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抗日救亡而提前归国
1915年12月12日，北洋政府交通部官员马文蔚家里喜气盈门，因为马夫人第一胎就为马家生了个眉清目秀的儿子。马文蔚祖籍安徽滁县，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精通古文诗词，写得一手好字，闲时爱好金石雕琢，在文字学上颇有造诣。他早就为儿子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明德。长子的降生，如天赐美玉，深谙“玉不琢，不成器”之道的父亲决心要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幸的是，马明德幼年失恃，父亲痛心之余，更加重视对他的教育。6岁时马明德在北京笃志小学和崇德小学读书，10岁时在私塾学习古文、算术和英语等课程。塾师是前清举人和大学讲师，要求颇严；14岁起进北京四存中学和崇德中学念书，其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抢夺我东三省，马明德和同学们一起曾多次参加反日游行示威；高中二年级时，平素与儿子谈话不多的父亲生怕儿子荒疏学业，就严肃地对他说，要好好读书，如能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就送你出国留学。
马明德不负老父厚望，1934年，果然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门，成为这所江南名校的好学生。1937年夏，他回北平家中度暑假，正赶上“七七”事变，古都陷落，马明德亡命天津，又乘船到青岛，转火车回到上海。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在战乱岁月的惶恐8月，在父亲的资助下，他设法尽快出境，自费赴美留学，一年后，就以优秀成绩获得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的伯伦克飞机工厂实习，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厂，却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厂的技术设计室，隔着玻璃窗望望里面的美国工程师，马明德深感弱国留学生备受歧视的无奈和愤懑。
如果攻读博士或在美国求职找工作，马明德都可以继续留在美国；但他的心早飞回祖国，中华儿女正在抗战的烽火中流血牺牲，他不能只为自己的前程而留在美国，满腔爱国激情的马明德再也等不下去了，既然已经学到航空工程的基本理论，就贡献给祖国的抗日救亡大业吧。
二、从中缅边界八莫到贵州大定乌鸦洞
1939年11月底，马明德回到上海。当时几所私立大学竞相礼聘他去执教，他却不堪忍受日寇刺刀统治下的亡国奴气氛，又不屑去英法租界过“孤岛蜗居”的日子，就婉拒了朋友们的好意聘请。
1940年6月，新婚之后的第五天，马明德偕夫人悄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碧波、铜锣湾的高楼，都吸引不了马明德，在美丽贤惠的妻子蒋祖绮的理解和支持下，他决心以自己的航空工程专长去报效多难的祖国，为抗日救亡出把力。
他们在香港稍作停留就乘船去越南海防港，再经陆路的小火车一路颠簸辗转进入云南省。马明德在昆明找到国民党政府管理航空的下属机构，他的要求很简单，他想去内迁到云南的中央杭州飞机厂工作。
“愿意去就去吧。”国民党官员给马明德开了张介绍信，委任他为工程师组长。
中美合作创办的中央杭州飞机厂为了躲开日军铁蹄，千辛万苦地搬迁到中国与缅甸交界的滇西小城垒允县。
马明德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韧劲，为了自己痴爱的航空事业，他在昆明无心留恋，又和夫人朝行夜宿，翻山越岭，饱尝艰辛，直奔中缅边界垒允县的大山，那里毕竟有自己国家的飞机厂呀。马明德终于见到了那家偏僻小县城里的飞机厂。命运似乎要残酷地折磨我们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就在几天前，日本飞机越过中缅边境，炸毁了这个可怜的飞机厂。
望着被毁坏的设备，马明德欲哭无泪。飞机厂的负责人告诉他，跨过边界向南50公里有个叫八莫的缅甸小镇，那里还有该厂的飞机发动机装配厂。马明德心中豁然开朗，赶到八莫后，他的职务是负责该厂发动机试车工作。马明德全力以赴，建设试车工作台。他按照美方设计的图纸，亲自抓土建工程，每天和工人一起，满身泥土，满脸汗迹，在实际工作中打下坚实的航空工程技术基础。1941年10月10日，试车台安装完成，举行了落成典礼，他得到美国厂长的表扬。
在艰苦的环境里，马明德夫妇的大女儿出生了，临盆时难产，差点要了蒋祖绮母女的命，幸好找来一位医术高明的美国军医接生，让母女有惊无险双双平安。
然而缅甸战局越来越糟，英军节节败退，1942年4月，日寇攻陷缅甸仰光。仰光沦陷后，战火烧到边境，八莫发动机厂奉命拆下主要设备，就地掩埋，人员北撤。至此，中央杭州飞机厂仅存的最后一个分厂也宣布解散了。来自浙江的工人们痛哭流涕，大骂日本鬼子把好端端的工厂给毁了。在危难的时候，马明德很冷静，他决心保住这批技术工人，有了能人，就不愁造不出中国的飞机。他说服这些工人并得到他们的拥戴，随后带领这批技术工人离开了八莫，投奔贵州省大定县羊场坝，那里还有一个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领导的“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马明德开着一辆勉强能跑的破卡车，载着一群妇孺家眷，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翻山越岭、历尽艰险到了大定。和缅甸的八莫一样，这里也是蛮荒之地，生活十分艰苦。马明德把自己交给了中国的航空工业，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儿钻进大定的穷山沟儿里。
发动机制造厂设在羊场坝的乌鸦洞，马明德担任机工科技士。没干多久，马明德带来的那批优秀技术工人受到排挤，最后连他自己也不能幸免。5个月后，大定厂方给了他一纸去广西柳州修理厂的调令。
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国人还热衷于钩心斗角，多年来怀着航空救国理想的马明德彻底绝望了。他心力交瘁，明显地见老了。这一次，他不再痴迷飞机厂了，悲愤之下，他带着陪他吃苦受难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再履险途，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他失业一段时间后，幸好上海交大在重庆复校开课，老学长曹鹤荪办起航空系，邀请马明德出任教授。马明德欣然接受聘任，讲授“应用空气动力学”等三门新课，课余种瓜种菜以求自给，生活十分清苦。
日本投降后，马明德夫妇带着两个女儿随交大迁回上海。他潜心于学问，又增开新课，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其中有后来的哈军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国民党政权倒台前两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家又添了第三个女儿。为了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马明德先后在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兵工学校和商船学校兼课，讲授课程多达八九门，每周最多达30学时。重压之下，他成为学识渊博的多面手教授。在交大的几年，马明德多次建议校方建造风洞实验室，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教育界，谁还会去关心风洞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肚子才是最大的风洞呢。
上海解放前夕，有人找马明德，动员他去台湾，他一笑置之。马明德有个弟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弟弟商量后，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大军。最紧张的那些日子，交大校园里驻有国民党军队，蒋祖绮怕流弹伤人，让孩子们打地铺，不许抬头看外边。
有一天，校园里的国民党士兵都撤光了，不久，解放军出现了。
三、建设哈军工风洞群
上海解放了，马明德受聘到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家也搬到南京。
他性格温和，工作认真，言语不多，与同事合作得很好。为解放浙江近海岛屿，他与岳劼毅教授等研究出一种惯性驱动的潜水爆破装置。1952年8月，全室专家赴京，参加军工学院的筹建工作，马明德是筹委会委员，深受陈赓的器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败退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对沿海城市的轰炸，特别是朝鲜战场上握有制空权的美国战机的凶残猖狂，令中国领导人刻骨铭心。因此，空军成为最受重视且发展最快的军种。亲身体验了现代化战争中空军威力的陈赓十分重视空军工程系的建设，把这个系列为哈军工的第一系。
有一天，陈赓向马明德了解风洞的问题，在请教过风洞知识ABC后，陈赓问：“中国现在有风洞吗？”
马明德摇摇头，叹道：“30年代浙大搞了一个，不久就不能用了。后来清华大学建了一个5英尺的低速风洞，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破坏了，解放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座可供实用的风洞。”
陈赓又问：“国外风洞的发展水平如何？”
马明德说：“这得先简单说说风洞发展史了。德国人在1908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回流式风洞，鉴于小型风洞的误差总是影响航空科学的发展，每个国家都希望有大尺寸的风洞。又是德国人在1917年建造了世界第一个大型风洞，德国当年有强大的空军，受益于他们的先进风洞技术。
“美国人在1927年建造了直径为20英尺的大型风洞，可以做整机试验；1931年又建造了更大的全尺寸风洞，不再是做模型试验，而是把整个飞机安装在风洞中进行研究了。从此，美国风洞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了，取得许多重大研究成果。比如，通过几百次吹风试验，很快发现在发动机上安装一个重量很轻的整流罩，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飞机时速提高20英里。
“苏联也很厉害，早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就建造了第一座整机试验的全尺寸风洞。听说，斯大林称赞苏联风洞是‘打败希特勒的一颗重磅炸弹’呢。”
平时沉默寡言的马明德讲起风洞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陈赓听得入迷，最后语气坚定地说：“你和岳劼毅教授都是空气动力学专家，现在要考虑搞中国的风洞了，咱们军工学院一定要有风洞，从小型开始，得快点干。”
马明德笑笑，他是个性格内向而平和的人，建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洞是他梦寐以求的志向，可那需要很多的钱啊！军工新建，有那个能力吗？
不管怎么说，陈院长对风洞感兴趣，这让马明德兴奋莫名。他半宿睡不着，辗转反侧，想想自己已经38岁了，已近不惑之年，坎坷的人生之路，往事不堪回首啊。
陈赓给了马明德信心之源，哈军工给了马明德希望之火。他埋藏于心底那个建造风洞的夙愿就像一堆被点燃的干柴，熊熊燃烧起来。
1953年初，陈赓特别批示空军工程系要加紧建设四个学科的实验室，其中之一就是空气动力实验室，即风洞实验室。
在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三大手段中，风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作为一种标志，它往往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气动力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应该说，没有风洞，就谈不上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就不会有飞机、导弹的制造。
马明德教授是个埋头苦干的学者，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远远超过对生活的要求。他很幸运，患难与共的贤内助始终支持他。
春天，空气动力学教授会成立，岳劼毅教授任主任，马明德教授任副主任兼空气动力实验室主任。系领导鼓励岳劼毅、马明德两位教授：“陈院长已经下决心了，一定要把风洞实验室搞起来，系里也把基建规划上报院基建委了，你们就不要担心经费问题了，赶快弄出个建设方案吧。”
说干就干，制订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岳劼毅、马明德、庄逢甘、罗时钧四位教授，大家一致推举实践经验丰富的马明德为风洞建设的总指挥。四个人经过几次讨论，提出了初步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是先建造两座实验段直径为1.5米的回流低速风洞，一座是开口的，编号为一号风洞；另一座是闭口的，编号为二号风洞。等这两个风洞建成后，再建一座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超音速风洞，编号为三号风洞。
5月中旬，四位教授的方案获得新上任的系主任唐铎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但技术细节尚需进一步研究。
马明德拿出当年在云贵高原投身飞机制造业的那股拼命精神，吃饭、走路都想着风洞，连做梦也是风洞，风洞成了他的命根子。在图书馆工作的蒋祖绮忧郁地观察着丈夫的饮食起居，生怕他累倒了。
1953年夏天，为了调查哈尔滨市有关工厂的加工能力和当时市场上的金属材料，马明德四处奔波。幸好他有个得力助手、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助教纪士玶，小纪常常劝马明德：“马主任，你动动嘴就行了，跑腿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干！”也幸好他交了个好朋友——院器材处处长刘国霖。老八路刘国霖对马明德忘我工作的精神甚为敬佩，他先请教马教授：“什么叫马赫数？”两个人在风洞研制过程中结为好友。只要马明德需要的器材，刘处长就全力以赴满足要求。
当时摆在马明德面前的最大困难是螺旋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尚不具备制造金属螺旋桨的条件，如果采用飞机上现成的螺旋桨，又难以与发动机、转速、风速完全匹配。螺旋桨做不出来，风洞建设就会告吹，怎么办呢？马明德苦苦思索。
那天唐铎主任来看他，又把岳劼毅、庄逢甘、罗时钧三人请来，大家一起研究螺旋桨的问题。马明德说：“我考虑很长时间了，又查了一些资料，走访了一些单位，觉得可以用木头来代替金属制造木质桨叶。”
岳劼毅有点惊讶：“木质桨叶的强度够吗？”
马明德说：“关键要选最坚硬的木材，比如核桃木，还要有一套特殊的加工工艺。”
唐铎说：“马主任这个设想是另辟蹊径，不错啊，系里再研究一下，为你们当当参谋。另外，你们还有什么困难，也及时提出来。”
马明德去找刘国霖要核桃木料，盛产木材的东北各省偏找不到合格的核桃木。刘国霖通过市计委找到陕西省，最后陕西特批几棵大核桃树，砍伐后急运哈尔滨。刘国霖又亲自跑鞍钢，去要优质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