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知青杀狗是全村男女老少皆知的大事。那是在1969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物质极其匮乏，根本见不到荤腥，也没有蔬菜。乡亲们的饭桌上永恒不变的总是老三样：咸盐、辣椒面和酸菜。有一天俩男知青赶集回村时，一只大黄狗一路尾随着他们，于是他们就把狗带回到村里。本想把这条狗留下来养着，但好几个月没见荤腥，又不会做饭，肚子里早就没油水儿了。经不住狗肉的诱惑，两位男生就把狗杀了。当地人的习俗，从来不杀狗，更不吃狗肉，认为狗是给人看家护院的，是忠臣，是杀不得的，更不能吃了。所以看到知青杀狗，吃狗肉感到很不理解。
杀狗的举动引起了全村的轰动，但是一些年轻人却对此事不那么反感。
至今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杀狗的当天夜里，村里的军娃和另外一个后生（记不清名字了）禁不住狗肉的诱惑，悄悄地到男知青的房里来吃狗肉，每人吃了一大碗，也许在那个恓惶的年月，只要能吃到肉，管它什么肉呢，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村里的女子娃也对男知青杀狗很好奇。雪子，那时她16岁左右，算村里比较胆大的女子。她对村里男知青的言谈举止即好奇又关注，只是受封建思想束缚，没有勇气同男知青说话，甚至不敢正眼瞅他们。但好奇心促使她想找个机会去弄个究竟，男知青杀狗吃狗肉，那狗肉能吃吗？好奇的她也想尝尝狗肉的滋味，又不敢直接去要。一天看到男知青不在屋里，瞅准机会跑到知青屋里，赶快拿起一块狗肉放到嘴里，刚嚼了一下，觉得味道怪怪的，好难吃啊，立刻吐了出来。这段杀狗的历史也成为老乡们说到知青们时的经久不衰的话题。
我们几个人来到当年女知青住的院子，寻找当年几个女知青插队时的旧居。可惜老房东已经离开了人世。但老房东对我们几个当年的女子娃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使我们至今难忘。房东的儿子乔子仍住在这里。她的姐姐巧凤听说我们回来了，特意从婆家赶回来，送给我和刘来梅每人一双由她女儿手工绣的鞋垫，图案是凤凰牡丹，表示吉祥如意，幸福美满。拿着这双精美的绣花鞋垫，我知道这是用钱买不到的情谊，是淳朴的老乡的心意呀！
巧凤是与我们几个女生相处时间最长的女子，亲如手足。她与刘来梅同龄，那时已是待嫁的女子了。因她是房东女儿，所以她天天来知青窑洞与我们女知青做伴。巧凤稳重大方，话虽不多，但说话很有分量。她总是一边跟我们说着悄悄话儿，一边手里不停地做着针线活，如纳鞋底、绣鞋垫、捻麻绳……我们也会跟她说说心里话，聊聊北京的家。
除此以外，我们还相约着去赶集。那时没有车，不管多远都得步行。记得一次我、巧凤和村里另一女子刷子一块去雷道河赶集，来回要走60里山路。早上我们仨兴奋地从村里出发，一路说笑着从阁楼塬上下到川里，沿着弯弯曲曲的雷道河，行走在群山之中，越走越觉得这30里路好长呀，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我们不停地问沿路老乡：离雷道河集还有多远呀，回答总是：
“快了”，“不远了”，可我们仨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中午才走到雷道河集上，几个人都累得不想说话了。为了不白跑这几十里山路，我们三个女子特意在集上的照相馆里留了一张影，至今这张照片我仍珍藏着。看到它，就想起了当年。
老房东家院内格局未变，女知青住过的窑洞保存完好，只是现在堆放着杂物。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我们两个来到窑门前，激动地张望着里面的一切，高声笑着、说着“这就是我们曾经住过的窑洞啊！”望着窑洞里的情景，我们又沉默了，在这面窑洞里，有老房东父母般的关爱，有乡亲们的呵护，有与女子、婆姨们温情的私语，也有知青生活的枯燥和苦涩，还有思念亲人时流下的泪水……
随后我们又到了男知青住的院子，这里与女知青住的院子仅一墙之隔，陪同我们的三娃说，这个院子多年前被他买下了，后来又新建了几间房，院子已看不到原貌，但男知青住的房子整体框架没变，只是进行了翻修，房东张廷堂在村里另起了座窑院搬走了。
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我们依稀记得院子哪里原来有一棵小树，哪里是堆柴的地方……
出了窑院，遇到专程来寻找我们的男知青的房东张廷堂，当年在村里他是大队的赤脚医生。那年他20多岁，新婚不久，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土布棉衣棉裤，留着短发，话不多，脸上带着微笑，介天（当地土语“每天”的意思）背着一个小药箱，巡诊在汾川大队的各个村落。那个年代农村几乎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只在阁楼公社有一个简陋的卫生所，有两个医生，大病就得步行七八十里山路到县医院诊治，日常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磕磕碰碰的，就只有靠这些赤脚医生了。
“走，家去！”张廷堂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相跟着来到他家窑院。院子很大，新建的几孔窑整洁、气派。窑里沙发、茶几，冰箱、彩电一应俱全。
“屋里坐，屋里坐！”张廷堂的婆姨在孩子的搀扶下，站在门口热情地招呼我们。40年前她年轻、漂亮，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现在她虽已年近70岁，仍能看出当年的风韵。只是现在她有了腿疾，行动不方便。她移动着不方便的腿，忙着给我们做饭，我们赶紧说：“不用了，看望一下你们就走。”
但她仍坚持留我们吃饭。一边说着：“走不了，走不了（意为‘不许走’）”，一边艰难地在灶台边挪动着，为我们做着饭菜，怎么劝都不行。
我们和张廷堂聊着，回忆着当年的往事，感慨着；说话间他婆姨已将饭菜准备好，盛情难却，我们只好象征性的吃了一些，老两口脸上流露出欣慰、满意的微笑。
告别了当年的房东，我们又去看望村里年龄最大的张廷云，他已有87岁了，腰已弯了，杵着一支拐，但身体还健康。我们去的时候家里只有张廷云和他的孙子、孙媳妇。张廷云还记得我们，老人亲切地欢迎我们。
当年他40多岁，生了5个女子，村里人都说他有五朵金花，可受旧的传宗接代思想影响，他不甘心，又接连生育了2个男娃才罢休。那个年代，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是男子，谁家没有男丁，一是家里无壮劳力，二是女子出嫁后无人养老。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在农村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农耕文化的必然产物。
张廷云的孙子和孙媳妇在家照看他。他的孙子20多岁，个子高高的，很精神的一个后生，孙媳妇很漂亮，染着黄发，穿着时髦，看来大山也挡不住年轻人对时尚和美的追求。
离开张廷云家，我们又去看望了负责管理我们知青生活的张廷君，当年去新市河迎接我们知青的就有他。在村里他一直照料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生活用品和农具都由他负责解决。
张廷君现在也70多岁了，苍老了许多，但他记性很好，很快就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望着我和刘来梅诙谐地说：“不好看了，不好看了。”“都60岁了，还能多好看啊。”我们哈哈地笑着说。
看望了乡亲们，我们就到一起插队的女知青郭焕荣的墓地，她因病不治最终亡故在这里，永远地留在了东岭村，去世时只有35岁。我们摆放上一些从北京带去的糖果，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郭焕荣是我们几个女知青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插队那年20岁，个子不高，胖胖圆圆的脸，扎着两根短辫。焕荣喜欢看书，特别是描写爱情的小说和诗歌，还爱吹口琴，性格比较活泼，至今我都能想起她的模样。
昔日一起插队的知青，如今已阴阳两隔，心底不免生起一缕哀思，人虽已西去，但她的音容笑貌却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生活的贫困，劳动的艰辛，文化生活的贫乏，以及知青精神生活的苦闷单调，促使她竭力想摆脱那种无奈的状况，去寻求生活中的平静港湾和精神的慰藉。在繁重、艰辛的劳动中，村里的年轻人三娃给予了她帮助，三娃的家人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她照顾。也许是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了，但这种关系在当时很不合时宜，引起了公社的注意，派人来村里调查情况。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女知青不是出于自愿，那么男当事人就要以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罪名承担法律责任。现在看来焕荣当时可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也许他们在情感的道路上还有着不知的变数，也许他们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婚姻，过早地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初恋的浪漫和愉悦，没有婚礼，也没有亲人的祝福，各种滋味只有她本人知晓。无论如何，她是个善良的人。愿她的在天之灵永远快乐吧！
中午我们就要离开东岭村了。永红、东茂和一些乡亲们给我们摘了好多苹果放到了汽车后备厢里，一再说让我们带回北京给家人分享一下东岭的苹果。来到村口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惊了，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有老汉、有婆姨，还有年轻的女子带着娃娃，我们赶紧迎过去，乡亲们将我们团团围住，依依不舍地拉住我们的手，热情地说着告别的话：
“再回来啊！”
“明年苹果下来的时候，一定再回来啊！”
“明年一定要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回来啊！”乡亲们热情地叮嘱着。
“我们一定会再来看望乡亲们的！”我们一一答应着。
望着这温馨感人的场面，望着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泪眼迷蒙，和乡亲们洒泪相慰，相拥告别。
临上车前，我们四人站成一排，满怀深情的向全体父老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依依惜别的场景至今还在我们眼前回荡，老乡们把轿车围住，坐在车里的我们早已是热泪盈眶，尹砚亭伸手抱着送行的老乡激动得哽咽了……车缓缓地开动了，望着渐渐远去的乡亲们，望着这熟悉的东岭村，望着这曾经留下过我们青春和汗水的黄土地，我们带走的是满足、是兴奋和宽慰，以及乡亲们的祝福。
让我们欣慰的是，东岭的乡亲们在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扶持下，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勤奋，已经走上了幸福、富裕之路。
再见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再见了，曾让我们梦绕魂牵的黄土地！
再见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东岭村！
（本文由尹砚亭、寇希瑞、刘来梅、付小明集体讨论，付小明执笔。执笔人系北京市玉渊潭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阁楼公社汾川大队东岭村插队，退休前先后在机械部第一设计院、机械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