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还是一些片断，一下抓不动。但被另一股热情抓着了，写了一首v祖国魂》。本来它是《我的祖国》的一篇，现在这家伙野得很，带着我跑得很远，翻过几个历史的高峰，因此，我把他单独写了一篇，已写好初稿，大约有1200行，他算是我二三年来第一首长诗。今天上午想改，但动不得，他太野性了，没有大力，牵不住他的生命。还得很好整理才成，有些乱。我想旧年前一定可以定稿。很愉快。我写了一棵带土壤的开花的树。
我和深厚的历史开始汇合了。我才看到更大的温柔，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诗。我想这一年，我能写出不少诗的。
吴平说去看了你一次。她已痊愈，孩子也胖了。
又写出什么吗？祝福您。
好！
1月29日
致胡风（1951年2月5日，沈阳）
胡风兄：
前天刚寄上一封信。
这两天的早晨与深夜，我已开始读《诗与现实》。对我太熟悉了。我十分渴望再次读读《七月诗丛》第一辑的诗篇，我要像小学生一样温习这些史诗。我十分焦急地想读到这些真实的诗，我必须读这些诗，我不能离开这些诗。读着《诗与现实》，使我更强烈地感到祖国的诗太少了。因而，使我更想念这些曾经（现在）为祖国出过力与争过光的诗篇。
前天，我到沈阳市书店找了个遍，都没有买到。难道是绝迹了吗？回来，我想到，你那里一定还有，如果你还有几套的话，请分给我一套吧！原先我有一套，离北京时叫别人要去了。我这里只有你的《朝鲜》《时间开始了》等四册，绿原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文丛之一），第二辑还缺一册贺敬之的。如果不全，寄几本也成。
我正在写《中国，你的诗呢》。但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
另外，写成一首《号声在响着》，约五百行。我改好以后，就寄来。短期内成天还得忙“三反”，又要出差。我一定用心写成他们。我可以在深夜写。这些时，我激动得很。
生活得安静吧。祝福你。
再握你的手！
2月5日
致胡风（1951年2月10日，沈阳）
胡风兄：
写来的两封信，都读到。
旧年前，我出差一星期，到北满跑一趟，冰雪天地，还是头一回看到。很高兴，工作忙乱，没写出一首诗，但有一股力量已经贮存在心里了。
过年，热闹了三四天，今天开始整诗。我寄北京的诗稿，不知道你带上没有？我已写信给吴平，请她邮给您。不合适的，坏的，希望斫掉，或者不用。假如可以找到书店印，悟想写一点“后记”。您那篇《祝福祖国，祝福人民》能放到这册诗里，最好。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要是您同意放进去，我就不写这篇“后记”了。
最近，我的情绪，叫大诗吸住了。小诗冒不出来。大诗写成，即寄给吴平，您到北京就可以看到。
我回北京一趟，不很容易，除非是因公。队伍的纪律是不同学校。我是真想到北京一趟，我尽量想办法。大干部是经常到京开会的。但我只是一名营级军官（比莱蒙托夫还高一级呢！）。
回到上海，欢聚一个时期是幸福的。我是见过梅志兄一次的，现在闭起眼还能想到她的模样，和吴平同样的瘦小。那个老大娘还在吗？都替我问候，我向她们致以军礼。
我时常还想到您们那座小楼的，尤其那两大书架子书。这次回上海，是不是商量把它搬到北京的问题？到北京好，离心脏近些。
好！
2月10日
致胡风（1951年5月10日，沈阳）
胡风兄：
好几个月没有写信给你了，但我还是知道你的讯息的。
这期间，我曾在报上读到你的两篇文章，《给日本作家的一封信》与《（文艺笔谈）后记》，而且晓得你到过松江县：几个月来，我生活和工作都很动乱，北满南满跑了一趟，虽然没有写出一首诗，但祖国又给予了我新的写诗的力量，又滋育了我。日前吴平来信说你于“五一”前到北京，并且在路上写了一首幸福的诗。我知道你有真诚的战斗，就能幸福地写诗。真诚的爱祖国与爱历史的人，是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人。这种愉快和幸福是与那些不真诚的战斗但却啃舐祖国幸福的沾沾自喜的人们的“幸福”和“愉快”是不同的。在十几年来，你（还有许多真诚的作家们）战斗的幸福和愉快是无时不在激发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战斗（尤其在文艺上的战斗），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今年春天徐放来过一趟沈阳，你的情况他谈了许多，最后他用低沉的语调告诉我“胡先生生活不好，心里苦得很……”。我心里痛苦万分。但我还是相信，即使你再痛苦些，你对祖国与人民的爱还是忠心耿耿的，你是一个百炼成钢的人。你还是真正能够感到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的人。历史会认识你，爱你，保卫你的。
在我们诗里和生活里有你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你的生命，假如我们这一些年轻的人能算作诗人，那么，首先你是一个诗人。真正的祖国的诗人！
徐放来沈阳时提到你可能参加政府部门里的一些工作，我是十分同意的，但不知道你究竟做什么事？说是有三个工作。我倒希望你能编《文艺报），虽然艰巨一些，困难多些，却是最适合于你的工作。对祖国贡献就更大些，将直接使中国文艺真正活跃起来。这件事也许早已过去了，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徐放是希望你到文研（讲）所教书。不知道你这次来京是否会决定。我是老早就希望你有一个适合的工作，真诚的工作，将更使你深人到祖国的内部，祖国将更容易与真实的认识你。也许有许多人还是不希望你参加一个工作，盼望你一直痛苦的“流落”。
把力量使出来吧！
最近我深深地体会到一点，目前中国文艺创作上（尤其是诗），客观主义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我记得抗日时期苏联曾坚持肃清这种消积的、僵死的、冰冷的创作偏向。中国目前存在这种偏向就更是不足为奇的了。最近一个朋友来信批评我的诗，说《彩色的生括》感动了他个人，有感情，有血肉。但他说这种诗毕竟还是“小圈子”感情，只写了个人。
他叫我增加生活常识，社会经验。意思就是说我的诗总是摆不开个人感情，再客观些说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我的诗写得更伟大与深广一些。我完全不同意，这正是我所反对的一条客观主义的道路。那个同志既然说《彩色的生活》感动了他，又为什么说那是“小圈子”的诗呢？这是讲不通的。
最近我读了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更相信了什么是诗，伏契克谁也不能否认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和真正的诗人。我是很虚心地读着目前报刊上发表的诗，我很气愤。王亚平、沙鸥、田间……的诗，实在不算好诗。照我的那个同志讲，他们写的不是个人感情，是国内外大事，是顶好的诗了。但我总觉得，诗人，写不出个人的感情，就写不出历史的感情。但这个“个人”，决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是集体里的一个人，队伍里的一个战斗兵。大的战斗给了诗人以力量，而诗人就以这种力量把战斗写出来。历史的震动与一个兵在战斗里感到的震动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只有以自己更火热的战斗感情投入、拥抱、熔炼到大的战斗里，诗人个人的感情就与历史的感情融在一起，然后才能把历史的感情在诗人的抒情里真实、高度的激发与凝结出来。任何不动个人感情写诗的人，都是虚伪的。他们也许只能比画出战斗者的样子，但战斗者的心灵和血肉却写不出来。更写不出战斗者的希望！这些诗人们，是用“政治概念”和“一般原则”强调诗的政治性的。一些人认为这不犯政治错误，但作为一个诗人，却真正犯了错误，不只是创作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这些诗人，都是客观现象的奴才！失去战斗力的兵——解除武装的兵。他们只能千篇一律的干巴巴的套用成语，和叙述现象过程。真正的僵诗（尸）！只做到现象的概括，却永远不会是时代的歌手，更不会是时代的预言者。诗人的激情真诚地通过现实又跨远一步的喜悦和希望，更会受到人的指责，说是小资产者的幻想。但列宁曾经说“梦想是好的”，可见列宁还是同样喜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我这样想，战斗里的革命英雄主义，在创作上也许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但这种浪漫主义者首先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联同是好诗人，但却是有不同的创作个性，这种不同的个性，有机的汇集成苏联诗的性格。中国现在是硬叫人走进一个木框子里，千篇一律。诗人都没有个性，更没有时代的性格。
最近我实在忍受不住这种客观主义的僵尸们在文坛上啃舐祖国的幸福和愉快了。
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到自己太贫弱，还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在我生命里还没有包容时代感情的大的力量。只要一个人能有力量拥抱和热爱了整个历史，那么他就有力量把这个历史的热力和性格在个人的感受上激发出来。我将慢慢地锻炼自己这种大的气魄。祖国是会给予我这种大的气魄的。
我写的那两首长诗还未完成，《祖国的早晨》誊好五分之四了。我想把祖国最动人的时辰，历史最光彩的时辰写出来。前几天我才有空又翻出来，我将再锤炼它一次！
6月份里可以写成的。这算是我这几年来的一首最大的诗。
最近组织号召写剧本，我将大力写。但我没有写过剧本，组织上可以给充裕的时间写作。我将好好地写。读了不少的剧，柴霍夫的剧本我都看过了，我喜欢他的剧本。
这几个月你写诗来没有？写吧！祖国的伟大的壮丽的诗篇在你的生命里。
我上面瞎扯了一大通。说的也许不对头。请你给我指出来吧！来信！信寄“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原工人政治大学内”交我。
我生活很好。吴平说你这次身体看起来很精神，我相信。有空就到我家，吴平可以给做些菜吃吃的。
好！
5月10日
致胡风（1951年10月23日，沈阳）
胡风兄：
五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也不晓得通讯处，思念是很深切的。这期间又一直未读到你的一篇诗文。只在《解放日报》上见到一篇有头无尾的报导，还是写英模人物的。不知为什么只刊出一次而再不连载了？十分令人不愉快，弄得莫名其妙。当然你更不愉快了。
我想你这五个月一定很辛劳，日夜在为土改工作而激动着。相信你一定能够写出许多真诚的诗来，或者美好的报导，像你曾经雕塑的郭俊卿一样，你又雕塑了一些农民。
我还想，你的（青春爽）也许在土改中获得力量而完成了它。
也许有人以为你真的沉默了近半年。这期间，爱你的人，是更怀念你，感到见不到你的寂闷；讨厌你的人，是希望你永远沉默下去。但你恐怕还生活得很起劲与欢乐呢，比我们还结实些。真诚的人，是永远有人思念着的。我在这期间，证实了这句格言。
昨天吴平来信，才知道你已回来。她找你两趟未遇。
她听徐放说，你这次回来，可能接受一个工作任务。我非常关心这件事。有许多人是专门拿“胡风不参加工作”的藉口来曲解你，撕裂你。当然，你为革命而工作，也决不是怕人指责而干的。前几个月，就有人劝过我不要再与胡风接近，“胡风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这样想的人，恐怕还不少。实在可笑。人，是有思想感情的，不是一块木头能任人取拿来又摔过去的。什么人是我喜欢的，我十分清楚。
这一年来，使我知道了更多、更复杂的、也更真实的人情世事，我感到我已长成人了。
五个月来，我没有写出什么诗来，但草稿却已经不少了，不下十首。总不愿夏天写，而愿意在冬天的夜里写。这是我的一个怪脾气。现在我正打算用心修改它们。《在祖国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大概十月份能印出，大样我已校正过，徐放替我写了一篇《付排小记》，你那篇代序，书店不给加上，我心里一直不宁静。这本诗集共收辑了十五六篇诗，有三五篇你没看到过。他们说《我会回来》会遭到批评的，人们会说“小资产”或者模仿西蒙诺夫的《等着我》。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苏联这样的诗，是好诗，中国为什么不要呢？！我就是写这种诗的人。因此，我也写了一篇情诗，但我还是真诚地写着我自己的感情。其实我认为西蒙诺夫那篇短诗里还有不真实的地方。他比起史起巴巧夫、聂鲁达、希克梅特来，要逊色一筹的。也许我想得不正确。我十分喜欢聂鲁达。武尔贡的《黑人说》我也十分喜爱。这半年，我在中国没读到中国人写的好诗。《祖国的面前》也许日内即可出版，看过后，给我好好地写来些意见，只有你能击中我的要害。因为你最理解我。我盼望着。
《祖国》曾经有人批评过。不是好心好意地帮助我，我没有理他。
这几个月，我读了不少译诗，海涅与裴多菲我喜爱上了。昨天买了一册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还不是全本，但缺得不多。太好了！
来信吧！告诉我你这半年来的简单动态。写了些什么？你生活得怎样？
我的通讯处还是：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
好！
10月23日夜工作十分忙乱，不是写诗的气氛。非常不畅快。没办法的事。又及。
致胡风（1951年11月12日，沈阳）
胡风兄：
来信读到。牙疼已一周，今天稍有好转，又是礼拜，无论如何应该给吴平与您写封信，不知道你南归没有？十分思念。我希望您能生恬得好一些。
诗集印出来了，朋友们大概已给您送来了吧！印得太简陋了，纸质太坏。心里挺闷。我是一个十分爱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