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饿，但是我觉得难吃的不行，忍住！吃了面，要把木箱运过黄河桥。那黄河桥不是石桥，是两岸用钢缆绳拉起来，钢索上架的木板，人走在上面风一吹都摇晃，更别想抬东西了。没有办法，男生又只好到处找人搬运，好说歹说找到一个人，要了高价的搬运费，才把木箱运过黄河桥。
把机器运过桥后天就快黑了，这回轮到找住处了，这黄河口岸上没有住宿的地方，只找到一个水文站，有一间空仓库，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地上铺的麦草，我们只好将就了。仓库很大是长方形的，我们四人，两个男的睡北边，两女的睡南边，男生怕我们两个冻着，又把他们的长大衣脱下来给我们，真的令人感动。经过三天的折腾，我们终于坐上了到云岩的汽车，当天下午才到公社，把东西卸在公社的汽车站，我们赶快走路回到村里，第二天向队里借了平板车才把缝纫机运回村里，这次回村终于大功告成了。
十五、其乐融融
缝纫机运回队里了，放在我们一队男生的窑洞里，引来年轻社员的参观。
为了不让太多的人随便乱动，我们只得把它放到了炕上，哈哈！这下子，社员不能乱动了。但是有点可笑，我们自己也得上炕才能使用缝纫机。
我们和队里学子的妈妈商议，把分得的棉花，请她按一定的比例帮我们纺线织布，夏天我们拿到了学子妈妈织好的布。我们知青点里，二队的李道芬在女生里年龄最大，手也最巧，她会裁剪衣服和使用缝纫机。我们让她给一队、二队四个男生每人做了一件背心和一条裤子，六个女生也一样。这台缝纫机发挥了作用，也给我们知青点带来了和谐的气氛。老乡家有人做衣服等缝纫方面的事，也来找我们。东庄上庄的同学也不时来我们这里用缝纫机做衣服。虽然大家的日子都有点穷，但我真的感到我们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十六、在西回村过的四个春节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012年的春节过去了。回想起插队时过的春节，那是另一种春节的气息。
1969年1月我们到陕北插队，2月份就过春节了，这是我们插队到西回村的第一个春节。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陕北的农村没有那么多的白面来蒸很多大白馍，春节前家家户户都摊米黄过年。农民把家中的炕席一掀，在炕上拿三块小石块架起一个特制的圆的小锅，这小锅中间略微凸起，有三只脚，当地叫做“鏊”，是摊米黄的专用工具。用玉米芯当柴火，把头天发好酵的稀糜子面，用小勺倒在抹好油、烧热的鏊里，待糜子面膨胀起来，下面有点焦黄了，然后一对折，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发面饼，就是一个米黄了，各家一做就是一大笸箩。一般人家这样的米黄要吃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由于我们初来乍到，队里专门派了四个婆姨给我们摊米黄，整整搞了一天，摊了一大笸箩的米黄。社员每家还到集上买了过年的猪肉，煮成大方块的肉块，下面垫上些萝卜，萝卜上面再放一层豆腐块，最上面铺上一层肉片，一蒸就是招待客人的上等好菜了，哈哈，有点扣肉的意思，不过因为没有酱油，这里的肉是白色的。另外家家户户还有自家酿的糜子酒。还有一些白面馍和饺子。
家境好的人家还有炖羊肉。一般社员家准备的是四个菜，一个白扣肉、一个豆腐菜、土豆丝，还有自家腌的咸菜。
1970年的春节，在我们回北京前，我们一队和二队的知青把一队知青们养了一年的猪杀了，就不用到集上买猪肉了，一些老乡看到知青养的猪肥，就跑来要买，基本上是赊账买了我们的猪肉，直到我们离开村里，都没把猪肉钱要回来，算了吧。我们队6个知青，被老乡们轮流叫到家里作客。我们则把从北京带来的年历送给社员们。记得有一个晚上，在队长家吃饭，方为米酒喝得多了些，路都走不稳了，摇摇晃晃的，我们一路相互搀扶着、嬉笑着回到我们的窑洞。这年我们知青自己摊米黄，自己做过年的菜，自己包饺子，这个节过得不亦乐乎。
一晃1971年春节又来到了，原来我们西回一队二队有12人，1969年郭铁虎、郑红丹因病回了北京和邢台老家。我们队的方为、丁哲元，二队的白英、王云章招工走了。剩下还有6个知青在村里，这年我们知青都没回家过年，我们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和村里年轻的社员一起排练了一些节目，搞了一个联欢会。节目有京剧《沙家浜》里的智斗的选段，《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选段、小常宝的选段，还有一个小表演唱《五好红花寄回家》。大家各显身手，演《沙家浜》选段时，金令完演阿庆嫂，薛凌演沙奶奶，张继廉演胡传魁，聂新元演郭建光，老乡巴伦子演刁德一（由于社员的普通话不标准，聂新元在后台配音），我演被抢包袱的少女。社员演国民党兵。演《智取威虎山》的选段时，聂新元演杨子荣，张继廉演解放军战士，李道芬演小常宝，两个年轻社员演小常宝的父亲及农民。演《五好红花寄回家》时，社员演老父亲，薛凌演老妈妈，金令完演大姐，我演小妹，社员演去当兵的小伙儿。现在记不清怎么会搞了那么多的道具。王云章从延安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还搞来了一个相机给我们的联欢会拍照。一想到1971年的春节，我们就乐坏了。那年春节是西回村多年以来最高兴的日子，社员们扶老携幼把我们演出的场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演出的时候上庄和东庄的知青都来给我们助阵。
1972年的春节到了，这时一队里就剩我，还有从上庄并过来的任彦同和从云岩公社其他队并过来的付桂芝。聂新元已经被抽调到县里其他公社当干部了，不过他从集上买了肉回到队里来过年。二队的知青就剩了张继廉、薛凌、李道芬了。虽然人少了，但是我们还是张罗了一大堆东西，摊了很多米黄，吃了足足两个月。年三十那天晚上，北京干部老杨掌勺，炒了几个菜，把大小队干部们都叫到一队知青的窑里，轮番敬了一杯酒，感谢他们几年来对我们知青的关心和爱护，并希望他们继续帮助知青们。当时气氛极其热烈和融洽。这也是我们西回知青最后一次在村里聚会。
想想我们在插队时过的春节，没有放鞭炮，没有春晚，也别有情趣。
十七、几件危险的事
那是1970年冬天的事了。我们村的知青要到延安去参观，需要粮票。队长让我赶着队里的毛驴驮着一袋玉米，到公社粮站去换粮票，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午时分赶上毛驴驮上粮食就出发了。从西回大队到公社有二三十里地，到公社粮站办好手续后，在街上吃了点东西，我就往回走。可这头小毛驴不知怎么搞的，就是不听话，不好好走，走走停停，你赶它它就是不走，急的我不知怎么办。天都黑了我还没回到家，我们队里的北京干部老杨急了，跑到队长家，队长找了几个年轻人和老杨一起到去公社的路上迎我。这时我已经赶着毛驴来到了村口的路上，老远就看见有灯笼的光亮，还隐约的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赶快大声答应着。见到北京干部老杨，他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搞的，这么晚才回来，担心死了。我赶快答道，不知怎么搞的这头毛驴很不听话，怎么赶都不走，还好，没事。其实那时我的眼泪在眼睛里噙着就要掉下来了。
1971年我被派到离我们西回大队30公里的一个队里当路线教育工作队员。这天队里派饭，让我到一社员家吃饭。进了他家刚坐下，他家的狗叫得特别厉害。社员奇怪地说：“今天怎么了？狗怎么叫的这么凶？我去看看。”
这社员一出家门，就看见一只狼在窑背上站着，她赶快叫我出来看，我说：
“这不是狗吗？”她说：“这哪是狗啊！这是只狼，是跟着你来的，还好你快一步，不然你就危险了。”吓得我倒抽一口凉气。
到队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队里的男生都学会拉平板车了。一天我的兴致来了，提出我也要拉车，这天赶上用平板车拉粪，倒在要种的地里。回来是空车，我向队长提出要拉车，队长同意了，我高兴死了。在回村的路上有一道大U字形的路，路两边是悬崖。因为我个子矮，体重轻，下坡的时候车速太快，我整个人被车把悬空吊起来，后面的男社员和队长死死地踩住车尾，平板车冲下坡又冲上坡才停了下来。队长喘着粗气说：“小菱，你这个女子，以后再也不准你拉车了，刚才太危险了，差点翻到沟里，吓死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平板车。
在一起插队三年半时间里，我们西回一队和二队的知青都经历过一些困难和危险，但是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十八、最后怕的事
2012年2月5日我们西回大队插队的同学聚会了，正好是我离开插队的地方40周年。看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文章，回想起来有很多的感慨。大家兴高采烈地回忆起插队生活，我想起一件令我至今还感到后怕的事情，就是给社员打针。
我下乡时想到在农村医疗条件可能会不好，因此带了一本《农村医疗手册》。我们有点头疼脑热的会翻翻书看看。队里郭铁虎病了，需要每天都打针，但是我们村离公社30里地，每天跑一趟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呢？我们知青就开始琢磨学习打针。开始学打针，我很害怕，聂新元教我们先往萝卜上扎，然后往自己身上扎，我不记得我往自己身上扎过。在队里需要打针时大部分是男生操作。后来因为我被派到公社的其他队里当工作队员，在老乡求到我的时候，不得已也要给别人打针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工作队所在的村里有一个社员患肺结核，请我去给他打针，我犹豫着，可还是答应了。在陕北农村，打针消毒采用的是将针管和针头放在针盒中，在做饭的锅里蒸一下就算消毒了。这个社员打的是青链霉素。开始还好，打的时间长了，这个社员的屁股上有了硬块。有一天我给他打针时发现针头也不好了，有点小钩。
我告诉他，这针头要换了，这样打会很疼的。这个社员因为生病，家境很是贫穷。他说你打吧，我能顶得住。没办法，我也只能按他说的办了。打针时我看到他紧张得满头大汗，心里很是难过。今天想起来最令我后怕的是，打青链霉素时万一产生药物反应，人休克了怎么办，怎么向社员交代。一想到这点，我至今心里都会发颤。
十九、掏羊粪和抓羊绒
在陕北农村掏羊粪是比较轻的活，因为羊粪重量轻，但是那种羊膻气和尿臊气熏得人受不了。在陕北农村有一个奇怪的风俗——女人是不允许进羊圈的。我们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青可不管这三七二十一的，照进。社员们也没人敢出来阻挡，不过村里其他的女子和婆姨是不进羊圈的。男社员把羊粪掏起，我们女知青用铁锨把羊粪铲到筐里，放到羊圈外，让那些女子和婆姨把羊粪抬到窑背上。队里女子和婆姨有的干活比较实在的，但是也有溜奸耍滑的。比如抬牛粪时她们会使用较小的筐子，抬羊粪还是使用小筐，我们几个知青就会使劲把羊粪铲满压实。对偷懒的人给予小小的惩戒。
我们塬上缺水，养不了绵羊，队里养了100多只山羊，分成两圈放养。
山羊身上有羊绒，这是很金贵的东西，当时一斤就能卖几十块钱。每年的四五月间山羊换毛之前，队里都会给山羊抓羊绒。抓羊绒时要先把羊按倒，把四只腿绑住，然后用粗铁丝制成的像梳子的爪子，在山羊的身上抓，一会儿在铁爪子上就会有一层细细的羊绒，一只山羊身上只能抓出约一二两的羊绒。队长交代一定要仔细保管。当时我还不太在意这事。直到1988年我到一家生产羊绒衫的公司工作，我才明白了队长的话。用羊绒制成的羊绒衫被称为服装里的金子，羊绒衫是按照重量来计算价钱的，队里一年收获的羊绒可以卖几百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每年也要给山羊剪羊毛，羊毛比羊绒价钱相差很远。这些羊绒和羊毛都是队里的经济收入，队里是很精心管理的。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深圳市华侨城企业集团工作。）
珍藏的记忆
李道芬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其间，许多事早已淡忘，有些事却珍藏在心底，历久弥新。
那是1969年的初冬，经过来陕北将近一年的历练，在当地村民的帮带下，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已初步学会了一些生活本领——砍柴便是其中之一。
冬季来临，我们知青也同村民们一样，要准备来年做饭取暖的柴草。
这天早上，我们西回村的知青（记得大约有聂新元、丁哲元、张继廉、王云章、薛凌和我等人）拉着架子车、扛着镢头，向距离我村不远的二里半村走去——听当地的村民说，那里的柴草比较多。
到了二里半村外，我们约定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后，便分散开各自找地方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