的相互谅解，是不可能解决的。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必须与中共对话，美国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美国只要是对中共采取现在这样强硬的态度，就不可能给亚洲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希望美国像对待苏联所显示出的宽容和忍耐那样，去和中共接触。美国和中共当然不可能友好和睦地相处，但是完全不来往，是危险的。”美国局北美科：《池田总理会见尼克松前副总统记录》，1964年4月10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401。
另外，从多边外交平衡的角度来看，池田必须考虑为日本的将来留有适当余地。处于冷战最前沿的日本也不得不盘算着，一旦冷战烟消云散，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日本，外交处境该当如何。池田很清楚，尽管中美两国尖锐对立，但是背后多年来断断续续一直在波兰华沙（1958年前在日内瓦）保持着大使级的谈判关系。日本是否会被甩下的危机感，始终萦绕不去。这从1963年退职的原驻美大使朝海浩一郎的话中明显体会得到，“某天早晨，一觉醒来，美中是不是已经握手了。我每天为此心神不安。”此话虽显夸张，但确切地反映了日方当时的某种心态。历史最终证明，美国的“越顶外交”，还是印证了朝海的担心。
田久保忠卫著：《战略家尼克松》，［日］中央公论社，1996年版，第101页。
第四，不否认池田对华或许怀有历史好感或战争愧疚，然而另一方面，池田更是将这种所谓的“特殊关系”作为追求日本“自主”政策的挡箭牌。中日古代长期的友好交往史和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史，是两国外交中无法回避的、深刻的历史背景。1960年1月，池田在担任岸信介内阁的通产大臣时曾表示：“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关系，应努力打开中日关系”，“为此，有必要先从日方开始做起。”同时，鉴于美国对中日接近动向的担心，1961年6月，池田首相访问美国，在与肯尼迪总统的会谈中强调：“日本人的认识与美国不同，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关系，再加上战争给对方添了麻烦，所以对中国人有亲近感”，《总理访美（中共问题）》第1655号，1961年6月20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希望美方理解中日重开贸易的举措。
石川忠雄、中岛岭雄、池井优编：《战后史料中日关系》，［日］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143页。
然而，池田的所谓“对华自主论”，是审慎的、有限的“自主”，始终是在与美国的协调、甚至是追随的基本路线下展开的，并没有脱离美国东亚战略的政策框架。正如他在组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显示出追求自主倾向的同时，也严厉批判了中立态度，表示出与美国等国“联手”的方针。他指出：
“我在六七年前就主张与中共友好相处，但很不容易搞好。外交不仅仅是对中共的政策，首先重要的是提高自由国家对日本的信赖。为此，必须搞好日本内政。在取得自由国家信赖的同时，成为不为中共所愚弄，不受人操纵的国家。”
当记者问及：“在外交政策中有亲西欧外交和中立外交，你如何看待中立政策时？”池田语气强硬地答道：“我不采取中立政策，我要与自由主义国家联手合作。”矛头直指日本社会党提倡的“非武装中立”路线。
石川忠雄、中岛岭雄、池井优编：《战后史料中日关系》，［日］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183页。
原本，池田政权建立后，主张积极开展对华政策的外务省亚洲局中国科曾提议，中日之间可以召开大使级协商或互派部长级官员。但是，考虑到对美关系，池田认为为时尚早，没有接受。池田不仅通过外务省正规的外交渠道，而且他本人也多次向美国政府有关人士强调，没有对华谋求政治接触，只是开展民间贸易，是在美国冷战战略的框架下推进对华外交的。
亚洲局中国科：《对中共政策（方案）改订》，1961年1月8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962年10月2日，池田对来访的美国原驻日大使墨菲表示，日本清楚中共的意图，中日贸易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担心。《自由亚洲东京大会出席者招待情况报告》，［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D号16，编号0459812。从池田访美前日本外务省当局制定的政策方案中，更是清楚地表示了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立场。
亚洲局：《对中共方针（方案）》，1961年3月3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第4卷，［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56
亚洲局的《对中共方针（案）》（第一方案，1961年3月3日）在阐述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中日关系”之后，就“对美关系”指出，“对美预先通报以上方针的同时，劝说美国放弃向联合国大会递交暂缓审议的方案，并且今后也要保持密切的联络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