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是一件繁重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非凡的才、学、识，而且需要顽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工作热情。钟叔河今年已届六十，又患有出血性脑梗塞病，由于他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有崇高责任感，他仍然置这一切于度外，完全投身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春节过后直到元宵节，他竟没有走出家门一步，整天都在书房伏案工作）。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却不惜花费三千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套（六十大本）的《清实录》作为参考。我在他书房中，看到他所珍藏的四壁图书，尤其是全部由他本人亲手整理的数百部近代人物资料和几抽屉的卡片，不禁感慨系之，由衷赞叹：真乃书生本色也！此时，我联想起龚自珍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钟叔河先生。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书要到读者中去”
蔡栋
跟叔河先生打交道不算多。老先生闭门著书足不出户固然好找，可老先生时间分分秒秒都宝贵，我辈俗人，又岂敢无事随便去闯他的“三宝殿”？鲁迅先生早就告诫过：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叔河先生在出版界能够出名，能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能列入《世界名人录》《国际成就名人录》，我想这首先在于他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当然，他还编了《凤凰丛书》，还有曾国藩的书，周作人的书，这些在当时都是名副其实的冷门。他独具只眼，不怕误解，不怕承担风险，把这些书坚持编了下来。为了未来而回首过去，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整理旧文化，结果化腐朽为神奇，将传统文化的积淀解析成对现代化进程有参考和反思价值的资料。叔河先生的成功，钱钟书在一封信中对他的评价最为精当，钱称钟：“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出版家，二者确乎缺一不可。说到钱钟书的信（包括黄裳等学者的信），叔河先生有不少，这些短简，文约意丰，若能在副刊发表，肯定会大受读者青睐。作为一个“老编”，我是“觊觎”已久。可叔河先生一直不愿发表，正如他素不愿踵名人之门抬自己身价一样，亦不愿借名人书信增自己影响，这未免又有点使我“耿耿于怀”。
曾见过叔河先生的手稿，通篇字迹工整，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打得极为规范，在编书问题上，他容不得半点马虎，常叹做一个好校对也不易。
编书，在某些人眼里，仿佛就是把现成的文章凑拢在一起，这未免太皮相。究其实，个中是大有高下精粗之别的。有的看似寻常，实际上亦耗心血。就拿周作人一九一一年写的《望越篇》来说吧，这篇文章国内好几本刊物都登过。按理说收进文集只需从刊物上复印下来就行了。可排印一般难免有错，存疑处又不好妄改。叔河先生到处托人，费了很大的力，终于在绍兴找到《望越篇》的原稿，这才心里踏实。区区一篇文章，就费了这么多周折。书成之日，读者恣情捧读，有多少人又知道文章后面编者所花的心血？在岳麓书社任总编时，叔河先生提出要竭诚让读者“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这个宗旨，我想他是一直在身体力行的。
“书要到读者中去。”作为一位编书人，叔河先生特别看重读者的反馈。他的书可谓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从胡乔木、李一氓、钱钟书、黄裳等老一辈学者到普通干部、工人等，他都不乏知音。福建的一位小学教师，几乎每年都要将自己老母亲亲手制作的茶叶分寄一些给他，并无他求，就是喜欢钟叔河编的书而已；这一次到北京领奖，军事医药科学院一位研究员又特意来找他，硬要将自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所得的一支高级金笔送给他，老先生亦无所求，常邮购钟叔河编写的书，读来读去，对人也读出了感情；加拿大八十二岁的鲍耀明老先生，则主动向他提供了周作人五六十年代寄往海外从未发表过的三百多封书信……这些反馈，既是对他所出书的一种肯定，也体现着读者对他的厚爱与信赖。
从某种意义上说，叔河先生是一位“唯美主义者”，对一切美的东西，他都那么钟情。尤其是读到好文章，他总是不忘向人作推介。他熟读过不少古文，曾向我提到南北朝时一位将领母亲的信，说写得感人极了，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古代散文集等均未收入；又谈到一位青年作者黄爱东西写看恐怖电影的文章，他以极为叹服的口吻说：“这样的文章我绝对写不出。”还说《参考消息》上也常有好散文。我发现，他看文章很细，记忆力又好，常能随口背出文章中的警句。又说想编一本书，专收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等的好文章，大有天下好文章尽入我彀中才后快之感，可又叹眼下分身不出。
叔河先生常说自己“没多少学问，无非是现买现卖而已”。获韬奋出版奖后，他仍是这么说。若论学历，他确乎“没有辉煌的学历”，在校仅读了四年半书（小学一年，初中一年半，高中两年），可自学却一直在坚持，即使是十年内乱中关进监狱，他也在通读二十四史。自云“现买现卖”，其实是“厚积薄发”。所以他一九七九年进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即被评为编审，在人才济济的出版界，他的学问已是公认的。
耳闻目睹社会上拜金主义的种种表现，叔河先生颇为感叹地好几次提到“敬业”二字，“还是要讲敬业，要敬重自己的业”。他好几次辞掉其他出版社的高薪聘请，照旧埋头编自己的书，照旧与每一个错字过不去。“酒店关门我就走”，对去留乃至生死这一类不容人小觑的问题，钟叔河喜欢引用丘吉尔这一句话作答。可对这样一位富有历史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出版家，哪家“店”又忍向他“关门”呢。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湖南日报》）
书呆子一路
张中行
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只今年夏他北来，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一面，招待他一顿晚饭。他著作等身，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就要“超”身，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其一是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掏自己腰包买的，其二是《书前书后》，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见一面，相聚不过三四个钟头，即使是长舌妇，又能谈多少？总之是很想多了解而了解并不多。可是我仍然想写他，是因为，即使只根据皮毛，也觉得很多方面，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或者退到家门之内，专打自己的小算盘，与我臭味相投。所以，也曾沉吟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写。
他的行业是全套书呆子一路，由读书、写作直到编辑、出版。读书和写作，闭门家中坐的事，不可见，也就难说。说容易见的编辑和出版。总的说是成就非常大。分项说呢？想偷懒，抄黄裳先生的：
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走向世界丛书》，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凤凰丛书》，而数量最大、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还辑有《知堂书话》等六七种。（《书前书后》序）
这段话着重说“编”。但是透过“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情况。以《走向世界丛书》为例，他在《走向世界以后·小引》里说：
我喜读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陆续搜集了两百多种。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开始从中选编《走向世界丛书》，已经印行三十六种。（《书前书后》第一五三页）
单是这方面的书就搜集两百多种，其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这还是其小焉者。更值得重视的是有忧国济世之心。这心来于见识和情热。见识是看到我们头脑的落后一面，主张多吸收些西方的。张文襄公也主张吸收西方的，但那是“西学为用”的“用”，火车头、迫击炮之类，至于头脑，就还要“中学为体”。张文襄公远矣，就是“五四”，吆喝一阵德先生、赛先生之后，又大几十年过去，我们不是依然听到万岁声震耳，许多人迷《卜筮正宗》（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易经》）和《奇门遁甲》之类吗？所以确是应该开开眼界，看看人家怎样管理众人之事，怎样根据引力定律算计哈雷彗星轨道。尽弃其所学而学，不易，所以，仍是书呆子的一贯想法，要由灌输新知识下手，钟叔河先生的奔走呼号，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为这个。奔走呼号，是情热；想当是与“反”字有关吧，被投入牢狱，定期十年，天地易色之后，计已住九年，放出，仍是奔走呼号，是更大的情热。我就不成，外看浮世之态，内省自己之心，只求能够独善其身，不敢妄想兼善天下。这有所得，是借祖传法宝明哲保身之力，躲开牢狱；也有所失，是至多只能写一点点自怡悦的，而不能写以及刊印有关经国之大业的。这样，与他相比，我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
说到相比，钟叔河先生的不可及之处还有很多，都与博大而深入有关。想只说我印象最深的两种，重刊周作人遗著和书籍的编印装帧。先说前一种。周作人是我的老师，我在家人也守妄语之戒，对于他的学识文章，我很钦佩，因而认为，他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读，吟味其内容，学习其表达。可是他的为人有问题，是抗战时期，他不只留在沦陷区的北京，而且出了山。学识文章和为人走了歧路，我们要如何对待呢？很难。一笔抹杀？他像是与卖身投靠的诸宵小不尽同，何况还有著作具在。谅解吗？传统和常识都会不允许。我前几年写《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多谈到北大旧人，就碰到这个困难。依照晋惠帝的分类法，对他的看法有私和官（公）两种。所谓私是顾念私情，我取古语“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之义，认为他卖得太贱，或者说，用历史地位换不体面的禄位，不值。撇开私就不得不改为说公道话，于是写《苦雨斋一二》，开门见山就说，他是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写《再谈苦雨斋》，说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气，不幸一时神鬼交战，鬼竟占了上风。这是说为人。至于说著作，我就认为，不当以人废言。可是不当废的言要有托身之地，即印本，经过几十年（其中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见天日，哪里去找呢？所以限于“希望”，我也主张，应该印，甚至全集，如其老兄的，上市，卖。说限于希望，是因为：一、公然推崇周作人，纵使限于著作，也怕有人在背后指脊梁骨；二、工程浩大，我既无此魄力，又无此精力。是前几年，因为介绍出版译本《一知半解》，我同岳麓书社拉上点关系，他们有时就寄赠一些估计我会有用的新印本。其中有几本是周作人的著作，我见到，曾经一惊，惊的是，竟有人做这种傻事，而且居然得到上方的点头。后来探询，才知道是钟叔河先生主持印的，并且有大计划，是陆续印，直到出齐。这期间，我又见到《知堂书话》《知堂谈吃》一类书问世，也出自他之手，我才知道，在这方面，我只有一点点朦胧的想法，而钟叔河先生真就大干起来。
是九十年代初吧，湖南传来消息，钟叔河先生所在的出版社改选，他的总编辑职位未能保住，改到新闻出版局去任编审。是不是受了周作人的连累？不知道。但推想人亡政息，继续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举总不能不放弃。不出所料，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来。水流花谢，日子一长，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了。直到见到钟叔河先生，才知道情况并不是水流花谢，而是水已汇成巨流，花将开得更大。是晤面的那个夏日的下午，我们谈得很多，专说有关周作人的，他说他正在着手刊印《周作人散文全编》，材料，上方允许，家属条件，出版处所，差不多都已办妥，不久可以陆续发稿，所以他很忙。关于材料，他的搜求的本领真使我五体投地，是许多不经见甚至很少人知道的，他都有，如日记，他已经拿到全部复印件。我问他为什么不印全集，他说这已经很难，是经过多方面努力，用多种办法，才闯过来的，如果称为全集（像是有纪念性质）就更难了。我说这样一来，诗，新的有《过去的生命》，旧的有《知堂杂诗抄》，就不好办了。他说他打算在散文之外，另编一本，新诗横排右行，旧诗直排左行，似两册而合一，并想请我写序文。我说这是师辈的手笔，在书前说三道四，不敢。他没有退让，只好都认定，到时候再说。其实，说私心话，他从事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虽然以他的才学和经验，必游刃有余，如果我能够尾随搬一些零砖碎瓦，算作未袖手旁观，总是既应该又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