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底，帕斯捷尔纳克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他想和全家一起出国。他在信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一直想伴妻携子到国外住上一年或一年半。”
他说他想去省亲，他已有近8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二老了。“自1922年冬天我去过德国之后，再也没有出过国。”他接着写道：
“除了省亲之外，我想到法国或许到英国去一趟，我认为有这个必要。我怕见朋友，如同不敢到您那儿去一样，因为我无法报答这些年来大家对我的厚爱和信任。我对这一点知道得越多，越感到无脸见人，欠人家的情，越感到不幸。显然，我没有能力答谢大家，责任全在于我。但也不止我一人。”
他说，他一拖再拖，无暇实现自己出国的梦想，因为：“我现在正着手写两部作品，一部是诗，一部是小说。”诗，指的是《斯别科托尔斯基》，小说，后来以《中篇小说》为名，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个开头。“最近一个时期，我写作很吃力，特别是今年冬天，城市与农村情况相比，城市处于一种无法描述的、毫无道理的优越地位，还让城里人去访问受难的百姓，还要向他们经受的震荡与灾难表示祝贺。直到今冬之前，我认为，不管西方如何吸引我，在我没有完成已开头的作品之前，我哪儿也不去。我以此自慰，把它看成是预付的奖励，因此我才能够坚持下来。”
“如今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值得迷恋的了。什么事也办不成，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毅力，也许是能力。我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不管怎么拖延也没有用了。不知心中什么东西断了，又不知是何时断的，但发现这一点是前不久的事。我决定不再延期了。如果目前情况还不是彻底的精神崩溃，也许出国能使我有所改变。”帕斯捷尔纳克接着写道，他正在办理出国手续，但立刻意识到，“没有您的保证，我得不到出国的批准。请您帮助——这就是我的要求。”
1930年7月，高尔基从意大利的索伦托给他回了一封信。
“我不会满足您的要求，而且恳切建议您不要办理出国事宜—等一等再说！”高尔基不能满足帕斯捷尔纳克的要求是有原因的：前不久，苏联作家阿纳托里·卡缅斯基（1878～1941）出国到西方去了。他与小说《沙宁》的作者阿尔齐巴舍夫同属于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在社会倒退时代的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在俄国流亡者在柏林出版的报纸《方向盘》上发表了一些恶劣至极的文章，还到处做极其庸俗的“报告”。还有一位作家叫弗·阿佐夫跟他一样。这种现象引起苏联国内的警惕。所以高尔基深信，“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让文学家出国。某些恶棍干的勾当，要拿正派人来出气，一向如此，如今轮到您了。”高尔基告诉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难以批准他出国。高尔基同时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雅果达——苏联内务部的重要成员，说帕斯捷尔纳克“意志不坚定”，难免会受到侨民宣传的影响。
卡缅斯基后来回国了，但不久便遭到镇压，几十年后又得到平反。
帕斯捷尔纳克从高尔基那里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便不再申请出国了。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随同一批作家参观访问了正在车里亚宾斯克市兴建的拖拉机厂。回到莫斯科以后曾和高尔基见了一面。这事发生在6月14日上午，帕斯捷尔纳克是意外见到高尔基的。那天，高尔基情绪很好，精神抖擞，对他亲切热情。高尔基主动提到帕斯捷尔纳克写的当时还没有发表的散文体自传《安全保护证》。高尔基读的是手稿，认为写得“有滋有味，有感有情，十分出色”。他还建议把它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这对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喜讯，可是好景不长。
《安全保护证》发表以后，出乎帕斯捷尔纳克的意料，在国内文学界得到的不是肯定，而是批评，甚至形成了围剿的形势。
塔拉先科夫在1931年12月18日的《文学报》上发表题为《唯心主义的安全保护证》：1932年第5期《星》杂志上发表米勒一布德尼茨卡娅的文章《论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的艺术哲学》，用语尖刻，不讲道理，帕斯捷尔纳克很伤心。
国家文学出版社原来计划将《安全保护证》收入帕斯捷尔纳克散文集，这时又决定把它抽掉。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原来也打算出版他的文集，这时停出了。这些事，很影响帕斯捷尔纳克的情绪。帕斯捷尔纳克当时的经济状况本来就比较紧张。他的收入只有稿费，而且要养活6口人：他本人，他的第一个妻子卢里耶和他们的儿子，他的第二个妻子季娜伊达和她的两个儿子。没有稿费收入就等于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他曾指望国家文学出版社和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可以保证他在经济上过一段安稳的日子，可以让他继续写他已开了头的长篇小说，如今却不行了。
在他经济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卖掉了中学毕业时得的金质奖章。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写小说才是他真正的工作，他总想写出真正能表达他的想法的一部“大书”来。当他写作小说的进程受阻时，觉得感情失去依托，十分烦恼。他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说：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幻想写一部小说，它能像盖子似的盖在箱子上，结束我所有未能完成的作品，说完我所有故事情节和各种人的命运。”（见1933年3月4日的信）帕斯捷尔纳克恳求高尔基能否过问他的文集出版一事。高尔基没有直接答复他，但写信把这事告诉了秘书克留奇科夫。高尔基在信中说：“帕斯捷尔纳克埋怨书籍出版局否定了他的《安全保护国——这本书无疑是部文学作品……咳，见鬼了！”然后无可奈何地加了一句：“我们的文学何时才能由精明人来管理呢？”高尔基让克留奇科夫转告帕斯捷尔纳克：等到他回国时再商谈出版他文集的事。
教堂毁了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爱上了他的朋友一钢琴家涅高兹的夫人季娜伊达，他把他们的关系告诉了妻子。卢里耶气愤地把帕斯捷尔纳克赶出家门。后来，她为此举感到后悔，认为当时应当争取把帕斯捷尔纳克留在自己身边，而不是把他推走。从那时起，他们的家已名存实亡。
1931年5月5日卢里耶带着儿子又去了柏林。
母子走后，帕斯捷尔纳克便发出一封信给卢里耶：
“我的亲爱的朋友叶尼奇卡！”
“你正在旅途中，明晚我等你的电报。我很惦念你们，这次比以往更甚。”接着他说，他与季娜伊达的接近不会成为他们二人心灵结合的障碍，还说涅高兹夫妇也理解这一点。他劝妻子不要绝望：
“这样做容易遭受特殊的、每个人都知道纯属病态的半疯的悲痛：这种悲痛毫无益处，不会激励创作，为了亲人的光荣而付出我们的性命——这就是它的导向，这就是它所能做到的。这是由于软弱而作出的牺牲。不要把心灵的真理建筑在它的上边……。”
帕斯捷尔纳克期望卢里耶恢复健康之后，可以认真工作，在事业中找到自我。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把你们母子的合影（为护照所摄的照片）贴在我从不离身的里尔克最好的一本书《形象之书》的扉页上了。”
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还写了一首充满深情的告别之歌：
不要激动，不要哭泣，不要折磨自己，
不要再劳累已经衰竭的气力。
你是靠山，你是朋友，你是机遇——
占满我的胸膛，活在我的心里。
我对未来的信念，不怕被你认为，
是一派胡言，讲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
如今我们砍断的不是生命，不是联结的心——
而是相互的自欺。
甩掉窝囊废害病时的忧郁，。
面向开阔的清新空气！
大自然像是寄给你的一封信，
又像是我的兄弟，我的手臂。
像展开信纸似的把它展开，
和茫茫视野进行通信，
你要战胜纠缠不休的劳顿，
你要像阿尔卑斯山那样高谈阔论。
当你站在巴伐利亚如镜的湖面上
周围是山峦顶峰，粗壮的山脊，到那时你会相信我不是爱说空话的人。
也没有准备见势奉献甜言蜜语。
祝你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我们的联系。
我们的荣誉——并不在家庭里。
你将会用另一种眼光观察一切——
像一株向阳光茁长的幼苗挺直身躯。
欧洲正在经历经济危机。
卢里耶原想去法国投奔她的老师法里克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公婆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发生了矛盾，对卢里耶和孙子表现了格外的关心。但家庭的矛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卢里耶带着儿子在国外生活了不到一年，又返回莫斯科。那一天，公婆二人含着眼泪冒着细雨，把儿媳和孙子送上了火车。
卢里耶在莫斯科经历了家庭的悲剧。
年轻的共和国处于大破大立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下令清除一些教堂，包括炸毁莫斯科最大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这个教堂正对着帕斯捷尔纳克的家。窗户全部被震碎。卢里耶脚踏着满地的破碎玻璃，想到的是他们破碎的家。
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卢里耶搬到特维尔林阴路“赫尔岑之家”的院里，那儿是作家联盟的宿舍。卢里耶带着儿子住进一个小单元。她把住宅收拾得十分舒适优美，但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她把全部女性的爱投注在儿子的教育事业上。
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在一起生活了10年，从1921年底到1931年春。
他们的离异要怪罪双方，同时又难以责备任何一方。二人都是艺术家，都想摆脱家务的累赘，谁也不肯让步，事业心胜过爱情。两个人生活在一个棚顶下，但两颗心没有长到一起，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很多人关心她，给予她极大道德与精神支持，如女雕塑家萨拉列别捷娃（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墓碑上的凹浮雕肖像就出自这位女性之手）。卢里耶作为画家积极从事创作，但展出机会不多，有的作品被人收购。她曾为装甲部队指挥官们画过肖像，准备出版画集。在大清洗年代，她画的人中不少人遭到镇压，编成画集的希望也成了泡影。当时苏联美术界领导人只提倡现实主义的美术作品，她的画风受到排斥。她本人也被美协开除会籍。
她的心渐渐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