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放心”和“容忍”，当然谁的思想里也不会包括反革命的言行。然而要保证长期在人民内部贯彻这种民主政策；就需要在不正确的见解与反革命的言论之间，严格地划一道红线，而今后的偏向和困难，可能就潜伏在这里。
在目前的初夏气候里，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已见的机会，心情当然是豁然开朗了；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加不好搞了”之感。
其中，我还估计最感觉棘手的，是做人事及思想工作的，如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事科科长们。可是我也听到不少人说：今后民主空气保证得了保证不了，作为党组织处理“人”的问题的左右手的人事部门的做法，还的确是个关键。
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位民主同盟的盟员私下里说：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还谈什么互相监督。当然，这个说法偏，甚至歪，在感情上显然对人事部门有抵触。我们只要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接受党的领导，就应该尊重人事部门，认识到它在机关内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人事部门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方式呢？
我知道有些非党同志干脆把人事科看作驻在机关内部的派出所，不过今天的派出所也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解放前，派出所是神秘的、恐怖的，一般人走路宁可多绕几步，也离它远远的。今天的派出所呢，南屋里正给孩子们种牛痘，北屋发着粮票布票，西屋里一位同志也许正舌敝唇焦地给人调解家庭纠纷，从早到晚，市民是川流不息地来往。总之，派出所今天已经从神秘恐怖变为体现政府关怀人民的机构了。可是就我的见闻所及，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虽然没有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科里时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险柜（我个人的印象是：这种材料非党的领导干部即使对工作有好处，也看不到），和一些跟大家不大往来的老干部。这种隔阂一小部分是工作上的必要（其实，我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一大部分是由于经历的不同。这些老干部的优点在于单纯，而他们工作上的缺点也常常发生在这上头；他们对中国旧社会不大了解。因而，对机关里的知识分子时常也就缺乏了解。轻则和一般干部互不往来，重则在文化和政治上，彼此各存着轻蔑心理。
另外，还有人这样感觉：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或是人事部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不见回音。这个滋味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政治上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多。这自然也更增加了不健康的神经感，它本身就形成一道完全没有门窗的墙。
自然，在全国范围来说，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还是健康的。他们非常辛苦，也做出许多成绩，一笔抹煞是不公平的；不过，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到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有缺点，而这种缺点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弊多利少的。
比方说，一个人民团体的民盟组织在讨论吸收某一同志入盟的时候，与人事部门有联系的负责同志在介绍材料时提到：在某一国际事件发生时，有人反映这位同志曾说过一句什么不很正确的话。
那个人民团体从肃反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轻易构成嫌疑，因而也不能轻易进行追查。可是一个公务员v一个党员同志的外甥）由于某干部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立刻倒打一耙，硬说三年前曾经连续五次看见那个干部在宿舍里有猥亵行为。人事科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调查，而且，调查了半年多，到现在仍然没个下文。
这个团体有个附属机构，过去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党员。支部书记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书长（同一位同志）主要信较机构里一个“积极分子”的一些“反映”。结果闹得内部疑神疑鬼，互不团结，并且使得群众一度跟支部对立起来。直到那个机构有了党员，并且挨到肃反后期，才发现那位“积极分子”原来并不怎么积极，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听说机构里一位参加工作七八年的同志已经坚决退出了革命队伍。这算不算是主观主义的作法呢？
连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讲究凶杀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认为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挟嫌诬陷与真正向组织汇报情况混同起来，应该给“反映”定出一个规格来；比方说，必须有某种证据或旁证才能算数，不能任何人一句话就能叫另外一个人背上黑锅。第二，不必要的拖延只有加深群众与组织之间的矩离。既然调查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投有，不宜于不了了之。第三，对于一句不正确的话，即使证实了，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为跟着这个人走的“人事材料”。第四，应该承认说出来的不正确的话比不说出来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是被暗地里记下来，而应该相机地进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便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我们的人民政权主要是依靠人民的积极力量，广泛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主要依靠少数人的“反映”。过去，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可能过分偏重于瞢惕的一面。对于“反映”虽不至完全相信，可也要求不苛。历次运动对显然有意捏造和挟嫌诬告者，事后似乎都没有什么惩诫。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触，只根据少数人的认识来判断多数人的情况，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
大凡用这种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门，必然平时对干部成见一大堆，真正遇到肃反那样时机，反而心中无数。事实上，由于准确的“反映”而抓到特务的事有，由于不准确的“反映”而严重地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甚而不必要地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的事也发生过。那时候，最陷于被动、最丧失威信的，常常正是人事部门本身。
现在大家都嚷着“拆墙”，我完全同意应该从两面拆，而且，我认为负责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志在这意义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极大的作用。比方说，把每个干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要是还有些捕风捉影、已经证实不符事实的小条条，就撕掉；属于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的，及时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的干部进行教育；过去有些措施使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尽量向他说个明白；同时，该质问干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质，也最好当面问个清楚（这个工作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应该已经做了一些吧）。今后，让人事部门更能成为大家有冤可以伸，有苦可以诉；成为不仅仅做保卫工作，同时也能解决内部矛盾，加强内部团结的地方。
要在机关内部长期、健康地开展“鸣”和“放”的工作，我认为机关里做党和人事工作的同志（常常是同样一批人）也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广开“反映”之门，使歹人无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观效果上纵容不真实、并且带个人动机、破坏团结的“反映”。这样一来，积极分子的圈子必然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有更多的同志们亲近组织，而大家也就会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