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塚茂树（1904—1987）贝塚茂树生于东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专事中国古代史研究。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著有《孔子》、《古代中国与新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思想与日本》、《孙文与毛泽东》、《毛泽东传》等。是战后日本最具影响的日本中国学界的代表学者之一。贝塚在战前就有反对主流思想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他称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他的《毛泽东传》（岩波书店，1956年）在重新认识中国这一意义上，代表了战后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毛泽东传》中，贝塚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作为论述的重点。他认为，毛泽东和孙文一样，是乐天派。孙文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毛泽东深信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环，其成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二者的不同在于，孙文作为一个充满梦想的浪漫主义者，经常错误地认识现实；毛泽东既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打败国民党，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下解放出来，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都有赖于毛泽东的这种素质。贝塚还认为，这两位革命家的性格都受儒教的性善说影响。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言行中都表现出儒教的性善说——以对人性的信赖为基础的伦理观。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因为外物的影响才陷于“恶”中，所以如果能够避免外物的影响，发展人的本性，人人就可以达到“善”的地步。这种传统观点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
贝塚茂树：《毛泽东传》，［日］岩波书店，1956年，第2—3页。
贝塚以许多从中国回来的战犯都感谢中国的宽大处理这一事件为例，说明毛泽东的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这离开了中国的道德观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从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诞生开始，就非常注意对国民党俘虏的优待和宣传教育，这成为共产党后来对待俘虏的一项主要政策。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憎恨其罪行而不憎恨其本人这一性善说。
1954年10月，贝塚茂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毛泽东的：“毛泽东好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在我们眼中如同特写镜头一样高大。他的形象，既不是电影中希特勒野心勃勃的轻狂形象，也不是斯大林傲慢冷酷的阴郁形象。他庄重而并非装腔作势，而是朴素、坦诚的，就像他在亲身示范他自己提倡的‘到群众中去’这一口号一样，是那样平易近人。”
同上书，第193页。
贝塚于1959年中国国庆节之际发表的《创造国家的喜悦——寄语中国国庆》一文中，对新中国10年来的成就进行了评述，把其成就的取得归于“人的因素”。也就是，中国人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实践的聪明才智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但是，在贝塚对1966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中，表现出他的思想已发生变化。贝塚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状况非常易变而不易评价。他感到，“对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中的中国的现状，我是不是要改变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看法呢？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些合理的回答，是我的义务。”贝塚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被作为惟一的正统，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把过去的文化遗产全部作为异端思想加以否定的现实。这么一来，中国的古籍文献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贝塚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担忧。
贝塚茂树：《中国是什么》，［日］朝日新闻社，1967年版，第2页。
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南博（1914—2001）：生于东京，1940年京都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一桥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心理学入门》、《日本人论》等。他对传统艺术、电影、气功等都很有研究，是日本颇有影响的学者。，1952年9月参加了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和平会议。通过这次访华，当时中国人的表情、动作、说话方式、工作方式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论著。
他感到，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全新的世界，中国人是健康和开朗的。他逗留北京的40天正值盛夏，但他没有看到一只苍蝇，自称是“好事者”的他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一只。南博深有感触地说，日本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新的光芒四射的东方已经决定性地赶上并超越了欧洲和美国。”
南博：《中国》，［日］光文社，1953年版，第74页。
南博还写道，在5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普通的群众还是学生，都有一种是“人民的一分子”的意识。他特别高度评价了在年青一代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平等意识。而且，中国的教育方针也是独特的，一是与生产相结合；二是教育面向广大工人和农民。其结果是学校和社会生产活动紧密结合了起来。
从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到1972年的27年间，日本20余种全国性大型综合杂志中，刊载有关中国的文章2500余篇。
日本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总的趋势是在增加，但也并不是直线上升的。从内容上看，战后初期，左派学者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右派的只占7%左右。1945—1950年期间，岩村三千夫和鹿地亘各发表15篇，平野义太郎发表10篇。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日］新曜社，2010年版，第74页。
内容多半是介绍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情况。进入1950年代，随着中日民间交流的展开，文章内容逐渐多样化。主要包括，在华居留人员的历史回顾与实地调查，日俘日侨的遣返与赎罪，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介绍与研究，政治经济界要人的对华认识及访华观感，学术文化界的交流，中国国内政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向，中苏关系以及中日复交问题等。
3．竹内好与竹内实的中国观
（1）竹内好的中国观
竹内好（1910—1977）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家，现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
竹内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1944年应征入伍，1946年7月复员后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52年起任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60年为抗议当时的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条约而辞职，其后组织思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5卷本，平凡社刊）、《中国的思想》（13卷本，德间书店刊）、《中国·鲁迅》、《为了理解中国》（3卷）、《现代中国文学》（河出书房刊）第1卷《鲁迅》和第2卷《茅盾》等的编写工作，并翻译了《鲁迅全集》。
竹内好的最突出业绩是鲁迅研究，在1943年34岁时完成了其代表作《鲁迅》。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中，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被认为是一座至今无人跨越的高峰。他在鲁迅那里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奇特关系：“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化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页。
在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竹内好的研究独具特色。他既不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也与近代主义学派保持一定距离，他的问题意识在于以中国的近代化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竹内好以杂志《中国》为基地，连载《为了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对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可以说这就是竹内模式。如果简单地将竹内好的学术思想做一概括的话，那就是以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追究日本战败的原因。
竹内模式的核心内容来自于鲁迅和毛泽东。他认为，鲁迅所走过的道路作为一种定式，也适用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广而言之，亦适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落后的农民那里发掘出了革命的动力，依靠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引导革命走向成功；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虽然革命的敌人具有强大的实力，然而实力可以削弱，亦可补充。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依靠精神道德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对手。
竹内好指出：近代落后了的中国，勿宁说通过对于落后的自觉而将民族主义转化为道德感召力，从而带来新中国的再生。可以说，这是将鲁迅模式扩展至毛泽东，进而依靠这两者解释中国近代化亦即当时的新中国成立过程。
竹内好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在时间上落后了，但同时使其在质量上处于优势”。“鲁迅这样的人之所以得以产生，没有激烈的抵抗作为条件是无法想象的。不是如同欧洲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日本进步历史学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那种落后的社会，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的”。他所强调的是，在落后的事物当中，蕴藏着产生优秀思想与道德的力量，其优秀性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关系是无法理解的。
对于竹内好而言，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在这一悖论的层面上，竹内好把中国、把鲁迅变成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精神原点。他说：“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我自己的教训。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根据竹内好的分析，鲁迅的“核心思想”就是挣扎、抵抗、否定、拒斥。他在写鲁迅，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写二战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兴奋、迷惘、困惑、紧张的复杂情感。
竹内认为，鲁迅实在是个异类，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鲁迅一直自我放逐，拒绝任何派别的拉拢，孤独地在困顿中挣扎，无法解脱。他骂遍所有人，却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盖上了“民族魂”的大旗，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事情。竹内也跟鲁迅一样，一直没有融入大学体制，过着所谓边缘人的日子，不仅是社会身份上的边缘，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边缘。
1949年9月，竹内在《展望》上发表《传统与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一文。该文所论及的是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竹内认为日本人在战前和战后对中国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心态和意识在战后没有改变。“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战前和战后根本没有变化，这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感”。竹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感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在甲午战争后被定型的。这种轻蔑感是畏惧中国的反面表现。
竹内批判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他还指出，各有其思想根基的日本和中国近代化具有不同特质。为证明自己的观点，竹内引用了杜威对中国的评价。杜威曾于1919—1921年在中国逗留，目击了中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杜威曾在多篇论文中就近代中国与近代日本进行了比较。在杜威看来，日本因为传统压力小而轻易地成功地吸收了欧洲技术，但正因如此，古老传统残留在深层；在中国，近代化日程因传统抵抗非常激烈而推迟，但也因此而使变革更彻底，能够从国民心理的根源上进行变革”。
在竹内看来，杜威将中国能成功实现近代化、日本却遭受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一个拥有传统文化、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差别上，而国民心理的不同则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