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贩运”西学，还为了要“治本”。甲午战败的事实，曾使严复扼腕叹息；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新政”的无效，更使他感愤悲切。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要“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考，严复努力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素质，再造中华文化。而严复在此中做的第一步工作正是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达到“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目的。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第一个“盗火者”，他有目的地选择和翻译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思想，无一不在中国思想变迁中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轰动一时的进化论，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共同的理论基石。当时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对严复的《天演论》赞颂不已。梁启超最早读到《天演论》的未刊译稿，1896年就在《说群序》等文中，推荐严复的“宏著”《天演论》，宣传“物竞”思想。康有为一向目空一切，但也赞扬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天演论》于1898年4月正式出版发行之后，更是拨动了一整代青年的心弦。鲁迅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烤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也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由此可见，严复进化论宣传影响之大，正像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严复对西学的“贩运”不仅意味着观念的转变，而且意味着新的社会变革的开始。
三、维新志士在中国思想理性化进程中的贡献
1.严复的科学文化观及其对科学方法最早的系统揭示
在论及近代中国科学文化观摆脱器物状态，向更深层次发展时，首先要提及的是严复。严复19岁考入福建马江船政学堂，开始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随后于1877年去往英国留学，直接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洗礼。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方，他的主要功绩是从事西学的翻译和宣传工作。19世纪90年代中，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批文章，力陈中西学之迥异。他说，“中学”“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折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学者学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而西学格致则恰恰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为不易……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他在这一段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揭示了几千年中国文化之“无用”与“无实”；而他对西学格致精义的揭示和阐述，又反映出严复对其所代表的科学实证精神的深刻认识。西方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说，“科学理论应当精确”，也即“在这理论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必须同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可见，严复敏锐地看到了西学格致所代表的西方科学文化这一内在实质。几乎与此同时，严复更为深刻地提出西方文化归结就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里的“真”正是公正的科学之“真”。可以说，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近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来接受的基础。
1896年，严复致函梁启超，信中鲜明地阐述了科学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必须“本之格致新理”以“发明富强之事”，指出救国理论当以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为依据。在严复看来，要救中国之亡，必须学西方，而学西方，首先要学其事事本之科学的精神。他说：“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认为中国政治所以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在列强打击下屡遭失败，就因不懂科学，不能按通例公理行事的缘故。严复看到了中国近代落后和悲惨遭遇与科学的缺乏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独到地揭示了科学对于救亡之重要性。
严复对科学的认识及对科学重要性的推崇还在于他认为唯有运用科学才能“开瀹民智”、“变民心习”，从而达到民力鼓、民智开、民德新的目的。他说：“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可见，在严复那里，“三民”思想为经，科学思想是纬，一纵一横，构成严复思想之两根主线。
他在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手订章程时，明确地将翻译宗旨定为“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为此，他还著文论述智育和德育的区别和关系，指出：“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术，而智育多用科学。顾学校所课，智育常多。诚以科学所明，类皆造化公例，即不佞发端所谓自然规则。此等公例规则，吾之生死休戚视之，知而顺之，则生而休；昧而逆之，则戚而死。”严复将重视科学与智育看成公例规则，认为是与人类休戚相关之大事，这显然是他作为当时整个时代的杰出者对西学至为深刻的感受中得来的结论。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推崇赫胥黎关于科学教育的作用：“一以陶练天赋之能力，使毕生为有用可乐之身；一与之以人类所阅历而得之积智，使无背于自然之规则。”严复最终揭示了科学的内涵与独特意义：“科学，其区别至为尊严，苟非其物，不得妄加其目。”因此，他认为必须将科学传播作为教育中心，使国民能“心虚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物拘孪”。如此乃“中国之幸福矣”。
欧美诸邦在“不及百年中”，如何“致此古未曾有之盛”？对这一问题，当时的宗教家说，“欧美所以有今日者，以所奉之教之清真也”；而政法家们认为，“财富之所以日隆，商贾之所以日通者，以诸邦政法大改良也”。严复则独辟蹊径地指出，这些原因固然不错，但都“不足以为近因，必言近因，则惟格之功胜耳”。严复站在他特有的思想高度，在同时代中，至为深刻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中、在中西方文化对比中、在救亡出路的急迫寻求中，强调了科学及其方法的重要性。由此树立了他特有的科学文化观。
严复的科学文化观有一个庞大而层次清晰的框架，这一框架就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以人学群学为归宿，而以把逻辑实证和进化作为内涵的方法论为内核的科学体系。
严复曾为科学下过一定义：“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而他所谓的社会学或叫群学，又是“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这就很自然地将科学与人事结合了起来，认为科学的顶端是群学。于是，严复设计了一套思想方案，这就是：社会学研究好了，就能修齐治平、持世保民，“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而社会学又必须以其他各门科学为基础，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认为不懂数学、逻辑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不懂力学、质学（化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但是，即使是“名、数、力、质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所以还必须懂得天文、地理、人类三门科学，这样方能“尽事理之悠久博大”，看出事物发展演变的趋势。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研究生理学和心理学。在严复看来，一群一国与人之一身有其相似之处。一人之身，有形有神，形、神相资以为用；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也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它必须“力、德相备”，才能存之于世。因此，研究生理学以了解人之形，研究心理学以了解人之神，对最终治好社会学是必不可少的。
可见，在严复科学思想体系中，谋求群学，必须以扎实的自然科学为基础。他力倡声、光、化、电等具体科学。他在20世纪所写的《书〈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实业教育》等文中都贯穿了这一思想。1907年5-7月，严复应邀在南京主持出洋考试，在学科榜系中，他有意地突出了自然学科门类。特别是早在1903年手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他深刻指出译书必以科学教科书为当务之急。
如果说群学是严复科学观的目的，而对自然科学的重视是其科学观的基础，那么，他的科学方法论则是他科学观的核心。在严复看来，为了建立完善的群学，必须要重视自然科学基础，而要获得对自然科学的真正认识，则舍科学方法之外，别无他途。于是严复慎重地向国人译介了《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书。在他所译的《穆勒名学》中，虽只译了原书六个部分（“名和辞”、“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归纳方法”、“诡辩”、“伦理科学的逻辑”）中的前四个部分，但这四个部分已经基本上包含了传统演绎推理和归纳逻辑方法的主要内容。而《名学浅说》的原著（Pimer of logic）乃是19世纪的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W.S.Jevons，1835-1882）于1876年出版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学的入门书。故严复通过这两部重要的西方逻辑书籍的译介，就在中国科学方法论史上，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西方逻辑学说，而且不仅通过这两部著作，还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演说、论文（如《西学门径功用》等）和其他一些译著的按语，阐述了自己的逻辑方法观点。严复特别强调归纳法，认为这是“格致真术”。他认为传统中总以“子曰”、“诗云”为大前提作推演，是不合实用的，它虽符合三段论，然其前提“大抵是心成之说”，故是先验主义办法，甚至认为不能由此获得新知，因为“外导之术自是思辨范围，但若能向思辨中讨生活，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何处有新智识来”。这体现了严复科学观的反传统倾向。
严复还极力强调科学的实验方法，认为实验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印证”科学认识的标准。他在分析古代和近代科学认识成效之所以不同时，指出了实验印证的重要性。他说：“古人所标之例，所以见破后人者，正坐阙于印证之故。而三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过古与人也，亦严于印证之故也。”这里，他十分强调科学之所以成其为科学，就在于它得到了实验事实的印证。而且认为只有通过反复多次的“试验”、“印证”，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科学认识。他说：“试验愈固，理愈坚确。”不仅如此，在严复看来，实验事实还是保证归纳法和演绎法得以正确运用的根本条件，从而也是拓展认识领域及获取对自然的新知识的根本保证。
严复曾运用科学的武器对传统进行了彻底批判，显示了他思想中蕴含的科学之威力及其方法论之光辉。首先，严复站在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经验论严厉批判了陆、王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一切真理皆来自于归纳经验，根本不存在“良知”。他说：“公例无往不由内籀……无所谓良知矣。”又说：“夫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而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乎？不复问也。”这些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其次，主张运用科学方法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他驳斥认为中国聪明才智“运于虚”，西方则“寄于实”的说法，指出问题不在“虚”、“实”，而在于要有一套正确的科学逻辑方法，这“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他努力介绍的科学方法对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再次，严复提倡逻辑归纳法，不仅是为了从理论上驳倒陆、王心学，而且是为了批判中国一切腐朽的“旧学”。认为“宋明义理”（理学唯心主义）、“汉学考据”（对儒学经典和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名物制度进行繁琐考证）和“辞章”（形式主义文学）为主体的“中学”乃“无用”、“无实”之“杰作”，认为其根本问题在于它抱残守缺，不讲求科学和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