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有一处我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结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宇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一首诗的故乡
这首诗指的是1973年秋天我写的《悼念一棵枫树》。
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我的大部分诗却很难找到它们的出生地，它们是一簇忽明忽暗的小火花，是一阵夹带砂粒的风，是一个遥远的彩色的图像，是无人安葬的孤魂，是梦游者面前的一束白光，是一个嗥叫的厉鬼，是一羽升天的翅膀。寂寞和孤独有故乡吗？在哪里？希望的故乡又在何方？我们只能说，它们在人间最隐秘的角落。但是有一些诗，它们的出生和经历的坎坷的命运，我都一清二楚。作为作者我与它们几乎是同体的生命（卡夫卡有过这个神奇的体验）。几十年来，我深深怀念自己的故乡，也深深怀念我的许多诗的故乡。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心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也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当然，血管里流出来的是热的红的血。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树的被伐和它的创痛，我感同身受。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悟完整地只属于自己了，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之后获得的解脱，几乎有再生的喜悦。这喜悦默默地隐藏在心里。
从1969年9月末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湖北咸宁干校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役，特别是头两三年，我在连队充当着“头号劳力”，经常在泥泞的七上八下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七十）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地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二十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他把它的形象画下来。但时机不凑巧，没有能来。后来他来了，枫树已经被伐倒一年了。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嗞拉嗞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感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向那片丛林飞奔。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
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些天，我写下了这首诗。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些年，我常常怀念斧头湖边的那个小小的山丘，最初把它看作是我的一首诗的故乡，渐渐地我觉得它已成为我自己的故乡了。
并不是空白
1955年至1980年，整整二十五年。
沉重的虚点，是斫伐了的森林的树桩，是被斩断了还用一截截残体耕耘大地的蚯蚓，是结绳时代的绳结，是一条小虫在荆棘中爬行时留下的足迹，是深深的地层下的河道，是一个人命运的图腾，是黎明前朦胧的地平线……
埋葬·永远的沉重
由于围湖造田，到1970年的夏天向阳湖已经成为没有水的湖，像一口烧干了的热锅。湖底白天热到摄氏五十多度，室内温度也达到了42℃以上。最热的那一阵子，我多在"湖"里水田干重活：挑秧，送饭。每周至少还去咸宁城用乎板车拉一趟菜。我如一头牲口，双手把着车杆驾辕，有两个同类（五类分子）拉捎，每车负重不下千斤。烈日当头，弓着赤裸的背，还得昂起头看路。遇到瓢泼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来回就须跋涉六个钟头。有一个管伙食的革命群众负责采购，他（我不愿亮他的名）可是个真正的甩手大爷，空着双手押着我们，从来不帮着扶一下，这就是当时深入人心的"阶级关系"，是决不可模糊的。但苦难使我也懂得了其中的虚伪和奥妙。押着我们的这位大爷，由于始终独行，闷得慌，想跟我们说说话，我绝不答腔。有一回，他无理呵斥我们，我差点挥拳揍了他。但拉菜也有个好处，去时是空车，可观山望景，有时故意放慢步子，回返时可以挨近黄昏！天气凉爽些。人毕竟比牲口有点头脑。
有一天下午，从城里拉肉回到连队宿舍，听说刘敏儒死了。当天早上，我打早饭时还碰见他，他端着一磁盆粥。我见他两只眼血红血红，跟他说：“你得到医务室看看，不要大意。”他说：“我的眼睛过去就老出血，不碍事。”他说话直发喘，当时我就觉得他病得不轻。可是他仍挺着，不敢开口请假。记得他是分到菜地干活，在山坡上开荒，活儿并不轻松，须到山坡下的水塘里上上下下地挑水，我干过几天。刘敏儒是脑溢血，在菜地里晕倒的，抬到工棚里，只一会儿就死了。死得很惨，眼睛、鼻子、嘴巴里都流着血。下干校前，刘敏儒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秘书，为人厚道，工作谨慎，很称职。毛笔字写得很规矩。听说，他曾在冀东解放区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到了国统区。文革时，被诬为两面村长。这个历史包袱，严重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在干校跟我不是一个排，没有一块儿劳动过。他的体态偏胖，面色白里透红，着实像个有福气的“老村长”。在于校，他远不如老鬼孟超活得开心。孟超，人虽精瘦精瘦，可成天咧着大嘴巴，笑嘻嘻的，刁着烟卷儿，嘴角拖着长长的口水，既可怜，又可笑。军宣队的人说他干活偷懒，一个钟头大小便三五回，孟超说，他有病，天天尿裤子！“不信，来摸摸裤裆！”他叉开腿，“谁来摸？”我见过他这样表演过几回。我真的去摸了一下，对军宣队的人说：“是湿嘟嘟的。”孟超后来很感谢我为他作证。刘敏儒干活肯定认真，他从不敢偷奸耍滑，他远不如孟超鬼。
那几天，天气酷热，尸体不能久留，赶紧得埋掉，连队为他赶制了棺木。当时盖房时搭脚手架用的木板，有的是从北京故宫运来的，板子又厚又沉，是盖金銮殿用过的。都说刘敏儒的冥福不浅，寿木规格可真够高的。一吃完午饭，连领导指派我和丁玉坤几个人去挖墓穴。坟地的风水很好：
清静的小山窝，五六株亭亭如盖的松树，还面临一个清幽幽的水塘。丁玉坤在故宫干过事，比知识分子懂事些，说一定把老刘的地宫挖得讲究些，多深多长多宽都有规矩，挖了起码两三个钟头。
在刘敏儒之前，已经有一位五七战土在这里人土为安了。这位死者，可不是一般的小辈，他叫石宝常，中华或商务的资深编辑，民国初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过学。巧的是，他和刘敏儒都是冀东人。我们几个在挖坑之前，先把这位石老前辈的墓冢修整了一番，填了几个耗子洞。老丁说：“填了也不行，窝在里面。”
晚饭后，接到命令，还是我们几个“分子”为刘敏儒抬棺安葬。连队的大部分人默默地为老刘送行。盖棺前，大家一一向老刘告别，有人在呜咽，记得是潘漪。刘敏儒满脸斑斑血迹，我用手帕为他擦掉，血尚未凝固。他的近视眼镜掉在身下，我拾起来端端正正地给他戴好。他的身躯下面垫着一条绿毛军毡，是朱叔和的，我对朱说：“一块埋了？”老朱点点头，说：“让老刘在地下温暖点。”声音很悲痛。老朱也可能是抬棺者之一，记不清了，他也是造反派死揪活揪的一个什么分子。盖好棺，我们就抬起上路，很沉很沉。有不少人跟着送葬。刘敏儒和石宝常并排地安葬在一起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为死者抬棺安葬。那种沉重感，到现在都没有消失，不仅压在肩头，还沉沉地压在心上……。
1973年之后，干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单位，或调往别处，只剩下“一小撮”仍滞留在“452”高地：干校校部所在地。
1974年春天，一个牧童来找我，说：“你们的那两个坟墓塌陷了，赶紧去整一整吧，不然，棺材板就被人拿走了。”
这牧童是王六咀人。有一回，他偷掰我们连队的玉米棒子，让我碰见了，我没有骂他，只对着他傻笑。我想起小时候，我也不知偷过多少回财主家的玉米。我见他生吃，说：“烧着吃更香。”于是我俩在地上拢起一堆火，烤得喷喷香。我对他说“咱们只吃这一回。”后来，我跟这个牧童建立了感情！他送过我一回鳜鱼，做熟的。
我跟同连队的马毅民当下扛着锹去修坟，两座坟果然已经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了。
这两座坟，如今不知还在不在？我倒觉得不必迁走，那坟地很清静。我到死不会忘记，有两个不幸的人孤寂地埋在那里。如果我再去咸宁，我肯定能找到刘敏儒和石宝常的坟地。
直到1974年12月末，文化部干校撤销，我们这些最后的五七战土才告别了咸宁。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能回京，被诬与林彪集团有勾结的郭小川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押送到团泊洼。不幸的是，这一年王六咀的那个牧童，突然得急病离开了人世，只活了十几岁。他是村里的一个孤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给过我友情的少年。他一定埋在王六咀的那片山野里，离刘敏儒很近。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