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彼等会谈交流，竟令这班狂热青年惭愧难当。同时又致书旧师蔡孑民、旧友经子渊、马夷初等，词严意正，毁寺驱僧之议遂寝。而弘一法师与那些青年会见的整个过程，根据当时在场者堵先生记述，既奇特，又很能体现弘一法师人格的力量，具体如下：“（弘一法师）嘱（堵申甫）为照所附致之名单，先为约定到寺面谈……是日堵君先去代为布置，来会者虽照名单所召未全到。逮见师出来，仪态严肃，手持亲笔所写字条，分致各人。人各一纸，适符到会人数，堵君颇以为异。而所分致之字条，是否人尽相同，堵君以未寓目，不敢悬揣。惟见到会诸人，各自默视其所交之字条，静默不言，中有甚至惭汗溢出于面部者……”当初，笔者读到这个事件的前后过程时，不由得联想到历史上另一位高僧庐山慧远法师与桓玄之间为汰沙门及沙门不敬王者的抗争，都是借个人僧格的力量来维护佛教的尊严。虽然，弘一法师所处的时代与慧远法师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佛教自身的问题也来得更为严峻与复杂，而这也更显现出弘一法师人（僧）格的力量。还需指出的是，要使佛教自身的状况得到整体性的改善，彻底改变世人对佛教的看法，全面提高佛教的社会形象，有效发挥佛教的济世利生作用，无疑必须从整个社会与制度层面予以考量与入手，但无论如何，僧伽自身队伍的建设则是首要的任务。笔者坚持这一点，所依的还是“道由人弘”这个基本道理。而弘一法师在20世纪20年代浙江毁佛事件所起的作用，无疑也支持并坚定了笔者的这一观点与立场。
诚然，佛教的兴盛，佛教之能成为世间的价值核心，出家僧人要得到到社会的尊重，僧伽自身素质的提高始终是关键。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道德已被“平面化”、甚至稀释殆尽的社会，除利益外，一切均被怀疑，我们更需有德有修的一类切实而行的宗教家，一类能让世人真切感受得到的实践者。此正如弘一法师曾对胡朴安居士所言的，“学佛不但以理，切要在事持”。确实如此，佛教主张信解行证，儒家提倡知行合一。道理是用来指导实践的，一切的道理最终只有落实在行为上才能成就其意义，才能显示出它内在的价值与力量。业由心造，只有道德才能拯救人类自己。作为生命的学问，就内修层面言，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都属于“为己之学”，实践是第一位的，这是道之本，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而从道之用的角度讲，理事相即，理由事显。尤其是在一个知识社会，世人不是囿于成见，就是茫然地随波逐流，已经很少有像老子所说的那种“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这样一类既有向上之心，又怀诚恳恭敬之意的人了。所以，再好的道理如没有事实的证明，在大多数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眼里，就难免会出现“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王国维语）的紧张。不过，既然说是生命的学问，的确也应该是要有一类有修有证的体道者，才真正有说服力，能感动人。这就叫“人能弘道”。对此，从夏丏尊先生受弘一法师影响，由谤佛到学佛的转变过程这一事例中可得到充分的体现。
夏先生原来不信佛，据他自述，“自从他（弘一法师）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毁谤佛法了”，可见夏先生曾经对佛教少恭敬，有过“毁谤佛法”一类的言论。现因好友选择了学佛之路，却突然变了，变得“不敢”了。因何不敢，夏先生没说，想最初肯定也不会是怕“报应”，怕“背因果”这类对佛教有全幅信仰的原因。因这时的他对佛教的认识似还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这种“不敢”更多的是一种由“敬”而来的敬畏之情。而此敬畏之情的生发，也并不是来之于对佛教的信敬，实乃多年来一直为他所敬重的好友归入佛门，促动他不由得要重新去省视佛教了。不仅如此，原来对佛教没有任何信仰的他，在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初与李相见话别后，竟然“和他约”，要“尽力护法”，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由原来的谤佛，变为“护法”，这一转变不可谓不大。而这个转变，就“对于佛法见闻不多”的夏先生来说，肯定不是出自于通过学习佛法，由对佛教真正有所了解的结果，否则的话，他最初就不会有那种“俗人的见地”：对好友的出家深感不安与歉疚，常常自责，“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了。事实上，夏先生最初做的“护法”工作，主要也只是做弘一法师个人的护法。再后来，夏先生又在弘一法师的“督励”下，开始“亲近佛典”，懂得佛法之“不可思议”，理解弘一法师出家实乃伟大之举，是他的“福德”，是众生的福报。至此，夏先生俨然已是位有正知正见的学佛居士了。很显然，夏丏尊先生的转变及一步步的深入，其背后都有弘一法师有意或无意的推（促）动在起作用。而这种推（促）动，如没有弘一法师的人格为“后盾”的话，我想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的。
或以为，这样的推断有直接的根据吗？那我只得老实告之，没有。但理由还是有的。在此，可举一则实例作“旁证”。
《弘一大师永怀录》中有一篇署名胜义题为《记弘公与余之因缘》的文章，是文开篇伊始即谓：余记得十余年前，在中学肄业时代，思想随科学潮流迁移，认学佛这一件事情为迷信。及在某杂志读弘一法师在俗时的一般书画诗词作品，观玩仰慕不已……知为风流不羁之名士，使余觉得佛学必有大学问在焉。不然，何以引起当世所推崇之一代才子，决然出家……此余对佛学之开端注意……
以佛教为迷信，这是20世纪以来一般自以为受过所谓的现代科学教育者所通有的偏见，这位胜义居士原先也不例外。那时，他不仅对佛教一无所知，连弘一法师也不曾相识。然就是因“仰慕”弘一法师在俗时的文学作品，继而循着他所仰慕之人的足迹，开始留意佛教拜阅佛典，又“私心渴仰”，切盼着有机会亲近法师，最后终于遂愿，并皈依佛门（胜义之名即为其皈依佛门后由弘一法师所取）。
整个过程，就像一次朝圣。这相比夏先生之对弘一法师在人格上有真切的感受要间接得多，但结果却无二致，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也很值得玩味吗！文中，胜义居士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推断道：“谅世人不少如余因弘公之为和尚，而重视佛学也。”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应该说，胜义居士的这个推断是能够成立的。同理，我们的推断应该也能成立。事实如此，不要说因弘一法师而学佛，就是在弘一法师的感召下，出家学律的也不乏其例。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弘一现象的体现，也就是人（僧）格作用的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像夏先生最后从佛法的角度分析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乃“夙愿使然”那样，也说夏先生及胜义居士等之能亲近佛法是宿世所修得的福德因缘。这个解说当然没问题，反映了夏先生在学佛多年后对佛教的认识已非当年可比。但所谓因果甚深，一般人却难以信受，要讲清这个问题还得另花笔墨。为免生枝节，在无碍佛理的前提下，由契机的角度阐发，直接从现实生活中的善因缘角度予以说明，处处对应着时代的问题，对应着人生的问题，由凸显弘一法师人格的力量，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申明人能弘道之理，这即与本文的主题相扣，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结语
弘一法师乃百年不遇的高僧，本文伊始，笔者即提出了我们今天应怎样来纪念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问题。基于文章的宗旨，文章反反复复，虽谈不上深刻，但始终围绕弘一法师在生命根本问题上“向上一着”的心路历程，相比于那种被现代学人过分夸大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的方法，自认为是更能把握弘一法师精神的本质，更能做到“同情的理解”。所谓“向上一着”，就是生命境界的不断提升直至完善。弘一法师的一生是如此，我们后人认识研究弘一法师，其最终的意义也应该是如此。否则的话，所谓的研究就显得不相应，毫无意义。
另外，本文仅截取弘一法师生平中的几个大的阶段为条线，以一册内容丰富真实，既能生动地反应弘一法师人格懿范，又足以切实体现佛法对人生之正面价值，具有普教般意义的读本——《弘一法师永怀录》为基本素材，直接从中挖掘与主题相关的对今人有启迪意义的事例，并处处结合一些能与现实相对应的问题加以阐发，也同样自信是抓住了我们今天应如何纪念弘扬弘一法师的真正意义。
站在佛教的立场看，末法时代众生的特点，无信仰，无敬畏心，少有平和的心态；对周遭的一切，无不是带着功利的眼光，而不屑于那些意义世界的事。什么事往往都是看着自己好，看着人家却横竖不顺眼，贡高我慢。而弘一法师却能长享荣誉，至今不衰，且社会各界，几无异词，实可算得上是个例外了，这又可说是“弘一现象”中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值得重视、深究的一种现象。为什么？
本文没有太多的涉及，问题不算复杂，但值得专门谈。如能好好读《弘一法师永怀录》，想也定能感受得到。在此指出这一点，还是为了强调研究纪念弘一法师的意义，及我们今天应如何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
如果说僧俗共尊是由弘一法师特殊的人生因缘所产生的特殊现象，不是人人所能达到的话，那么，自身人格的修养与提高，则是每个人应该自觉去努力的分内事；如果说，有人认为佛法高远，常人难以理解，难以求得的话，那么，做一个不苟且行事，对人生有理想有追求有道德之人，就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了。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读一遍《弘一法师永怀录》，就会知道何谓高尚，何谓人格。一师伟大，我等难以企及，但读法师事迹，仰慕之情总会有的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能生发出这等感受，也可算是向上之心还有，良知尚存。有就好，总比什么也没的要强。还是认真地去读书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