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
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记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后面写了句话：
“小乔初嫁了。”
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踌躇满志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月休学疗养。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我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的体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
男的一律穿干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
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蕞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椅，每到晚上，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随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桃源石
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晶，畅销国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眼，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想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
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的时候了。
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
那时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个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个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了呢？
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座谈会都能畅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未央、邵燕祥、粱上泉、流沙河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赖汉屏照了一张像。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瞿秋白的样子。
这就不仅是洋洋自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来：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团围美满今朝最，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
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啊！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
期望三年，热恋三年，等待三年，过去那三年，经过多少泥泞雨雪：
天真一对，纯洁一对，热情一对，以后这一对，还有许多离合悲欢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个县里当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说。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双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
“就叫《百草园》吧！”
他们拍手叫好，并要我写个发刊词，我也便写了。大意说，他们现在还只能葬是一些小草，但小草长大了是会开放出鲜艳的花朵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闯下了大祸，后来竟把《百草园》定为“反党小集团”。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而我们却用百草来和百花对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园就是毒草蔓生的园地，所以《百草园》的成员全是反党的，而我和赖双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园》的“黑后台”，于是我们便当然要划为右派了。当时中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不好给那些学生戴帽，而在他们毕业分配之后，又在各自的单位把右派的帽子给戴上了。这是一种什么手段，我至今还觉得悲哀。
这在当时，我是糊里糊涂的，一点也没有料到。那时我确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当时对大学的领导说：桃师的师生还在，时间过得不久，我认为一切可以对证，我能把一切说清楚，讲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与他们对证。学校领导也认为我在校表现很好，要定我为右派缺乏依据，现在的揭发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确不确实也应该弄个水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联系之后，由学校党委写了个委托桃源县委处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着桃源来人接我。
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车，就发现来接我的人，简直就是把我当作犯人解押的，在车上上厕所都被监视。
一到桃源，他们便把我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了。他们宣布：不许外出．不许和外人接触谈话，连家属也不能来往，甚至也不通知她们，不让家人知晓。开头一些日子，只要我写反省材料，也不与我谈话，也不开会，我觉得似乎一下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