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自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做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像在催促着说：
“姐姐妹妹们，飞吧，飞吧，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罢。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泰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美。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圈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从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像漆黑了的一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女丐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
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唯一的保护者了。
她嬉玩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
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
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1923年冬，往上海。［精品赏析］
《梦与现实》如题所示，最明显的特点是对比法则的运用。然而，这种对比不是修辞学上的对照、映衬，也不是零碎、个别的对比手法，而是总体构思上的对比。由作者最初心灵的触动到命题立意，以至意境营造、构图布局的构思全过程，都贯穿着对比联想、对比手法和对比观念。
王国维在《人间词活》中谈到诗词的境界时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又说：“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梦与现实》上下两则确有造境与写境之分，作者用写意手法托出梦境又用写实手法刻绘现实人生。然而写意造境，并非胡思乱想，必合乎自然，包含着精细的观察；刻绘写境也非平庸的实录，而是有选择有提炼，做到实中有虚，辞断意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