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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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四十自述(4)

我的思想经过了这回解放之后,就不能虔诚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亲面前,还不敢公然说出不信鬼神的议论。她叫我上分祠里去拜祖宗,或去烧香还愿,我总不敢不去,满心里的不愿意,我终不敢让她知道。

我13岁的正月里,到大姐家去拜年,住了几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砚香同回我家去看灯,他家的一个长工挑着新年糕饼等物事,跟着我们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们进去歇脚,吃了点心,又继续前进。中屯村口有个三门亭,供着几个神像。我们走进亭子,我指着神像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这样突然主张毁坏神像,把我的外甥吓住了。他虽然听我说过无鬼无神的话,却不曾想到我会在这路亭里提议实行捣毁神像。他的长工忙劝阻我道“穈舅,菩萨是不好得罪的。”我听了这话,更不高兴,偏要拾石子去掷神像。恰好村子里有人下来了。砚香和那长工就把我劝走了。

我们到了我家中,我母亲煮面给我们吃,我刚吃了几筷子,听见门外锣鼓响,便放下面,跑出去看舞狮子了。这一天来看灯的客多,家中人都忙着照料客人,谁也不来管我吃了多少面。我陪着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饿了。

晚上陪客人吃饭,我也喝了一两杯烧酒。酒到了饿肚子里,有点作怪,晚饭后,我跑出大门外,被风一吹,我有点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别人家的孩子也跟着喊:“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门外的喊声被屋里人听见了,我母亲叫人来唤我回去。我怕她责怪,就跑出去了。来人追上去,我跑得更快。有人对我母亲说,我今晚喝了烧酒,怕是醉了。我母亲自己出来唤我,这时候我已被人追回来了。但跑多了,我真有点醉了,就和他们抵抗,不肯回家。母亲抱住我,我仍喊着要月亮下来看灯。许多人围拢来看,我仗着人多,嘴里仍旧乱喊。母亲把我拖进房里,一群人拥进房来看。

这时候,那位跟我们来的章家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地说:“外婆(他跟着我的外甥称呼),穈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罢?今天我们从中屯出来,路过三门亭,穈舅要把那几个菩萨拖下来丢到茅厕里去。他今夜嘴里乱说话,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

这几句话,他低低地说,我靠在母亲怀里,全听见了。我心里正怕喝醉了酒,母亲要责罚我,现在我听了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我想,我胡闹,母亲要打我;菩萨胡闹,她不会责怪菩萨。于是我就闹得更凶,说了许多疯话,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样!

我母亲着急了,叫砚香来问,砚香也说我日里的确得罪了神道。母亲就叫别人来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祷告三门亭的神道,说我年小无知,触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宽宏大量,不计较小孩的罪过,宽恕了我。我们将来一定亲到三门亭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邻舍都来看我,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妇女还提着“火筒”(徽州人冬天用瓦炉装炭火,外面用篾丝作篮子,可以随身携带,名为火筒),房间里闷热得很。我热得脸都红了,真有点像醉人。

忽然门外有人报信,说:“龙灯来了,龙灯来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赶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灯。一会儿,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房里的闷热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母亲许的愿好像是灵应了,第二天,她教训了我一场,说我不应该瞎说,更不应该在神道面前瞎说。但她不曾责罚我,我心里高兴,万想不到我的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料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地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直到我27岁回家时,我才敢对母亲说那一年元宵节附在我身上胡闹的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亲也笑了。

(三)在上海(一)

光绪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我母亲也决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学。那时我名为14岁,其实只有12岁有零。这一次我和母亲分别之后,14年之中,我只回家3次,和她在一块的时候还不满6个月。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我在上海住了6年(1904-1910),换了4个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这是我一生的第二个段落。

我父亲生平最佩服一个朋友——上海张焕纶先生(字经甫)。张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办了一个梅溪书院。后来改为梅溪学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书院住过,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进了梅溪学堂。我只见过张焕纶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谈中国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锋了。他死了22年之后,我在巴黎见着赵诒先生(字颂南,无锡人),他是张先生的得意学生,他说他在梅溪书院很久,最佩服张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说,张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我坐在巴黎乡间的草地上,听着赵先生说话,想着赵先生夫妇的刻苦生活和奋斗精神,——这时候,我心里想:张先生的一句话影响了他的一个学生的一生,张先生的教育事业不算是失败。

梅溪学堂的课程是很不完备的,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虽好,国文不到头班,仍不能毕业。国文到了头班,英文、算学还很幼稚,却可以毕业。这个办法虽然不算顶好,但这和当时教会学堂的偏重英文,都是过渡时代的特别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因为我不懂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读的是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英文班上用《华英初阶》,算学班上用《笔算数学》。

我是读了许多古书的,现在读《蒙学读本》,自然毫不费力,所以有工夫专读英文、算学。这样过了6个星期。到了第42天,我的机会来了。教《蒙学读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这样浅近的书,更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站起来驳正他的错误。这一天,他讲的一课书里有这样一段引语: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我那时已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了,等他讲完之后,我拿着书,走到他的桌边,低声对他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脸红了,说:“侬读过《易经》?”我说读过。他又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我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他问我做过文章没有,我说没有做过。他说:“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他出了“孝弟说”三个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交给先生看。他看了对我说,“侬跟我来。”我卷了书包,跟他下楼走到前厅。前厅上东面是头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课堂上,对教员顾先生说了一些话,顾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

可是我正在欢喜的时候,抬头一看,就得发愁了。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写着两个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我从来不知道“经义”是怎样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还不很清楚,这个“原日本之所由强”又从哪里说起呢?既不敢去问先生,班上同学又没有一个熟人,我心里颇怪沈先生太鲁莽,不应该把我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忽然学堂的茶房走到厅上来,对先生说了几句话,呈上一张字条,先生看了字条,对我说,我家中有要紧事,派了人来领我回家,卷子可以带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听了先生的话,抄了题目,逃出课堂,赶到门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汉口没有回来,店里(我家那时在上海南市开一个公义油栈)的管事慌了,所以赶人来领我回去。

我赶到店里,三哥还能说话。但不到几个钟头,他就死了,死时他的头还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从汉口赶到。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

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但英文还不曾读完《华英初阶》,算学还只做到“利息”。

这一年梅溪学堂改为梅溪小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我们听说学堂里要送张在贞、王言、郑璋和我四个人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我和王、郑三人都不愿意去考试,都不等到考试日期,就离开学堂了。

为什么我们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试呢?这一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着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们总觉得不愿意去受他的考试。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离开梅溪学堂了(王言是黟县人,后来不知下落了;郑璋是潮阳人,后改名仲诚,毕业于复旦,不久病死)。

我进的第二个学堂是澄衷学堂。这学堂是宁波富商叶成忠先生创办的,原来的目的是教育宁波的贫寒子弟;后来规模稍大,渐渐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来学的人便不限止于宁波人了。这时候的监督是章一山先生,总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学,他看见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劝我进澄衷学堂。光绪乙巳年(1905),我就进了澄衷学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这时候还没有严格规定的学制,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可说前六班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澄衷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学程度过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进澄衷时,因英文、算学太低,被编在东三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东二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1906)又升入西一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奖品。我的考试成绩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这一年半之中,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教英文的谢昌熙先生、陈诗豪先生、张镜人先生,教算学的郁耀卿先生,都给了我很多的益处。

我这时候对于算学最感觉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卧房里没有桌子,我想出一个法子来,把蜡烛放在帐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因为下半年要跳过一班,所以我须要自己补习代数。我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