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要求拓展新的市场，而航海则是为经济服务的。需要发现和发展新的“朝贡贸易”国，即进一步扩大官方贸易市场，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事实上，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就是航海探险的过程，发展“朝贡贸易”的过程。在他去过30多个国家的42条航线中，就包括一些新辟的航线。这些新航线，就是适应贸易发展的要求而开辟的。不过，除去远到南非外，都是些较短的航线罢了。郑和的目的，是要多去一些国家，为了节约时间，郑和才开辟了横渡北印度洋到达东非的新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一条路，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朝贡贸易”的要求，当时的郑和不一定会冒险成为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新辟航线需要冒险，这是航海条件所决定了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横渡印度洋的成功，是中国航海技术成熟的结果。如果航海条件不具备，再有客观需求也无济于事。意愿与可能结合，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
明代初期，商品性农业有所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不仅种植棉花、桑树、茶树等经济作物，而且还出现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雏形，因此，农民被卷入市场网络之中。明代矿产较前增加，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大有进步。官营丝织业力量雄厚，政府在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山东等地分设多处织染局，至于江南更是官营丝织业的中心，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有专人督造。陶瓷发展，官窑占主导地位，以景德镇为中心所制青花、祭红瓷更是遐迩闻名。官营造船业极为发达，沿海设有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宝船就体现了明代高超的造船技术。商业繁荣，经营者足迹遍布国内外。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明初，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海外贸易为“朝贡贸易”所垄断，因而郑和船队空前庞大。此外，明初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扩大“朝贡贸易”范围势在必行，而交通则是为经济服务的，这在郑和开辟的新航路上显示了出来。郑和船队每次航海总的里程被记作“涉沧溟十万余里”。这其中包括有短暂而距离不等的航行。有大□（船舶总队）船队航路，也有分□（五至十艘不等）船队航路；有新路，更有旧路，传统路与新辟路结合。何以如此？新旧“朝贡贸易”国都得要跑到。在郑和船队近30年的航海活动中，既新辟有横渡印度洋至非洲空前的远洋航路，又向着印度洋和南洋沿岸诸国和地区也辟有长短不等的新航路。然而，郑和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实现明成祖“超三代而轶汉唐”的宏图，遂有探索憧憬中的“去中华绝远”处之行。其实，这一时期，已经沟通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联系，这长短途的新航路开辟，也都是郑和船队航海探险的新发现，新成就。
第四节 海洋文化的发祥地
郑和船队何以有如此成就呢？
这是因为继承发扬祖国航海传统，特别是宋、元以来科学技术、海外贸易和航海活动得到高度发展而从中受益的结果。所以，到了明代初期，无论是造船、航海技术和探险都达到了当时世界顶级的水平。
然而，上世纪40年代，美国出版的一部由海思、穆恩威廉合著的《世界通史》第59页上却说：“古代的中国人，不习于航海。”同是上世纪40年代，正当中国浴血抗战之时，日本黑田英雄就在此时写的一部《世界海运史》中，洋洋数十万言，却没有提到中国对世界航运的贡献。难道中国无航海吗？
当然不是。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习于航海，而且善于航海，尤其还是领先于世界达千余年之久的航海大国。
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出土于杭州的萧山。
七千年前的木桨，出土于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浙江河姆渡。“中国与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是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泉州一个探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所达成的共识，从而所作的结论。
（1977年出土于浙江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其年代距今6960年±90年。此图片为浙江省博物馆考古队提供）
6600年至4500年前，大汶口人和龙山人，就先后从山东半岛下海，乘着木筏，逐岛漂航东去。如今在朝鲜、日本、阿拉斯加等处，就陆续出土了龙山文化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等。出土于夏威夷岛的人类遗骨，其畸形的颅骨与枕骨、身高、拔牙习俗等特征，竟和大汶口人一样。距今3000年前，殷人沿着黑潮海流漂航去了美洲，这是已为众多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事实上，中国人漂航去美洲不止一次，因为在美洲发现的中国多起历代文物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美洲至今还有殷人的后裔。中国先民用简陋的舟筏，谱写了尚无发现文字留存的远古中国在太平洋上的漂航史。
也就在木桨出土的地方，五六千年前的百越人，随海流逐岛漂航，竟将其发明的生产工具有段石□带到了菲律宾、苏拉威西、婆罗洲、夏威夷、马奎萨斯、社会岛、库克群岛、奥斯突拉尔、塔希地岛、查森姆岛、新西兰、复活节岛等，几乎太平洋海域的所有地区和所有的各大岛，直至南美洲的厄瓜多尔，都有发现。其后，中国的岩棺葬、船棺葬，连同舫舟、断发文身、铜鼓纹饰等文物和遗俗，也在太平洋诸岛上间有发现。这当然都是古代中国的航海传播所致。
与此同时，根据有段石□源于中国这一事实，德国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海尼·格尔顿（Robet Heine Geldem）指出，大洋洲的文化来自中国；当地人在新石器时期，是从中国东南沿海使用澳亚系语言的民族中迁徙去的。美国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在其所著的《太平洋地区手册》中说，大洋洲的澳大尼西亚语与菲律宾、中国台湾的澳亚语系关系密切，都继承了五千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语言系统。
中国人大批航进印度洋，是公元前4世纪楚威王灭越之后，是江苏、浙江、福建的吴越人，乘着竹筏沿着海流漂去的。至今在南洋地区的马来族中，还可以找到吴越人的后裔。这已从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的研究中获得了充分的证实（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中印水上交通起源很早，据莫克基的《印度航业史》记载，“有证据可使我们相信，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纪”，“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在中国未与罗马直接通商以前，“罗马所用丝绸是由印度运去的”。“在克里米半岛克特齐附近，古希腊人遗民遗迹中，曾有丝的发现”。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汉武帝除辟有陆上“丝绸之路”外，又在印度洋上创建了“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造船业居于世界首位的缘故。当欧洲尚无上层建筑的小船在地中海游弋时，“百尺楼船”的中国巨舶就开辟了延续近两千年的这条丝路。从此，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将中国同西方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持续了千余年。这在过去世界上是空前的。中国航海历史的特点是：先是民族迁徙，其后才是海外贸易。就航行范围之广，航程之远，历史之悠久，中国在古代世界上的航海是独树一帜的。在公元6世纪至13世纪的700年间，即唐宋时期，以中国为东方的航海大国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国，共同把东西方海上交往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当时以巨大坚固驰名于世的“唐舶”穿梭于东西方而到达了埃及。宋代发明的船用指南针的出现，元代海舶则以创纪录的续航距离而闻名于世。
德国利普斯在其《事物的起源》一书中说：“中国是许多伟大而奇妙的发明的发源地。”富于创造性的中国劳动人民，对于人类航海曾做出过巨大贡献。有关造船和航海的发明创造传到西方后，不仅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而且至今仍被运用在航海事业中。
自成体系的“中国帆船”（Junk）这个专有名词，被载入英、法、葡、西、荷、德、意等航海国家的文献、字典和辞书中。它的图像被镌刻在著名的印度阿旃陀壁画上。而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已成为空前绝后的桅帆海船绝响，为世界海上木帆船的发展史巅峰划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