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出版社工作时，钟叔河正好五十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时时谈论的多是有关《走向世界丛书》的话题，对晚清一些杰出的士大夫如数家珍，仿佛他是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物。为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他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晚清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从中选出一百种编成这套后来颇为著名，也给钟叔河本人带来很大声誉的丛书。他在每一种书前写有一篇叙论，评介其文与人，后收成四十万字的一本专著，由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先生尚破例为他写了一篇序，且于序言中说：“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引导我们提出问题。”一向以孤傲著称的钱先生此番抬举，使钟叔河有一点惶恐，说“如果把‘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换成‘《走向世界》这一部丛书’，我倒可以大大方方表示赞同”。在这里钟先生也着实谦恭了一下子，与钱先生的抬举相呼应。这件事很有点惺惺惜惺惺的意味。要知道钟老前辈年轻气盛之时也是十分孤芳自赏的一个人。“早年在《湖南日报》社，年终评语都要说我骄傲自满，年年如此。”他回忆说。事隔多年，做过小工当过囚犯的钟叔河似乎本性难移，仍不能也不想抑制自己的傲气，于是与之共事者怎么评说他的都有。不过，有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只要看过他发的书稿，他的卡片盒，以及整理得有条不紊只要点名定可随手拣出的资料，那是凡人都要称道的。钟叔河自我调侃说，其实我的特长就是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把有用的挑出来，然后分门别类保管。可是我们都知道，在破烂里挑出宝贝好像更需要眼神好。
因为调离了湖南，有几年没见过钟老前辈了。可正是在这段音讯不通的时间里，每每梳理出过去的人和事来写时，都觉得写一写他大概有趣。不久前回乡省亲，抽空到他家小坐，除探访之外，自然也带了几分采访的目的。
钟叔河已从岳麓书社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独自搞了个“晚清士大夫对西洋事物之认识”的课题，同时编辑一套洋洋六百万言的《周作人文类编》。不用说，都是些须得耐心与安心才能操作的事。因听说他曾两次轻度脑血栓形成，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还好，就是住在八楼活动太少。”我说：“你可以下去散步，旁边不就是烈士公园吗？”他说：“我最不爱傍晚时去公园散步，碰到的全是跟我一样为苟延生命锻炼身体的老年人，彼此看见就像照镜子，相互提醒日子不多了。所以我宁肯去前边看工人修路，那地方尘土飞扬乱哄哄的，但我觉得气氛比公园好得多。小时候我就爱看人做工，家里请了木匠我整天守住看。现在老了，还一样，想看别人建造点什么才开心。”他拿出书柜里一只做得十分精致方正的木工刨子，介绍说是他亲手制作的，又指着客厅墙上两米长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很得意地说，这其实是一本台湾出版的挂历，他精心裱糊之后挂在这儿唬人。这些物品的制作当然与他宁愿看人修路的行为非常吻合，而且全都与他人老之将至时节的感觉和心境大相径庭。对人生三大阶段，钟叔河有他的划分法则：年轻人幻想明天，中年人注重今天，老年人靠回忆昨天生活。就他本人而言，二十六岁那年被打成“右派”，他就已经结束了幻想的时代，提前进入中年；五十岁平反改正之后，一头扎入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之中，实际上进入了老年。
回海南之后，给钟老前辈写过一封短信，交代他托付我的一件小事。他回信竟写错了我的名字。我看着那些字，觉得较之记忆中规整的钟体零乱了许多。钟老前辈到底老了，顾不上处处精致。可在信的末尾，他夸奖海南作协的信封蛮气派的，这句话又让我觉得，他还能寄审美眼光于信封一类的细枝末节，还有很高的兴致发现和享受生活。一个经磨历劫之后提前进入老年的学人，真正步入老年时，反而保持童心未泯的热情，也是件令人称奇的事情。
钟叔河预告说，《周作人文类编》将是他经手编辑的最后一套书，从此便要金盆洗手了。对周作人的学识，他极尽佩服之辞。他说：“周作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早一个知识分子。”我就此请教他：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究竟区别何在？他解释说，知识分子的英文本义，是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而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些依附于统治阶级的读书人，不能形成独立的阶层。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是以知识自食其力，不必依附什么人而独立存在的阶层。钟叔河是否从年轻时代起，便矢志当一名名副其实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才不幸落难的呢？纵观他的大半生经历，也许真是如此。
（原载一九九四年三月《今日名流》。收入本书时，经作者同意作了必要的修订。）
长访钟叔河
黄成勇
长沙有一位钟叔河，是出版界、读书界尽人皆知的。
钟先生隆鼻、大耳、短平头，长长的手臂和手指，指甲修剪得整齐、光滑。穿一件石磨蓝衬衣，里面是一件黑色圆领衫，看去皮肤显得更白晰。是浓重的湘音：“气色好对高血压病人不一定是好事。去年因为这个住了几个月医院。没有其他的病，那些年拉板车，当搬运工，身体不好就不行了。”闲闲的口气说沉重的往事。
“那些年”形诸文字的也只寥寥几句：“历经丧乱，夏日秋风，书剑飘零，形神俱敝。”或者“引车卖浆”，“力佣为生”。其实，苦难的历程始于一九五七年，直到一九七九年，阿·托尔斯泰所谓清水、血水、碱水都已泡过、浴过、煮过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大致相同，但凋零的、枯萎的、开花的、结果的，各各不同。对有些人来说，人生苦痛有时可以成为一笔巨富。钟先生如果没有经历几次劫难，包括九年牢狱之灾，当然有可能成为报纸知名编辑、著名作家，却不一定成为卓有成就的出版家、编辑家并获得韬奋出版奖，也不一定具备过人的胆略、超凡的识见而成为当今图书编辑的一个范本，说不定是一个“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的庸常之辈亦不可知。倘没有钟先生的努力，《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周作人的一系列著作也许会由别人出版，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房子装修，四处零乱，我失掉了观赏藏书的机会。在唯一一间可以工作、活动，也权充书房的屋里，放着一大堆已打包的书。一个独凳上放着高把工具箱，里面装有刨子、锯子等，据说这便是他“那些年”力佣为生，自己制作的谋生工具。据说先生的夫人原是报社记者，到了平反时，已是一个五级木模工了，现在正在美国短住。我坐在一张逼仄的床上，一腿之间是他的书桌。他顺手拿起桌上一叠校样，说：“现在正忙这个，快完了。”是《周作人散文类编》，他正在校《读〈孔子集语〉》。“我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写点文章，编自己喜欢的书，再就是对历史有些偏爱。”
“嘟嘟”的电话，装修工人的请示，锤子声、锯子声……钟先生忙了这样忙那样，刚刚坐下意欲再说，电话又响了。我遗憾地感到又要丧失听他聊书的机会了。先生却执意赏饭。既推辞不过，又得到聆教的机会，我是乐而从之。
中间的空隙，由他女婿王君陪着去了不远的博物馆。看了那具著名的女尸和她的五脏六腑，看了置放她的巨大棺椁，闷得一身汗。出门顿觉清爽，远远便看见先生立在天心酒楼的道边。绿荫之下.闲闲散散的样子。
读过他编的《知堂谈吃》，吃的场合当然要谈到周作人。
“周作人是有远见的，‘文革’之前他就把很多手稿转移出去了，现在搜集起来，有很多困难。他的很多论点，关于妇女的，关于儿童的，现在看来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周作人散文类编》出来后，你就会发现，文学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周作人首先是思想家、启蒙家。”钟先生与周作人五十年代开始通信，八十年代开始编辑周作人著作，现在的十卷本散文类编，是目前国内搜罗周著最全的文集。连知堂的亲授弟子也表示钦佩。周作人终其一生，有一些消极影响，特别是三十年代沦为汉奸，终为国人唾骂。但他在“五四”期间作为一名骁勇的战将，其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作用，放到现在，仍然具有不灭的光芒。不少人（包括一些散文选家）把周作人当悠闲、闲适作家看待，实在是太片面了。也正因此，钟先生这套书便在更高的层次上具备了认识价值。几百万字的周作人著述行将问世，世人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又好像非钟先生莫属。不过，仅仅在几年前，对周作人著作，还有曾国藩著作的辑集出版，都给钟先生招致了麻烦。世事变化起来还是很快的。
然而，《走向世界丛书》却使先生成为学术界知名人士。丛书编辑的是清（主要是晚清）人出国笔记，近代中国人从闭关锁国到走向世界，他们的见闻、思想对当时的中国（国人目为天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西（外）比较之中，他们终于发现了中国的相形见绌。这套书动议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于八十年代初，从一个十分独特的领域对改革开放产生了良好的作用。版本学家李一氓、大学者钱钟书都对此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丛书收在每本书前的钟先生所写的长篇叙论，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见地，充分显现了先生的深厚学力。他的狱友朱正先生曾著文说许多史籍包括这些清人出国笔记，大多是钟先生一九五七年以后读的，即使是后来劳改，也是只要有机会就读书，“他是抱着使自己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目的而读书、而思想的。在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方面，这反映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几个月前，我得到先生赐赠，有了这套丛书的叙论集《从东方到西方》，是十分考究的精装本。他说：“这本书是出版社赔钱出的。在这之前，中华书局出过一本《走向世界》，可以说是这一本的姊妹篇。”
钟先生对烹调也是十分在行的。这使人想起出版界关于图书装帧的一个说法：“北有范用，南有钟叔河。”范用先生刚好也是喜欢此道的。装帧比之烹调，犹如美味佳肴的色和形，钟先生的著作和编著装帧都以朴素淡雅取胜。而校勘之细，注释之精，少有人及。最近他为海南出版社主编的一套“父亲看了儿子还要看”的书，叫“人人袖珍文库”，第一辑二十种，从《三国演义》《红楼梦》到唐诗、宋词、元曲，到《曾国藩家书》，到《呼啸山庄》等。一律四十八开本，精编精校精印，我已得着一本样书，光看样书也是很舒服的。
从烹调说到吃的环境，先生说这家酒楼菜过得去，但主要是空气好，能看得远。他挪开椅子示意我往外看，我一侧目，果然看见长长的林荫大道和远远的蓝蓝的天。
（一九九四年八月六日《十堰青年报》）
学人之缘
马力
癸酉之夏，钟叔河先生为编一套书，来京查阅相关资料，住翠明庄。我们见过面。出门，我给张中行先生去电话，告以钟先生到京事。这样做，是此前我知道他们二位曾有过往，大约也只是纸笔之缘，能见一面，最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钟先生打来电话，说已和张先生联系过，定好，这就去见他，从翠明庄到沙滩，不远，想走着去，希望我也能同往。我，一是忙于看稿，二是也不愿相扰，就客气地推谢了。后来知道，他们不只见了面，还吃了晚饭。晤谈之情，虽未见，却不难想象是颇如意的。根据是从张先生不多日后写的那篇《书呆子一路》（收入《负暄三话》时，易名为《钟叔河》）中获得的，几乎是专为钟氏其人绘形传神了。据此，不妨想见钟先生平日里的声音笑貌了。他们的相见，可谓半面之旧，张先生事后的成文，却很快。凭一时之思或者倚马千言之功？细想，是，又不尽然。原因，更深的，还应该来于相印之心。看经历，在读书和写作之外，两位常年所操劳的，都是编辑和出版，身务同业，心就不能不怀有同感。引古典，是《尚书》中的成句：“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这种情，如涓涓之水，流淌于文章字句间。像上来这一段：
“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只今年夏他北来，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一面，招待他一顿晚饭。他著作等身，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就要‘超’身，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其一是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掏自己腰包买的，其二是《书前书后》，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见一面，相聚不过三四个钟头，即使是长舌妇，又能谈多少？总之是很想多了解而了解并不多。可是我仍然想写他，是因为，即使只根据皮毛，也觉得很多方面，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或者退到家门之内，专打自己的小算盘，与我臭味相投。所以，也曾沉吟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写。”
这段话，虽只是开场白，却耐咀嚼，犹似杜少陵《春日忆李白》中“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