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钟叔河，我们就会说——他的《走向世界丛书》，他的“周作人”，以及他所主编的《凤凰丛书》等许多好书。还有最近新出的书，他的著作《念楼学短》，那真是很别致的。还有那句广告词：“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至今想来，依旧温馨。
不知他人如何看，叔河先生在我心里，确是一个智慧之人，更是一个大勇之人。
一出牢门便“走向世界”，胆识缺一，怎么可能？没有准备，也不可能。
他是时刻准备着的。
准备着什么？准备了思想。
有思想地整理国故和无思想地整理国故，路子自然大不相同，景象也是绝然不同。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就是思想罢。”这是他曾对我说的。
“要紧的是自己的眼睛。”这也是他对我说的。
他还说：“易卜生说，全或无，或以为太理想主义了，办不成事。其实，委曲求全是断不能成全的。鱼死网破亦不失为一法也。”
他还说：“伊文思说，世上没有比谬误更强有力的东西。我搞出版十年，深服此言。质之周实君以为如何也。”
叔河先生很多话都曾引起我深思。只可惜我记性差，平时又忙于俗务，听了，想了，事一多，也就丢在脑后了，不曾及时记下来。现在再回想，虽然有感觉，若是想复述，就不可能了。
有些话，他写给我，我想应该收好的。可是，这一收，就不知收到哪里去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总是这样无可奈何。
叔河先生能理解的。
（二〇〇三年五月《编辑学刊》）
驾驭生命之船
燕 妮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光明去照我们路程周围的黑暗。……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蔼理斯
钟叔河曾经是我的偶像。记得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调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做编辑。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时候其实与文盲不相上下，“文革”耽误了学业，没读过几本书，好不容易读了个理工科大学，学了几天高等数学、物理学，对人文学科几乎一窍不通，只是在“文革”的经历中有一些直觉的认识，加上受到家庭的影响，深恶痛绝没有书可读的经历，投身出版事业的初衷是想编辑一些能够流芳百世的好书，启蒙百姓的思想，使以后的人再受到焚书坑儒之苦时能够明辨是非。当时满脑子都是幻想，对编辑工作非常热爱，在心底里认定这是个非常崇高的职业，以为只有书籍能够把人类的文明记载传承下去。然而，对编辑这个职业而言，光有热爱好比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热爱到能够做个称职的编辑的道路艰辛而遥远，没有“学识”是最大的内伤。幸好湖南出版界刚刚启用了一批老“右派”，很多都是有思想、有能力、有经历的人，钟叔河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言传身教，成为我们这些新编辑的老师和榜样。
钟叔河在出版界的名声可谓如雷贯耳。一九七九年，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身陷囹圄达二十多年的钟叔河，刚刚从囚禁他的洣江茶场放出来不久，就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随后又被派到岳麓书社任总编辑。他走马上任后，一系列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书纷纷出台，首先是《走向世界丛书》，以后又是《知堂书话》《知堂序跋》等周作人的书，然后又有《曾国藩家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知堂老人和曾文正公的书，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钟叔河却做得非常漂亮，让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钟叔河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时，花大气力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近代（晚清）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记录，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后，选取了其中一百种有代表性的作为出版对象，有的记录非常珍贵，甚至是第一次出版。他还费尽心思，在《走向世界丛书》的每种书前，都撰写了一篇叙论，对作者当时写这些考察游记的历史背景及自己整理钻研时的思考都作了详尽的论述，让读者提纲挈领，轻松地找出作者文章之精髓，体现了编者的良苦用心。每一篇叙论都是一篇观点明晰、论据充分、呕心沥血的论文，其中写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的叙论，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今天读来，仍然相当精彩。郭嵩焘的悲剧其实就是当时中国的悲剧，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因循守旧，导致“天朝帝国”被迫走向“地上世界”，而郭嵩焘却只因为讲了关于西方世界的真话、好话，竟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闹到他的书要奉旨毁版，随后又撤职丢官，更有甚者，到了庚子年间搜杀“二毛子”时，又有京官上疏，要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钟叔河的叙论行文朴实而意境深远，辞淡而情浓，“文笔流畅，论断精当”，画龙点睛，不同凡响，以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根基，体现出深切的价值关怀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中的远见卓识，钱钟书先生称其为“眼光普照”，李一氓先生称其有“远大眼光……费力既勤且精……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无怪乎钱钟书先生在看到钟叔河写的这些文章后，执意要他前往相见，而且主动提出要为他的《走向世界丛书》作序。
正是这一系列好书的出台，使得湖南的出版业扬名全国。那时候即便是如我等刚入行的卑微小辈，也为身在湖南出版系统而自豪。只要是走出省去组稿，碰到学界中人，无不夸奖说你们湖南出版社厉害，出了不少好书，听到这些褒奖，一方面是颇感骄傲，另一方面激起了我学习的热情。记得那时候我每天下班后都是在食堂随便扒几口饭，然后就读书到深夜，天文地理、哲学历史，什么书都找来读，不管怎么说，那种恶补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这些都是后话了。
钟叔河的这一连串的动作，没有扎实的学问功底、过人的胆识和远见，以及从个人的生活经历中获取的生存智慧，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在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编辑中，流传着钟叔河买旧书，智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和一些他个人坎坷经历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简称《查》），也曾搅起出版界风云翻滚。当时是朱正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查》书底本即由钟叔河提供。钟叔河读中学时看过郁达夫译介的《查》书片段，非常着迷，一直想找全译本饱览并收藏。一九六〇年，“右派”钟叔河拉板车运货，路过古旧书店时进门小憩，见一男子手捧一书阅读良久。他纳闷那是何书，过细一看书名，正是饶述一翻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一阵心跳，紧盯着那本书不放，只等那男子看完后归架。等候多时，不见那人有归架之意，却突然惊见那人携书走向收款台。钟叔河情急智生，一把将书从那人手中夺过。那人见钟叔河身强力壮，且来势凶猛，未敢立时发作。钟叔河对营业员谎称此书是儿子从家中偷出变卖，自己想以原价将书买回。营业员本以为钟叔河要无偿拿回此书，没想到原来他是希望按价索回，又听“儿子偷书”的说法合情合理，也不想多生事端，乐得成全，即帮钟叔河说服那男子，《查》书立刻归钟叔河所有。其实钟叔河根本没有儿子，大女儿当时也才进小学。他急中生智，出此邪招，由不得人不佩服。这种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应对，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到。而他历尽坎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拖过板车，还坐了十年牢的个人经历，更是让我们这些小年轻视为神话。打入地狱还能翻身爬起，这种百折不挠的韧性，确实让人感佩。他多次说过“死都要做个明白鬼”，怎样才能做明白鬼，唯有多读书。读书才能搞明白自己不懂的事情，做编辑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虽说当时并没有机会跟他说话，但我在心底里却暗暗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不能不说，这些优秀的编辑家编书和做人的态度，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直到今天，当我有机会跟钟叔河交谈，我问起他在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被下放关押监禁了长达二十二年后，为什么一出牢门就能够有这么大的作为的时候，钟叔河只是很平静地说，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想做的事情。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坐牢时想得更加仔细，中国一定要摒弃传统中封闭、落后、封建的意识，一定要走向世界。而只有吸收外国有益的东西，中国才能进步和发展。从监狱出来时他已经四十九岁，而很多书都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看过的。积攒了这么多年，知识发酵成了“见识”，一旦有了机会，当然是一发而不可收，让更多的人经历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程，像蔼理斯所说，“用光明去照我们路程周围的黑暗”。
钟叔河认为：人的资质无非是才、学、识三样，“才”是天生的，不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而得到，而“学”是可以努力的，但光有“才”“学”，没有“识”也很难成功，而“识”，是三样中最难得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充其量只可以说是中人之资，而学也是有欠缺的，不懂外语，不了解中国以外横向文化的发展动向，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事情，主要是通过学习、思考和生活历练增长了一些见识，所谓见识，也就是思想。他总结自己为何要读书：因为寂寞，所以读书，“时于此间，得少佳趣”；因为怀疑，所以读书，力求死后做个明白鬼；因为无知，所以读书，生活经历告诉他，自以为知，其实所知甚少；偶思小憩，所以读书，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伤感，甚至痛感，也可以说是以痛苦为代价来深刻地体验人生，以幻灭为代价冒险探求人性最深处的奥秘。其实，细读钟叔河编辑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就能深深感悟他的这一番说法，中国走向世界之艰难，恰如人生之艰难。走了几百年，居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又重新出现闭关锁国，焚书坑儒，似乎又回到起点。但毕竟那不是起点，有前人留下的足迹和血汗、付出的生命代价，钟叔河为此付出的却是全部的青春岁月。
错就错在有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八岁的钟叔河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他少年时本想考北京大学学考古或地理，从没有想过弄文字，更没有想过会跟新闻出版打交道。结果，多重叠合的“偶然”，整个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因为受同学的影响向报纸投稿，因为喜欢的女同学要报考“新闻干部训练班”（简称“新干班”）投身《新湖南报》社当记者，邀他一起去，他就毅然参加了“新干班”的考试。谁知道这一系列偶然的遇合，使得钟叔河身陷囹圄二十二年，但也正是这个偶然，使得钟叔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出版领域后，立刻就在全国出版界叱咤风云，编出了一系列值得称道的好书。
至今，钟叔河对他高小毕业时国文课本的最后一课的《告别辞》，还能倒背如流：
你们，像刚下水的船
我祝你们破浪乘风而去
不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地走
因为越平安，也就越无兴趣
没有风，怎显得我能镇定
没有浪，怎显得我能驾驭
即使不幸沉没了
那也无须恐惧
因为后来还有更多的船
它们将要走我们的路
钟叔河的人生道路，正如这首诗中所期望的那样，经历不少大风大浪；而他，也像是一个从容的舵手，驾驭着生命之船，无所畏惧地乘风破浪。
今天许多初见钟叔河的人，都说他没有书生气，而有些说不清楚的气质，处理问题机智灵活不落俗套，我想那是他多年为求生存，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而练出来的。他自己也总结自己，年轻时并不是很有追求的人，大家庭出来，沾染了一些调皮、纨绔的习气，顽劣，懒散。他的父亲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以后又是清朝废除科举后第一所维新学堂（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所谓外课生，就是走读不住校的学生。父亲后来学的是数学。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老婆。钟叔河评论父亲，学历高而智商不高，而母亲虽然是文盲，但智商极高。在这样的家庭出生，使得钟叔河早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湖南平江老家读的，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好老师，一个是国文老师，一个是地理老师，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国文老师选了很多作家的好文章，如许地山、鲁迅、冰心……而地理老师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了老家，他使钟叔河从此热爱上了大自然，对地理学极感兴趣。钟叔河在他哥哥用的战前的国文课本上读到周作人的散文，谈金鱼，讲故乡的野菜，觉得跟自己的情调比较接近，由此喜欢上了周作人，不断地找他的书来读。抗战胜利后钟叔河到了省城长沙读高中，又有机会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读高中的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好好上课，很快就成了极左分子，激烈反对国民党，“反饥饿、反内战、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喊了不少，终于在一次学潮中被打破了脑壳，住进了医院。他高中还未毕业，长沙和平解放，因为偶然，他考进“新干班”，在《新湖南报》社当记者，后来又当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