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菩提”，实是“无上菩提”的略称，全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已经说过，它的内涵十分模糊。此处则带出了两个规定：第一，菩萨的全部所行，都为了“利乐有情”；第二，为“济诸含识”，必须“具大堪能”。此中“具大堪能”是关键：由大堪能规定的菩提，已经远超出一般道德和智慧的范围，而是具备了可以令众生在实际生活中离苦得乐，包括足以为众生谋福利的世俗知识和营生的一切能力。因此“利他”不再成为一句空话或主观愿望，而变成了主要的实际行动。
基于“利他”这一根本观念的出现，全面冲刷着佛教早期的固有教义；为了适应向社会的积极开拓，从终极理想到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从哲学观到宗教观，不间断地更新。而这一切都深藏在部派佛教的个别论点中，与部派佛教的整体思想不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及至树立“大乘”旗帜而与“小乘”公开分离，在思想原则上排斥“小乘”，而将“大乘”完全彻底地确定下来，《增一阿含》已经有相当的反映，但只有到了《维摩诘经》（略称《维摩经》、《维摩》）和《法华经》（略称《法华》）产生的时代，才达到成熟的程度。
§§§第二节对释迦牟尼佛的限定和多佛主义的出现
唐道宣编撰《释迦氏谱》，序记：“古德流言：祖佛为师，羞观佛之本系；绍释为姓，耻寻释氏之源。”中国佛徒既以佛陀为祖师，僧尼出家又以“释”为姓，为什么对于佛陀的释迦氏族会感到如此之羞耻？这里有两个故事，对佛教以后的发展影响不小。
一个是有关释种灭绝的。释迦本属贵族，也是世家大族，梁僧祐辑《释迦谱》，根据诸多佛籍的记载，对这个族系作了相当详细的探究：到了悉达多的父辈，邻国萨罗强大起来，要求与之联姻。由于释迦族鄙视这个国家种姓低下，乃以一个婢女（一说婢女所生的女孩），嫁给了萨罗国波斯匿王（意译胜军王）为“第一夫人”。夫人生下太子名毗琉璃（亦作流离等，新译毗卢择迦），及长，回舅家探亲问学，遭到舅家上下意外的轻蔑和侮辱，由此结仇。及至流离即位，立即起兵，进军迦毗罗卫，屠杀了释迦全族，景象异常惨烈。佛陀是教人“种姓平等”的，而自己的氏族却坚持种族歧视，并因此而导致灭族之祸，这确实令人难堪。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释迦兄弟相仇的。乔达摩有堂兄弟多人，后来大都成为他的弟子，其中阿难作了他最亲近的侍者，而阿难的嫡亲兄弟提婆达多（亦作调达，意译天授等），则组成释迦僧团最大的反对派，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用“你死我活”来形容，决不过分。据此，僧祐说，“亟为戚属，恒结仇”（《释迦谱》卷二），生活在极重家庭伦理国度的僧人，对此难免产生困惑。
佛教经律中有许多故事，大半属寓言譬喻一类。但这两个故事，当有事实根据。前已说过，迦毗罗卫确实被毁了，释迦族确实被灭了（有部分逃亡出走的）。至于提婆达多，事关原始佛教的真相，有必要作些专门的探索。
有关提婆达多的记载，散见于佛本行经类典籍中，小乘律中也保存有不少，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阿含》和有部等论著里，也时常提及。这些记载不尽一致，总起来看，他被作为分裂僧团组织、破坏僧伽团结的象征性代表，是备受谴责和诅咒的对象。他的具体罪行，依《增一阿含》卷四八有六项：一是“斗乱众僧”（相当于“破和合僧”）；二是“杀阿罗汉比丘尼”（即莲花色尼）；三是“起谋害心向于如来”（即“恶心出佛身血”）；四是“教彼太子使害父王”；五是“饮象使醉，往害如来”；六是“执石掷佛”。像《出曜经》卷二五等还记，调达于悉达多出家成道以后，唐突宫中，谋图凌辱太子妃耶输陀罗；失败后，又赴佛所，伪装忏悔，铁爪置毒，欲再加害如来。在律典里，这些罪行被概括为“五逆罪”或“三逆罪”，都是要入“无间地狱”的，所以也称“无间罪”。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其中的第一条和第四条。
“教彼太子使害父王”，所说的太子系摩揭陀国瓶沙王的儿子阿阇世。瓶沙王亦译频婆娑罗王等，意译影胜王等，是当时释迦文佛最有力的支持者；阿阇世意译未生怨，则与调达交好。阿闍世受调达教唆，幽禁其父（一说杀害其父），自立为王；调达则借机分化释迦文僧团，扩大自己的势力，谋求所谓“新王新佛，于摩揭陀国共弘道化”（见《五分律》卷三）。于是释迦文僧团一方以舍利弗、目连为首，调达僧团一方以铿荼陀婆、瞿波利为首，展开了争夺僧众的激烈斗争：一方要将释迦文僧团“丧灭师徒，使此国界众生不睹其形，不闻其声”；一方则使调达彻底失败，令他生身入于无间地狱，受苦无穷（见《出曜经》卷一一）。
看来提婆达多没有成功，但也难说真的失败。东晋法显在他的《佛国论》里，记他在拘萨罗国舍卫城所见：“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高僧法显传》）到了唐玄奘再游印度，于羯罗拿苏伐剌那国，见到“别有三伽兰，不食乳，遵提婆达多遗训也”（《大唐西域记》卷一）。稍后于玄奘去印度留学的义净，他在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关于“随党”与“非随党”下注了一条释文：“此言随党者，谓是随顺提婆达多所有伴属；言非随党者，即是佛弟子。此乃由其住处，则令物随处判；处中既非两处，故遣两众均分。”意谓提婆达多徒众（随党）与佛徒（非随党）住在同一个那烂陀寺而分别安居，两派“共作制要”，各自接受分内的布施供养，原则就是均分。义净接着说：现今西方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所有轨仪，多同佛法；至于五道轮回，生天解脱，所习三藏，亦有大同。无大寺舍，居村坞间；乞食自居，多修净行；葫芦为钵，衣但二巾，色类桑皱；不餐乳酪。多在那烂陀寺，杂听诸典。曾问之曰：“汝之轨式，多似大师；有僻邪处，复同天授，岂非天授之种胄乎？”彼便答曰：“我之所祖，实非天授。”此即恐人嫌弃，拒讳不臣耳。此虽多似佛法，若行聚集，则圣制分途，各自为行，别呈供养。以上三个记载说明，提婆达多有自己独立的佛教信仰，也有自己独立的教诫，而且还有自己的三藏。但所有这些，多同于佛法，以至于到了义净时代，已经很难区别，究竟何者算是佛的正法，何者属于天授的僻邪，它们大都混淆在后出的种种芜杂的经典里，我们今天是更难分得清楚了。
佛教经典传有“过去七佛”之说，释迦牟尼是第七佛；调达众信仰“过去三佛”，没有释迦文的地位；又按佛经传说，乔达摩继承的是“先佛”事业，这位先佛，一说为迦叶佛，一说是燃灯佛，传说不一。据此推论，这兄弟两人所唱的佛教，应该更有远源。假若“过去佛”之说，只是为了创教上的方便设置的一种偶像，那么至少可以说佛教团体不只是释迦文一家，佛教的基础教理也不会是他个人的独觉。这可以从调达与悉达多的思想分歧上看出来。
据现有的佛教资料，这两个僧团的矛盾，集中在解脱的方法上，尤其是对僧人行为的规范上。《出曜经·愤怒品》记调达：于众说法：若有众生事我为尊，承受教诫，当习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脱，何假沙门瞿昙说八直行。云何为五？一尽形寿常守三衣，二尽形寿常当乞食，三尽形寿不得食肉饮血，四尽形寿常当树下露宿，五尽形寿不得获持金银宝物。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脱，尽有漏，成无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一则谓，提婆达多“谤毁圣说，决生邪见，定断善根，但有此生，更无后有”。于是“别立五法”：
（1） “沙门乔达摩及诸徒众，咸食乳酪，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令彼犊儿贞婴饥苦”；
（2） 乔达摩“听食鱼肉，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于诸众生为断命事”；
（3） 乔达摩“听食其盐，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于其内多尘土故”；
（4） 乔达摩及其徒众“受用衣时，截其缕织，我等从今受用衣时，留其缕织，何缘？由此破坏彼织师功劳故”；
（5） 乔达摩及其徒众“住阿兰若处，我等从今住村舍中，何缘？由此捐弃施主所施物故”。
关于调达“五法”的这两个记载，显然不全相同：前者更接近佛教所行的“头陀行”，后者全部建立在对生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劳动和施与的尊重基础上，与头陀行的冷漠，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精神。然而后者所记，与玄奘所见提婆达多的遗训似乎更为接近。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调达一派也不是始终不变的，正像释迦文一派不是铁板一块一样，而这两派的思想教诫，也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如果从整体佛教去观察，我们就很难把提婆达多视为异端。
《六度集经》卷六中记载许多调达的故事和主张，甚至说他是第一个接受佛说“菩萨偈”的人，此偈略曰：“守口摄意，身无犯恶，除是三行，得贤径度：是诸如来无所著正真最正觉戒，真说也。”此偈所论被通称为“佛三戒一章”。此经感叹说，可惜的是，调达虽然知此“正觉戒”甚早，却未能实行，“犹盲执烛照”。这一记载虽然简略，但表明调达是“菩萨偈”的首创者，对我们探究大乘思潮兴起的线索，仍很重要。
此外，还有一些佛典材料，说明乔达摩的时代，佛教不是一人所唱，而是一种流行的思潮，并且基本倾向一致，只有在某些理论解释和实践方法上，存在若干细微的差别，其中释迦文则是这一思潮最有力的推动者、理论的系统创建者、僧团的成功组织者，他被尊为佛教的奠基人和教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是佛教的垄断者、绝对化者。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潮流，佛教充满活力，从我们对《阿含经》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到那生气盎然的情景；内部环境也很宽松，至少承认，不受释迦文教的“独觉”者也属正宗的佛教范围。我们现在讨论的大乘思潮，有许多就与释迦文佛的观念针锋相对，甚至公开贬斥他的主张，而其中的许多因素，可能就孕育在早期的佛教思潮中，并成熟于佛教思潮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中。这也正是难以为大乘的形成确定一个具体时间和具体标准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的译经史看，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大乘口号，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清算早期佛教，并形成巨大规模的，是般若经类。但旗帜鲜明地将早期佛教贬为“小乘”的，是《维摩经》和《法华经》。前者主张绝对排斥，后者主张将其容纳。我们就从这两部经谈起。
先看《法华经》。一般都知道，《法华经》是提倡“三乘归一”的。它把整个佛教思潮划分为三大流派，当是对既有的佛教思想派系的概括，也是对它们共存现实的承认，这在《阿含》和有部论著中也都有所反映。《妙法华经·序品》则明确地说，世尊演说正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智”。此“求声闻”、“求辟支佛”者，并称“二乘”，被贬称“小道”、“小乘”；“诸菩萨”即是“菩萨乘”，自名“大道”、“大乘”。对于这三乘（尤其是大小乘）在思想和实践上的特点，此品也给予了概略的规定。
《法华经》成书于什么时间，很难详究。现已发现的梵文本据说有四十多种，现存的汉译本就有三个。最早是西晋竺法护于286年译出的《正法华经》，最流行的是鸠摩罗什（略称罗什）在406年译出的《妙法莲花经》。这两个译本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差异还涉及重大的理论问题，这里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之一：《正法华经·七宝塔品》中载有一则为调达彻底翻案的经文，罗什译本中完全没有。其文全录如下：能仁佛告诸众会，吾往无数难称限劫，求《法华经》未曾懈怠。时作国王，遵修大法六度无极，布施金银水晶，琉璃琥珀，珊瑚珠玉，车磲玛瑙，头目肌肉，手足肢体，妻子男女，象马车乘，不惜躯命。时人寿长，不可计会。吾用法故，捐弃国位，委正太子，行求大典，击鼓振铎，宣令华裔：有能为吾演大典者，吾当为仆供给走使。时有梵志而报之曰：我有大典《正法华经》，若能为仆，吾当慧报。佛告比丘，吾闻其言，欢喜从命，奉侍梵志，给所当得，水浆饮食，扫洒应时，趋走采果，储蓄资粮，未曾懈怠，奉侍千岁，使无侥渴……佛告诸比丘：时国王则吾身是也，梵志者调达是。今吾身具足六度无极，大慈大悲，成四等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十种力，四无所畏，四事不护，十八不共，威神尊重，度脱十方，皆由调达恩德之力。调达却后无央数劫，当得作佛，号曰天王如来。调达成了释迦文的老师。释迦文之所以能够成佛，以及拥有佛才能够具备的一切相好威神和功德智慧，全是调达之所赐。这与早期佛籍所记之调达相比，真是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