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格什文的创作道路对我们的启示
格什文从一开始投身音乐就是个成功者，但他不断进取，毫不停步地开拓新领域。从流行歌曲走向音乐剧，从钢琴走向乐队，从电影走向歌剧，而且从音乐还迈向其它艺术领域。他没进过音乐学院，靠向众多的音乐家拜师学习，靠在众多的音乐作品中分析研究而成长为卓越的作曲家。从写作自己还不能配器的《蓝色狂想曲》到独自完成经典性的F大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唯一的一部美国音乐作品的代表—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波吉与贝丝》的创作过程却长达10年。他的奋斗和努力精神是值得中国的音乐家们学习的。
然而格什文基本上是个实践家而不是哲学家，他的成功经验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可以这样说，格什文的双足分立在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两块土地上，强有力地支持着他雄健的驱体，而这个驱体就是由那两个领域的养料交溶在一起而培育成长起来的。这样的音乐家在整个音乐史中都是极少见的，他既不同于一般的流行音乐家，也不同于曾把好奇的触角伸向流行音乐的严肃音乐家，他从流行音乐中出生，又大步跨向严肃音乐，把两者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体现了民族精神，又体现了时代精神。因而，他的作品长期地与贝多芬、舒柏特、柴科夫斯基等人的古典音乐巨著同样地在公众音乐生活中受欢迎，在一代代音乐家的谱架上被钻研。最本质的一点，就在于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人民是美国人，我的时代在今天。”
与格什文差不多同时代，实验派或称作先锋派音乐也在兴起，而伴随着这种流派、思潮的一大特点是它与公众的距离。尽管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努力以各种方法设法在保持自己的主张的同时竭力缩短这个距离。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种努力竟丝毫没有奏效。因此，他们开始怀疑这条胡同是否确能通向大道，开始寻找真正的出路。德沃扎克曾经指出过美国音乐家可以从他们自己国家的音乐中找到创作灵感。而格什文则更明确地说：爵士乐“是美国民间音乐，而且是唯一的和非常优秀的民间音乐，同任何其他风格的民间音乐相比，它可能更接近美国人的性格。我相信，在天才的作曲家手里，爵士乐可以永远作为严肃的交响音乐的创作基础……”他的成功实践清楚地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创作道路是正确的。正像从与格什文和《波吉与贝丝》一样充满青春活力的那些美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如麦克道尔的《印第安组曲》、艾夫斯的《新英格兰三景》、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哈里斯的“民歌”交响曲、科普兰的《小伙子比利》和《林肯肖像》，及巴比特的《夜莺》和克拉姆的《黑天使》等等之中，我们可以找到美国音乐发展的全部经验，也可以找到对我们的创作道路有重要启示的许多借鉴。
现实的中国音乐生活，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非严肃音乐的兴起。即使与短短几年前相比，它越来越迅速地占领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势头也够令人“触耳惊心”的了。另一个是严肃音乐创作中现代手法的兴起。这种大踏步地迈向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前沿线的探索与实验，确也令人耳目一新。而从整体去看，这两种现象除了它进步、合理、健康的一面之外，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与其相反的一面，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因此，对美国音乐作深入的研究，把他们的先锋派的实验作些总结，拿美国音乐风格的流派作些比较分析，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对格什文及其创作决不能只作为众多的风格流派中的一支，而应充分肯定他的地位，提炼他的精华，总结他的经验，这样才会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在中国的现实中发挥他宝贵的影响力。
四、美国音乐研究中的两种倾向·结语
在地球上，美国是在地域上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二三百年和五六千年之比，历史长短和遗产传统的多寡也是差距极大，然而我们研究美国音乐却具有不可言喻的必要性。首先，由于没有多少传统可以束缚它，美国音乐有着与生俱来的革新精神，对于倾向于保守、容易在历史“财产”的重压下步履缓慢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很可贵的。其次，我们两国都有极其鲜明、个性很强的民族民间音乐，美国已经建立起他们成就卓著的本民族风格的音乐学派，对于同样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中国来说，这定然能够提供许多经验教训。还有，由于开放政策，中国正走向飞跃发展的时代，曾经生意盎然、一日千里地兴起的美国及其音乐，显然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况且，美国音乐对我们的实际影响之大，已经到了不可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程度，不去作理性的研究、清醒的分析，消极面的蔓延将会令我们将来付出可悲的代价。这些必要性，就是我们研究美国音乐的全部背景，同时这也明确指出了我们在这个特定范围内所作的研究工作有其鲜明的目的性，那就是“洋为中用”，发展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因此，我们必须避免美国音乐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其一是非技术分析，其二是纯技术分析。
由于与美国的长期隔绝，目前我们对美国音乐的了解还很不够，继续作介绍性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可是，缺乏起码的技术分析，或者说完全脱离技术分析，如同浮浅的音乐欣赏那样的“研究”，在外围打圈子的“分析”，尚不能上升到“史论”上的资料堆砌，不仅对我们的研究目标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而且很可能存在着会按我们过去的观念去“套”，按预先织成的网去填材料，从而完全不能如实反映美国音乐的真正本质的危险。
而纯技术的分析则完全可能走入另一个歧途。技术总是为目的服务的，为作曲家所要求的音乐形象、音乐内容，也就是作曲家的音乐思想服务的，即使纯粹的技术性的练习曲，也总是直接服务于表演技巧的锻炼，间接目的也还是音乐内容。而只盯着音符、音响（有的极端的例子连音响都不关心，只有谱面研究是唯一的），完全忽略表现的目的，割断与音乐形象、音乐内容的联系的技术分析，则很难体现研究的特定目标，失去对创作思想、创作道路的把握，模糊了音乐作品的美国特色，从而导致技术的照搬或盲目的挪用，无益或背离了音乐创作的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
我们应该提倡的对美国音乐的研究方法是技术与非技术的结合、技术与史论的结合、技术与全方位的音乐学的结合。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使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表现美国、创造出特殊风格的”，从而使我们能够借鉴它，从自己的表现目的出发去运用和创造新的技巧，建立我们的民族风格的音乐。
《波吉与贝丝》自从诞生后，有许多优秀的唱段在人民中传唱，成为许多改编曲的素材。格什文的旋律写作天才在这部歌剧中有充分的体现。这部歌剧的音乐在公众中产生的共鸣也说明旋律性、抒情性仍是当代人民音乐生活中最重要的时代特点，这点对正在或将要从事音乐创作的当代人是有重要启示的。在20世纪现代音乐创作中以新的格局体现了音乐的抒情性和旋律性，应该说是这部歌剧创作技术上重要的特点和研究课题之一。其它在前文已提到过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本文仅就《波吉与贝丝》中部分创作技术与黑人音乐、黑人生活的关系作些分析，说明格什文用人民的音乐表现人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我们这个时代，谁要想在音乐创作中打破常规、有所创新，从而反映出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作曲家对人生、社会、历史、自然、现实……的观察、体验、认识和愿望，他们就必须永远和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唯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创新具有生命力，使他们的创造富有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