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大道与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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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5)

在当时,蒋介石若不再连任,那“副总统”陈诚(辞修)便是继任者。胡适也认为,蒋介石应该把“总统”的座椅让给陈诚。蒋介石三度连任,毫无合法性,所以胡适坚决主张陈诚接任,并要求与蒋二人商谈此事。胡适是想在与蒋介石的二人密谈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晓之以政治大义,动之以国家利害,让蒋介石交出最高权位。但蒋介石是一心要把这“总统”当到死的。蒋拒绝了胡适单独谈话的请求,并在日记里痛斥胡适的“无耻”“不自知”“不自量”。在蒋介石看来,所谓“政治大义”,所谓“国家利害”,都不过是胡适打出的幌子,真实的动机,是要一手操纵台湾政治而已。一些与胡适交情不错的政要名流,虽然不知道蒋介石在日记里如此辱骂胡适,但从蒋介石公开的态度中,也看出胡适若再讲下去,蒋介石会克制不住,而胡适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将彻底破裂,这是许多人不愿看到的,于是纷纷来劝胡适立即沉默,胡适也终于听从了友人们的意见,不再说话。

到了1960年10月,又发生了雷震案。前面说过,雷震案发生后,胡适是公开表示过异议的,在与蒋介石的私人谈话中也明确表示过自己对逮捕雷震的不理解,希望蒋介石能改变事态。雷震案复判时,胡适也做过努力,希望初判的十年刑期能有所减少。胡适还与一些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蒋以“总统”身份特赦雷震。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胡适的心,“拔凉拔凉”的。聂华苓在《雷震与胡适》中说,雷震案复判结果出来的那天,胡适在书房里独自玩骨牌,可见胡适的心凉到何种程度。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1年7月26日,胡适在雷震六十五岁生日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的话:“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其实,胡适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半年多了。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欢迎“中研院”第五届新院士的酒会上致辞时,一杯在手,猝然倒地。一条清溪,未能流到“山脚尽”,未能流到“出前村”,便被万山吞没了。

在猝然倒地前,胡适一直没有到监狱探望过“儆寰老弟”。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去。而之所以没有去,我想,还是不愿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彻底破裂。“总统选举”事件和雷震案,使得胡适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已经是“命悬一线”,蒋介石对雷震恨之入骨。在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常”的情况下,胡适做出些令蒋介石不快的举动,也无大碍,也不会对二人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在二人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时候,再做出令蒋介石十分不快的事,就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对胡适的批判、攻击、谩骂,非但没有停歇,倒有愈演愈烈之势。胡适当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健康状况也明显恶化,不然不会死得那么早,那么突然。胡适已经不是流寓海外的民间人士,而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些人在盼着胡适去看雷震,许多人在看着胡适是否去看雷震,还有人担心胡适果真去看雷震。这些人,心态是各各不同的。既然胡适是否亲自到监狱看望雷震成为岛上的一个政治悬念,胡适果然去了,那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蒋介石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件发生。胡适果然到监狱看望、安慰、鼓励雷震,就不免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难堪。而胡适的处境会雪上加霜。胡适的举动再出格,也不会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蒋介石对胡适再痛恨,也不敢像对待雷震那样对待胡适。果如此,美国的反应就会让他吃不消。但是,给胡适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让胡适的处境更艰难些,却是能够做到的。人通常是势利的。过去,朝野人士俱对胡适十分尊敬,原因之一,是胡适颇受蒋介石和整个官方的礼遇。而一旦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对胡适不那么礼遇了,许多人对胡适的尊敬也就会跟着打折扣,就是办个事,也会烦难些。胡适老矣,已逾古稀,已经下了在台湾终老的决心。也只有在台湾,胡适父亲的年谱和日记才能印行,自己的那几部大书才能完成。难道又一次仓皇去国?难道以古稀之年再度流寓海外?难道让那些工作计划都成为泡影?去探望雷震,很可能就成为那“最后一根稻草”。胡适没有在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上加上这根稻草,我觉得,是应该令我们同情的。

我想,鲁迅没有到龙泉寺去看望章太炎,胡适没有到监狱去看望雷震,都是不应苛责的。聂华苓女士因为曾与雷震同办《自由中国》,所以对胡适的不去看望雷震十分不满,情绪可以理解,由此生出的对胡适的评价,却是值得商榷的。例如,聂华苓说:“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这就不够公允。在胡适与蒋介石和国民党长达三十年的接触中,胡适固然有过多次妥协,固然有时也表现出传统文人的局限,但始终没有沦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这在现代中国,已经很了不起了。

章太炎在龙泉寺绝食,也让袁世凯惊恐,真的饿死,很有些麻烦。于是,袁世凯着人派来了医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当事惧余饿死,复令医工来者,得移东城钱粮胡同……时弟子多为大学教员,数来讨论。”章太炎大约于6月16日停止绝食,当天即从龙泉寺搬到了钱粮胡同。在6月26日致夫人汤国梨的家信中,章太炎说:“当道疑忌亦渐解释,惟尚难豁然耳。”章太炎感觉,搬到钱粮胡同后,袁世凯对他的疑忌渐渐消除了,只是还不能彻底放心。章太炎的感觉未必很准确,袁世凯疑忌的“解释”程度,恐怕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大。但他的处境比在龙泉寺时要好些,袁世凯对他有些放心了,也是事实。

鲁迅1914年8月22日日记:“午后许季巿来,同到钱粮胡同谒章师。”这时,章太炎移居钱粮胡同已两个多月。这时以弟子身份来探望老师,应该不会让袁世凯及其鹰犬太在意,所以鲁迅来了。这是章太炎被监视囚禁以来,鲁迅第一次去看望,其间章太炎又经历了绝食,所以鲁迅特别用了一个“谒”字。这一“谒”字,透露了鲁迅对章太炎骂袁壮举的敬仰,也让我们感到他对章太炎的挂念和急于见到的心情。这一天,在章太炎寓所从下午“坐至傍晚归”,说明谈得很投机。鲁迅1915年6月17日日记:“下午许季巿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这天章太炎为鲁迅手书条幅一幅。可见,章太炎并不以绝食期间鲁迅未去探望为意,或者说,对于鲁迅未去龙泉寺,章太炎是理解的。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章太炎成了守旧派,鲁迅与他也没有了来往。鲁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态。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①虽然在文化观念上有了严重分歧,但鲁迅对章太炎的敬意并未稍减。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其时鲁迅也病得很重,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体力稍恢复后的10月9日,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强调章太炎晚年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不过是“白圭之玷”,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章太炎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写了这篇悼念文章,鲁迅意犹未尽,又于17日开始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没有写完便又病倒,于19日晨辞世。

①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05页。

章太炎比鲁迅早去世几个月,才让我们知道鲁迅至死都对章太炎满怀敬意。如果胡适晚死几年,会怎样对待狱中的雷震呢?看看他怎样对待陈独秀就知道了。陈独秀一生五入牢狱,四次都发生在与胡适相识后,而每一次,胡适都积极参与了营救。最后一次,陈独秀是以中共首领的身份被捕的,在政治立场上,胡适早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但胡适仍然尽最大努力,争取陈独秀得到“合法审判”。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出狱,胡适起了关键性作用。如果胡适多活几年,而又与蒋介石的关系有所缓和,他会积极争取雷震的提前出狱吗?他会为雷震的减刑而呼吁、而奔走吗?——我想,应该会的。

2013年8月18日初稿

2014年3月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