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当初我买这部书时，看到书中有不少校勘记，以为是非常好的，为其他文集所少见（当然，此前岳麓书社编印的周作人各集子，已经加了校勘记，《类编》的校勘未必都是该编者亲自做的），因此，最早我的看法也与顾先生相似。然而，有一天我翻看到《类编》卷十《八十心情》中的《先母行述》一文的校勘记，却大为惊奇了。这篇周作人作于汉奸期间的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先母……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以笹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作人①当赴首都②，见先母饮食如常，乃禀命出发，……
文末的校勘记则写道：“①②以下共阙去十余字。”最初我想：难道周氏的文章已经如出土上古文书那样残缺不全了？但从“阙去”一语看，似是动词，似是编者有意为之。于是我便去寻找原文。原来，在上引“①”后“阙去”的是：“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在“②”后“阙去”的是：“谒主席”！各位读者，明白此中的奥妙了吧？这里说的“国民政府”，不在当时的重庆，而是在南京的汪伪集团；那么，所拜谒的“主席”是谁，就不用说了。这里到底是作了“校勘”，还是掩盖或删改？世界上有这样的“校勘”吗？而这“十余字”被“阙去”后，周氏的“禀命”便没有了着落，不知情者只能以为周氏禀的是母命，这真有损于她老人家！要是再过若干年，有人以“调查”或“回忆”的方法，再说周氏乃禀“北平中共地下组织”之命去干什么之类，岂不更得热闹一番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就曾有人闹过制造“周氏落水当汉奸乃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之意”的谣言的丑闻！）
还有一回，我在某篇文章中看到引用周作人写于汉奸期间的另一篇文章《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中的话：“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没有第二条，这与新中国之复兴走的是同一条路。……用最近通行的话来说，即是复兴中国，保卫东亚……”中国沦陷于日本的铁蹄之下，遍地哀鸿，在周氏话语中就叫“新中国之复兴”。我很想看看在道道地地的日伪政治军事口号“保卫东亚”后面周氏又写了点什么，于是便翻阅《类编》，在卷三找到了该文，令我再次惊愕的是，书中却没有“保卫东亚”四字，而且，在“校勘记”中索性连“以下阙去××字”的话也没有了！
这样一来，编者在每册书前都强调的该书“文章均保持完整，绝不割裂删节”，“文章均尽可能作了校勘，……由编者校改之处，则一律注明……以明责任”云云，岂不成了谎话？
该书号称是“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但其实并不全。当然，世上全集都难免有遗漏的篇什，也不能说本书编者未下搜集的功夫。例如，连周作人从未发表过的与其兄悍然绝交的那张笺条，也被编者加上个“与鲁迅绝交书”的题目，收入了卷十中。还有周氏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等天的日记，也被编者特地辑录出来，算作“散文”，收入书中。但是，我发现周氏汉奸期间有好些妙文却未收入。编者在《凡例》中说，书中所收包括演说词、应用文等，但又巧妙地添上一句：“公务性质的文字和讲辞不收。”这样，周氏在汉奸时期公开发表的《关于华北教育》的广播讲辞（内容歌颂“友邦之协助”，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在大汉奸汤尔和追悼会上的致词等等，还有《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东亚解放之证明》等等大作，便大概都以带有所谓“公务性质”而割爱了。然而，周氏当年还有《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汤尔和先生序》等文章，都谈不上“公务文字”，而是公开发表的正经、标准的序文，而且有的在《类编》之前已经被一些周氏“集外文”文集收入了，《类编》为什么不收呢？这岂不成了“周作人热”中的憾事？看来，这大概是因为编者意识到这类妙文实在有损于周氏的“形象”，所以有意不收了吧？
因此，如果要说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卑之无甚高论，他认为须补充一句话：首先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动这样的手脚来掩饰和美化周作人。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华读书报》）
《周作人散文全集》琐谈
止庵
将近二十年前，我读一本关于周作人的书，见书末所列“参考书（篇）目”，第一项是“周作人全部著作”，颇感讶异。时至今日，那些确实散失的不算，周氏保存下来的著作——或者退一步讲，他的散文——我们仍然很难一下子全部读到，因为有些尚未发表，有些虽刊载过，当时的报刊却遍寻不着。最近面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虽然比以往的周氏各种“集”都“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周作人遗著分“集内”“集外”两部分。前者即所谓“自编文集”，包括周氏身后陆续印行的《知堂回想录》《老虎桥杂诗》《木片集》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末一种发现较晚，我经手的那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未及收入。后者则有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九八八年）、《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一九八八年）和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一九九五年）。其后钟叔河所编《周作人文类编》（一九九八年），对“集外”部分有所补充；“集内”部分则囊括“自编文集”中除《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过去的生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之外的各种，以及译文集《冥土旅行》。《周作人散文全集》与《周作人文类编》相比，除编法不同外，“集外”部分新有补充，“集内”部分则多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五种，再加上《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两种译作。
《周作人散文全集》“集外”部分的补充，应该看作从上述三种《集外文》到《周作人文类编》“辑佚”工作的继续。举个例子：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间，他共著译文章八十余篇，寄到香港，当地报纸只发表了一半左右，余稿中的一部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四卷特辟作一辑。编者云：“从《敝帚自珍》至《诗与真实》二十一篇，是周作人最后的作品，寄往海外，未及刊布，他便去世了。现据鲍耀明、罗孚两先生提供的手稿复印件收录，统称‘存稿’。”这批文章未见于《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以后陈子善编《如梦记》（一九九七年），选取了其中四篇；全部二十一篇，均收进《周作人文类编》，但散在各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则归并一处。不过这未必是周氏“最后的作品”。对照日记，至少可以确定其中几篇的写作时间。如：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上午……试译野间宏小文，下午二时了，共约二千字”。即《收集佛教书》。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三月十八日，“下午少译小文”。三月十九日，“下午……译小文颇多”。三月二十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译小文”。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译青木小文了，即寄予罗君”。即《肴核》《鱼鲙》。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译山路闲古小文《普茶料理》，成其大半，晚□译了，共二千七百字”。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托丰一寄……罗承勋稿件”。五月八日，“上午作小文，关于驮果子者。……下午写文了，即寄予罗承勋”。即《陆奥地方的粗点心》。八月十三日，“下午又另写《果子与茶食》，未了”。八月十四日，“上午……续写小文，至下午了”。八月十五日，“上午丰一为寄承勋信并稿件”。十月二日，“译《妓女对话》一篇为小文，即抄了”。十月三日，“上午寄潘际坰稿件”。即《希腊小喜剧》。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写小文，至下午了。系记木村义乔者，其人盖《缀方教室》著者丰田正子师也，因加太文乃始知之”。四月十四日，“上午为寄潘际坰稿件”。即《无名的先觉》。日记提到的“推重汉字的旧论”“说缀方教室的事”“关于添田哑蝉坊之演歌者”“说日本一月中年中行事”等文章，或已亡佚。
《周作人散文全集》新收录的“集外文”，第一卷有《民族之解散》《个性之教育》《共和国之盛衰》《论社会教育宜先申禁制》《国民之自觉》《征求旧书》，第五卷有《从小乘戒到大乘戒》（松本文三郎作），第六卷有《指鬘故事的进化》（松本文三郎作），第八卷有《〈樱花国歌话〉小序》《〈枝巢四述〉序》，第九卷有《闲话并耕》，第十二卷有《〈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欧里庇得斯传略》（残稿）、《十山笔谈》、《忒修斯的故事》，第十三卷有《〈绍兴儿歌集〉小引》《〈希腊神话〉引言》，第十四卷有《赫剌克勒斯的故事》，等等，另外还增添了一些书信、题跋。陈子善、钟叔河诸位多年搜求后，还能补充这些，已很不易。尽管还有遗漏，譬如《龙是什么》（未发表）、《〈圆目巨人〉引言》（辛蒙兹与廷柏雷克作）、《俄底修斯与波吕菲摩斯》（佛雷仄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编者引言》（赫德作）（以上三篇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载一九九九年《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百三十五辑）等。又，周氏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致徐訏信（载一九六八年一月香港《笔端》第一期）相当重要，《周作人散文全集》既涵盖书信，亦应收入。
话说至此，涉及《周作人散文全集》的体例。卷首“编辑说明”讲“本集所收周作人散文作品”，又讲所收译文、书信、日记等“都严格限制在‘散文’范围之内”，也许应该对“散文”做一界定。查《现代汉语词典》，“散文”或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或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以后者论，《周作人散文全集》掺杂有小说，如《好花枝》《女猎人》《老什诺思》《闺情》《同命》《江村夜话》（以上第一卷），《Vita Sexualis》（第五卷）等；有戏剧，如《希腊拟曲二首》（第一卷），《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乡鼠与城鼠》《老鼠的会议》（以上第三卷）；还有诗歌，如《古诗今译》（第一卷）、《波特莱耳散文小诗》（第二卷）等，第二卷中《小河》一篇，更给改了面目：“这篇无韵的散文诗未收入自编散文集，而收入了诗集《过去的生命》，有的句子本没有分行，这次则只分节，不分行。”作者原来明明讲过“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复以前者论，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收录得又不齐全。
另一方面，既然收入《希腊神话诸神世系》（第九卷），何以不收录整本《希腊神话》；既然收入《冥土旅行》（第二卷）、《论居丧》（第五卷）、《宙斯被盘问》（第十四卷），何以不收录整本《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呢？或者说此集只取单篇，不取专书，但是《如梦记》《希腊女诗人萨波》却又全本俱在。而且，既然收入《希腊女诗人萨波》，也可收录《希腊的神与英雄》，乃至《枕草子》《古事记》。同样，既然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可收录《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散文全集》系编年体，较之《周作人文类编》，读来方便许多。然“编辑说明”所云“均依写作（始刊）时间顺序”，亦有不易擘画处：一篇文章“写作”与“始刊”容有时差，可能不在一年，甚至相差更远，假如两种时间都明确，首选何者，全书似乎应该一律。
此外个别文章系年或可商榷。如第八卷，《致周黎庵》一篇，作者只署“五月廿七日”，编者标“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然看此信内容：“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余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可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鄙人个人行止所可以奉告者仅此，《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可断定写于一九三八年。
第九卷，《小说的回忆》标“一九四五年四月作”，《报纸的盛衰》标“一九四五年五月作”，前一文引用作者自己写于南京狱中的诗，后一文提到金圆券，肯定不是一九四五年的作品。又《孔融的故事》标“一九四五年三月作”，也缺乏依据。此文一九四九年二月载《好文章》第四集，署名“孟开舟”，与《周作人散文全集》系于一九四九年的《希腊运粮记》《谈胡俗》刊于同一期。以上三篇曾编进《知堂乙酉文编》一书。我从前写《乙酉文编考》，谈过此书中混有乙酉即一九四五年之后所作。
第十二卷，《关于伊索寓言》编者注：“本文当完成于校阅校样之时，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未另行署名，显系为译本出版而作，但当时却未能用上。”据周作人日记，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写《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未了”。五月十二日，“下午写前文了，约二千七百字”。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伊索寓言》，收有“附录 关于伊索寓言”，署名周启明。
第十四卷，《关于清少纳言》标“一九六五年十月作”，据周作人日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写《关于清少纳言》小文”。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系年，亦稍可议。先来抄录周氏相关日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应兼士之约，往辅仁大学讲演，五时了，即返”。三月三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五时回”。三月十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三次，五时返”。三月十七日，“三时往辅仁讲演第四次”。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大学第五次讲演”。四月十四日，“下午往辅仁第六次讲演”。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七次”。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往辅仁大学讲演第八次”。六月十七日，“下午为邓恭三君校阅辅仁讲演，即为送交静农转交”。七月十七日，“上午邓恭三君来访，留下讲演稿一册”。七月二十四日，“重校讲稿了”。七月二十五日，“以讲稿送交慧修”。周氏共讲八次，邓恭三（即邓广铭）所整理的笔记厘为五讲。编者将五讲分别系于该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三日、三月十日、三月十七日和三月三十一日，如此则不知后来三次讲什么了。
近年来周作人研究的某些成果，惜未为编者所采用。周作人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日记中用过别号“顽石”，以后又在《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中提及此事。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上有署名“顽石”的一批文章，《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文类编》皆予收录，现又编进《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然而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一文（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二〇〇七年第一期），已考证《绍兴公报》的作者“顽石”并非周氏。
第八卷有《新光抄》一辑，编者注：“自本篇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皆一九四〇年所作，陆续刊于《新光》杂志，多谈妇女问题，收入《药堂杂文》集时单独作为‘第二分’。《新光》未得见，现据《药堂杂文》，由编者推定写作月份，并援《明珠抄》之例称为《新光抄》。”其实谢其章《〈新光〉杂志中的周作人文章》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二〇〇六年第四期），已列出《新光》杂志所载周氏各篇文章的具体时间和期号。据此可知，编者推定的写作月份以及“新光抄”这名目似不确当。
（二〇〇九年七月五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