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林金生的顾顺章拟干掉陈立夫和徐恩曾而被杀之说。林金生在他的《顾顺章被杀真相》一文中说：
1933年年底的一天，顾顺章对我说：“你是个神枪手，我要配12个人给你，成立特务队，由你任队长。”他还说，“我首先要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害怕，这不是谋反吗？不是自找完蛋吗？我知道这家伙非常歹毒，不敢当面反对，更不敢流露出不满神情。只是从听了这话的那天晚上起，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说来也巧，事隔不几天，顾顺章交给我一封信，要我送往××旅馆××房间。记得那天天冷，我穿着大衣，接过信就往大衣口袋里一塞。等我来到旅馆交信时，信突然不见了，翻遍全身也不见踪影。无奈，只好回报顾顺章。顾听后，一脸不高兴，但他并没有骂我，我知道他对我起了疑心，迟早要对我下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先他一步。
我便找了个借口离开细柳巷，跑到徐恩曾那里告发了他。徐恩曾对我的行动当然是慰勉有加，并让我回去不要声张，以稳住顾顺章。我哪里还敢回去，就对他说：“徐先生，我不能回去了，即使在南京也很危险。”徐恩曾思索了一下说：“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宋志先正好跟我要个人，你就去那里担任保卫工作吧。”我离开徐恩曾后，当晚就乘夜车赶回丹阳家中，准备料理一下后即去西安。事后知道，我当天没有过江到浦口搭车去西安，竟躲避了一场杀身之祸。原来，顾顺章见我天黑了还不回细柳巷，就知道我已有变，他通过“眼线”得知我已被调往西安，在当天夜里派心腹到浦口埋伏，准备对我下手，以便杀人灭口。徐恩曾得到我的告密后，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不动声色，暗中却进行严密布置，派人把顾顺章监视起来。不久，顾顺章便遭软禁，后来在报陈立夫、蒋介石批准，并取得确凿证据后，顾顺章才被押往苏州监狱。1935年在苏州监狱被枪决。行刑的执行人叫吕瑞京，是我所认识的，也是他对我说的。
第三，黄凯的顾顺章拟组建新共产党而被杀之说。黄凯说：
顾顺章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陈立夫闻报，立即调遣中统内老干部和谷正伦的宪兵，解除顾顺章的武装，并把他关押在镇江看守所。半年后，老蒋批准把顾顺章处决，由顾建中去镇江执行。
第四，顾建中的徐恩曾以顾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由将顾枪杀之说。据张文讲：1934年左右，戴笠曾商得徐恩曾的同意，并请蒋介石批准，借调顾顺章参加军统在南京的训练工作，担任训练班的顾问及教官。从此顾便与戴发生直接关系。戴笠为与徐恩曾争“功”争“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用金钱地位对其引诱。顾顺章也因得不到徐恩曾的信任，逐渐倾向于军统。这当然是徐恩曾绝对不能容许的。1935年，徐指示顾建中（当时任特工总部科长）在某一次会议上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以上情况是顾建中在1940年亲口告诉我的。
第五，陈蔚如的顾顺章与戴笠勾结而被杀之说。陈蔚如在《顾顺章之死》一文中说：1934年以后，徐恩曾加强了对顾顺章的监视（负责监视他的竟是由原中央特科“红队”随他叛变的“亲信”童国忠和张文农即陈连生）。顾顺章“被软禁在细柳巷41号，后转移南京明瓦廊。在那时，顾顺章与戴笠曾暗中来往，由顾的后妻张永琴联络。看守顾顺章的仍是他以前的左右手童国忠和张文农，他俩见顾失势，对顾夫妻监视尤密，随时向总部反映情况。后来中统把顾顺章易地软禁，于1934年关入苏州反省院，翌年在苏州被秘密枪杀。”
黄凯对上述陈蔚如之说也有同感。黄凯回忆说：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示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挑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杀不杀顾顺章，主要取决于徐恩曾的态度。自从顾顺章被捕押解到南京后，顾顺章便被徐恩曾所掌控。顾顺章对中共机密的出卖有所保留；顾顺章对徐恩曾桀骜不驯，甚至鄙视；顾顺章不竭尽全力死心塌地为徐恩曾所用，还要另投他门，弃徐投戴；顾顺章召集旧部或同病相怜伙伴谈话时大发国民党及徐恩曾等人的牢骚，甚至放言要另组共产党等，这些使徐恩曾对顾顺章十分反感甚至忌恨。当徐恩曾觉得从顾顺章身上再也榨不出更多的反共“油水”，就觉得顾顺章的利用价值已基本消失了。徐恩曾又考虑，对顾顺章这种在特工行内有本事的人若放虎归山或被他人所用，将会成为自己难敌的对手，不如除掉他，免生后患。于是，徐恩曾随便找个置顾于死地的借口，并辅之以证人证据，轻而易举地处死了顾顺章。事后，徐再履行程序，上报蒋介石批准。本来就对顾顺章不够重视的蒋介石当然偏听偏信徐恩曾的话，顾顺章如此命运也就是必然的了。
也有人说，顾顺章的死因也许早就存在于他日本之行中了。但是我们目前除了顾顺章到日本养病外还没有新的资料显示顾顺章在日本究竟做了些什么，也解答不了徐恩曾为什么让顾顺章一个人去日本的问题。顾顺章从日本回来不久即被捕，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目前还搞不清楚。
其实，顾顺章之死和历史上那些“狡兔死、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事例如出一辙。这也应了那一句话：兔死狗烹。
身后事
顾顺章死后，留下他的母亲，妻子张永琴，女儿顾利群、顾济群，侄儿顾益群。顾顺章的母亲在顾顺章死去的第二年去世。顾济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之前，为逃避战乱躲到南京乡下，染上脑炎，医治无效死亡。后来，顾顺章剩下的家人流浪到陪都重庆。张永琴后来改名张萍，顾利群也改姓张。张永琴心地善良、贤惠，有中华民族优秀女性的美德，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把顾利群和顾益群抚养长大。
张永琴后来嫁给一个姓朱的。这个人长期在国民党中央银行任高管职员，他们生下三儿一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要求反动党团骨干登记时，这个姓朱的自认为他仅是银行职员没干过坏事，不去登记，被当地政府定为“违抗登记、表现不好”，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张永琴先在重庆一个区的妇联工作，后调到区政协秘书处工作。在“文革”当中，张永琴受到顾顺章问题的牵连，遭受迫害，“文革”之后获得平反。顾利群在1949年之后一直以孤儿自称，不曾透露其父亲的身份，平安地度过了历次政治运动。
张永琴在晚年曾对她与顾顺章的结合和对顾顺章的看法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和顾顺章的结合，是一桩错误的结合。我是一个小市民，不认得他，我高攀不上。为什么弄一个错误的结合？真是阴差阳错。顾顺章笨蛋，不聪明，小聪明。在大的方面政治修养基础太差，聪明反被聪明误。
顾利群也说，对于父亲顾顺章的一生，自己很难评价。
曾与顾顺章关系密切的特四科科长李强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组织考虑他与顾顺章共事较久，接触较多，留在上海危险很大，就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李强到了莫斯科，入学问题却受到王明的阻挠。王明的理由是李强与顾顺章关系密切，是顾的死党。李强被改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第二年又被调到共产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员。后来李强一直从事电讯工作，成为兵工专家和外贸外经战线的领导人。1983年，曾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的李强到上海特地在国际饭店约见张永琴、顾利群母女。
据顾利群说：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第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
后来，李强还给张永琴母女寄了贺卡。
李强几十年后对顾顺章的遗孤念念不忘和慰藉，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共产党人是讲感情、明是非、有理性的，这种做法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