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除了打窑洞，起粪和铡草是干得最多的活儿。饲养员隔一阵就要给牛圈和羊圈撒一层新土，半年左右就要起一次。起粪不需要技术，只是那股酸臭眯眼的气味十分难耐，不过干一会儿嗅觉就麻木了。积粪足有一两尺1969年冬，西回村男知青与社员在云岩河畔留影。左起：社员、丁哲元、社员、王云章、聂新元、张继廉。
厚，冻得硬邦邦的，一镢下去，粪土四溅，经常溅到脸上。起出来的粪要担到窑背上堆放，就算装得不满，可还是很沉，总觉得窑坡比平时长了许多、陡了许多。铡草时我总爱找队长的老爸作搭档，老汉特别健谈，跟他干活儿不寂寞。老汉跪坐在地上，将干草压在腿下，双手掐住，一寸一寸地送到铡刀的根部。我是扶刀把的，他把草入好了，我就猛地用力向下铡去，主要靠巧劲儿和爆发力。另外，铡刀一定要磨得很快，否则干草没有被一下铡断，反而会掐不住乱跑，很容易出事。在陕北，干草主要是指玉米、谷子、荞麦、糜子和各种豆类的秸秆，大牲畜特别爱吃，全靠它熬过青黄不接的季节，所以我们三天两头都要铡草。
初到农村的最大快乐是没有了学校的派性斗争和出身论的精神桎梏，虽然是粗茶淡饭、整天辛苦，但感觉轻松、愉悦，吃得饱睡得香。到了生产队，第一个和我们进行集体谈话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天仁。这位军人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很有水平，他简要介绍了大队情况，对我们提了要求和希望，话虽不多但很有分量，一点也不做作，听了很舒服、很踏实。队长王兴章为人老实厚道，不善言辞，全靠着干活吃苦、以身作则，把生产队管理得井井有条。生产队很少开会，开会也都是在晚上，说完事就散会。有时让我们念一段《毛选》或别的学习材料点缀会议，时间稍微一长，坐在炕上的准打瞌睡。
到了农村，形式主义的做法和空洞的说教离我们远去了。我们队有一户富农，一户中农，一户有历史问题，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在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中，我丝毫看不出大伙儿对这些家庭背景不同的人有任何歧视。王宾是中农，他识文断字，还曾在村里当教书匠。那户富农的生活显得比别人殷实，但他们父子两代人干活儿、理家的确很利落，别人不能不佩服。不知是家族关系还是农民质朴，尽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西回村也没有阶级斗争的战火硝烟，民风依然那样质朴纯真，村庄依然那样平静祥和。
适应生活
我们村坐落在塬上，当地把这条塬叫西回塬。古老的黄土高原在长期的气候地理变化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貌。我理解，“塬”是黄土高原的主体和主要地貌。站在塬上向四周望去是一马平川，看不见起伏的山峦，它就是最原始的黄土高原。后来由于不断的水土流失，黄土高原被冲出了无数纵横有致的沟壑，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没有被冲毁的平地叫“塬”，被河水冲刷出来的叫“川”，被溪水冲出来的叫“沟”。塬在高处，川在低处，两者过渡的坡降地叫“峁”，川里的开阔地叫“坪”，河川的转弯处叫“湾”。论生存条件，川道明显优越于塬上。
生活一天也离不开水，但吃水和用水最让我们头疼。塬上没有水源，全靠涝池里的雨水供人畜使用。涝池有一个篮球场大，开口挺大，但水面很小，夏天一池死水，冬天干枯见底。涝池水腐殖质多，有股异味，只能凑合洗衣裳，刷牙洗脸着实不敢用它。我们常用蒸锅水刷牙洗脸，几天不刷牙不洗脸是寻常事。下雨时，把闲着的盆都摆到窑洞外面接水，以便备用；下沟干活时，把脏衣服带去洗。夏天，沟里有个“淋浴”的地方，可以痛痛快快地洗澡。天一凉，几个月都不洗澡，不论男生女生，不长虱子反而很稀罕。
沟底是岩石层，石壁湿漉漉的，人们在有泉眼的地方修了一米左右见方的水槽，四季有水。我们吃水都是用毛驴到沟里去驮。从住的地方到水槽大概5里地，一路羊肠小道，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因为驴少，又不能过度使用，生产队根据每家情况排出驮水的日程，一般是隔两三天驮一次。
水桶是木制的，50多厘米高，固定提梁，上盖封死，留两个对称的圆孔，用来进水和出水。桶架呈“A”形，交叉处横穿一根铁棍，可以活动。出发前，先把厚厚的垫子搭到驴背上，再放上桶架，系好前后和下方的绳子，以防止桶架滑落。放水桶时，先将一只桶放到架子的顶部，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到架子内侧的同时，把顶部的桶迅速放到架子的外侧。最后，将水桶和架子拴在一起就可以上路了。一只桶装满水足有50斤重。开始，我只会装空桶，盛水的桶就得找人帮忙装。看到老乡都是一个人驮水，甚至体形比我瘦小的都行，我当然不甘心。开始驮水时出过不少洋相，心里特别打怵。有时三番五次地装不上对面那只桶，屡屡砸到驴腿或者驴屁股，驴也不配合了，它一跑，我更没招儿，哭的心都有。有时由于绳子没有系好，或者不会吆喝，驴突然加快脚步，水桶甚至连带桶架从驴背滑落下来，到家就剩下了半桶水。为了避免尴尬，我总喜欢跟别人搭伴去驮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盼望用驴驮水，因为这总比自己背水强许多。农忙季节，驴要承担很多场院的活儿，我们就得下沟背水；冬天下雪路滑，驴不能下沟，也要靠背水。回想起来，也许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插队的那一年才真正懂得节约用水。
砍柴是又一件让我们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们插队的地区当时还没有开采煤炭和天然气，做饭取暖全靠烧柴，日久天长，村里从娃娃到老汉几乎都练就了一手砍柴的绝活。老乡从来不误工专门砍柴，他们都利用出工间歇或收工后的一点时间砍柴。老乡砍柴显得很轻松。他们能连蹿带跳地到达陡坡上长满灌木的地方，选择质地硬、个头大的灌木，连根带茎一起拿下。由于土崖坡度大，长长的根系不是扎向纵深，而是沿着地表散开，老乡用小镢不一会儿就能挖出一棵连根带茎的灌木，其根部又粗又长，比茎枝更耐烧，只要砍上三四棵甚至一两棵就能满载而归了。我们到不了那种令人生畏的地方，只能在地势好的地方砍柴，而这里早已经没有木本柴火，全是艾蒿一类的柴草，需要晒干以后才能用，而且燃烧时间很短，我们的几捆柴也不顶老乡的一捆耐烧。老乡的柴垛总是堆得高高的，而我们则是砍多少，烧多少，有柴无垛。捆柴很有讲究。老乡砍完柴一般是就地取材，把草或者荆条拧成长长的草绳用来捆柴，镢把离开草绳一段距离插入柴捆，以避免行走时草绳与镢把直接摩擦，从而可以安全无恙地回到家。我们拧的草绳不结实，常常走到半路就断了。背柴有时会很紧张。当走在一侧是崖壁，另一侧是沟壑的羊肠小道上时，总是不自觉地向内侧靠，一旦背上的柴捆蹭到了崖壁，就会给人一个向外推的力，而且越向里靠，向外推的力越大，刹那间真有些胆战心惊、举步维艰。
除了下雨、下雪，一天干三晌活儿，吃三顿饭是雷打不动的。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先干两小时活儿再吃早饭。下午，太阳落山了才收工。一日三餐简单而且有规律。早饭是米汤和馍馍，馍馍是用糜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发糕。
中午饭和晚饭以面条为主，面条是用杂豆面、荞面、白面和在一起做的，味道和口感还不错。餐桌上基本见不到炒菜，常年都是“老三样”：食盐、辣椒面、酸菜。在陕北，只有夏秋才能见到一点点青菜，其他时间只有土豆。为了适应这种环境，陕北人能把各种菜都做成酸菜，从年初吃到年底。陕北酸菜的味道不同于东北酸菜，介于四川泡菜与北方咸菜之间，用来拌面着实能增加食欲。开始，大家轮流做饭，没过多久就全由女生轮流了。遇到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我们就一起上手改善伙食。雨后地上会长出很多木耳状的菌类，当地叫“地软”，它没有任何怪味，却带有淡淡的泥土芳香。毛毛细雨似停非停时，我们便全体出动采集地软，谁一旦发现了，都会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显得很有成就感。接受大自然的赏赐的确无比开心、浪漫。回来以后可以美美地吃一顿鸡蛋地软饺子。去公社赶集、交公粮是改善伙食的好机会。
饭馆的小烩菜一毛钱一碗，里面有粉条和炸豆腐，大烩菜两毛钱一碗，外加几片猪肉。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吃大烩菜，其香无比，甚至有过年的感觉。
生产队偶尔会有牛羊坠崖，这也是改善伙食的机会。头一年，国家免费给每位知青400斤原粮，作为秋收之前的口粮，直接到公社粮库去领。我们需要三天两头磨各种面粉，到了用驴紧张的时候，人推碾子是寻常事。我们还养了一口肥猪和一群母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学做农活儿
当时，陕北的农耕技术非常原始。春耕时节，在比较平缓的地块用牛来犁地、耙地，通常是派经验丰富的人干。我曾试图体会过几次，的确是干不了。首先是不会吆喝牲口，牛不听我的话，让它往东它偏往西。其次是扶不好犁。犁地时不仅要左右晃动犁把以掌握方向，还要适当用力将犁把提起，用力小了，犁会顺势越扎越深，牛感觉太重拉不动，就停下不走了；用力一大，犁会吃土过浅，牛感觉轻飘飘，会突然加速快跑，这时需要把牛倒回来重新耕一遍，否则就会造成断垄。耕地只是少数人能干的活儿，多数人是在坡地上用老镢翻地，老乡叫掏地，其中自然少不了我们，一干就是一两个月。老镢的镢面有20多厘米宽，是专门用来掏地的。掏地是联合作战，大家顺着坡地的下沿一字排开，第一个人顺着地边一镢挨一镢掏，第二个人在其后一米左右，在第一行上方20厘米左右落镢，掏出第二行，依此向后、向上类推，就像一部多铧犁，从地的一头掏向另一头，然后再折返回来，往复掏西回村男知青与社员在云岩镇。左起：王云章、丁哲元、聂新元、亥子（社员）、张继廉。
到坡地的上端。春季天干物燥，坡地干活儿扬尘很大，我们每次掏完地都蓬头垢面、精疲力竭。手上早就结满了厚厚的老茧。一次，有位女知青掏地时，一不留神把前面男娃娃的裤子划破了，露出了屁股，娃娃气得直哭，好在没有伤到人，女知青吓得够呛，这事自然成了一段趣话。
在我们插队的地方，除了小麦以外大部分农作物都实行点播（穴播）。播种时3个人一组，前面的人用老镢挖坑，中间的拿粪，即把挂在胸前的笸箩装满搅拌好的粪土，两只手交替着将粪扔进坑里。后面的人下种，再顺脚将土回埋、踩实。3人当中，下种最轻松，常常是年纪大的干，拿粪最辛苦，知青首当其冲。拿粪的人不仅总要挂着十多斤重的粪笸箩，还要跑来跑去地装粪。风干的牛羊粪和上土以后基本没有气味，并不脏，只是一天干下来会有些腰酸背痛。
夏天，最大量的农活儿是锄地。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管三垅，依次排开，锄起来就各自为战了，锄得快可以先到达地头休息。开始，知青的新锄没有磨出来，加之不熟练，不仅锄得慢，有时还连草带苗一起锄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学会了锄地，并且从中品味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我从年初到年尾在生产队整整生活了一年，见识了几乎全部农活儿，细数下来，除了犁地、耙地干不了，其他的都能干，只是熟练程度不同而已。
大概是由于干活儿风风火火、冲劲儿实足，老乡送我一个绰号叫“丁疯子”。
生产队从一开始就按最高的标准，即一天10分作为我们男生的报酬，女生是8分（也算不低的）。我们队的知青除了生病以外，几乎没有误过一天工，就连到街里赶集也尽量公私兼顾。其实一个工就值三四毛钱，但我们在意的似乎不是钱，而是普通的行事准则，即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认认真真、中规中矩，要对得起良心，不能被别人看不起。
难忘趣事
插队生活虽然单调，但也充满乐趣，许多故事是从未发生过而且也不会再发生的，印象格外深刻。
陕北地区严重缺医少药，我们队有个叫金栓子的赤脚医生，找他看病也要掏一定的工本费，老乡遇到头疼脑热一般都是硬扛。那时，我们对中医的针灸疗法已有耳闻，于是萌生了用针灸这种比较经济的办法为老乡解除病痛的想法。我们很快就置办了一套针灸用具，并找来针灸书籍研读。出乎意料的是，老乡对待此事的热情比我们还要高，每次都是老乡找上门来请我们去扎针。一开始，我要带着针灸书，根据病人描述的症状，在书上查找用针的穴位，后来渐渐地有了经验，就把书甩开了。我学会了用三棱针放血，用长针治疗，掌握了进针位置、运针力度、捻针节奏等技术要领。通过针灸，有的病人症状有所减轻，有的变化不大，但是老乡依然信赖和感激我们，这让我们颇有几分自信和成就感。我一直很放手，以为无论效果如何，总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当知道了位于喉咙下方的天突穴距离肺尖很近，如果进针的方向和深度掌握不好就会出危险时，我着实有些后怕，因为我曾多次在天突穴用针。我还给别人做过肌肉注射。前不久回村时，老乡还提起当年我给他打针时，半天也推不进去药。可能是病人太紧张的缘故，推药特别费劲儿，直到针头都弯了药还没有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