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滩晒，即用平坦的池子晒制成盐。据上文宁波地方文献记载，宁海于乾隆年间采用坦晒之法制盐，余姚于咸丰壬子年采用泥板晒盐。泥板晒盐是卤水经蒸发浓缩后直接在泥地上结晶成盐，是最原始的滩晒结晶方式。有清一代，“晒坦多设于盐墩高地之上，坦基选用粘土夯实，勿使渗漏。上铺缸片，四周围以木版或竹片，以防卤水溢出。并做放卤水闸口1～2个。坦侧筑泥卤池若干只，上复盖茅草，以备天雨保卤。晒坦之大小，以灰堆多寡为比例，30堆灰占地约2亩，设缸坦长一丈九尺八寸，宽约九尺八寸（约145平方米）。当天气晴正，注卤于坦。籍日光、风力，蒸发水分，至午后漂花，渐渐结晶成盐。傍晚用竹帚扫集，堆于一隅，兜入盐箩。按当时坦晒之盐，混杂泥浆，色黑而卤重”。正因如此，清时板晒盐的质量明显高于滩晒盐的质量。
在盐民的管理方面，明初仿照元代制度，推行“户帖制”，给灶丁以卤地、草荡，岁给工本钞，免杂役，办盐课，盐民编入灶籍，必须世守其业，对于“诈昌脱免，避重就轻”的户役者，则处以“杖八十”，仍发原籍当差的惩罚。
在这种盐民管理制度下，明朝宁波在盐业生产组织方面，主要实行的是“聚团公煎”制，即灶户必须在团舍或灶舍内共同煎盐，“每一场分几团，一团分几户，轮流煎办，以纳丁盐”，禁止民间私煎私煮。为保证“聚团公煎”制的有效实施，在灶户煎盐的过程中，盐场官攒保伍“不时在团觉察，不许私煎货卖”。按《大明律》规定，“凡盐场灶丁人等，除正额盐外，夹带余盐出场及私煎货卖者”，“杖一百，徒三年”。
清承明制，户籍分民、军（卫）、商、灶4类，仍规定“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并针对灶丁的私售制定有《灶丁私盐律》、《获私求源律》、《灶丁售私律》。截至清中期，宁波在制盐方法上，随着晒制的推广，以煎盐为条件的传统管理制度被打乱，灶户逐成板户、坦户，统称盐户，团煎旧制自然也因之废弛。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称：“清同末光初，尚无晒盐名目，即有私晒，官必从而禁止之。嗣后沙漠渐涨，摊晒日多，禁不胜禁，且晒盐之成本轻于烧盐远甚，盐之洁白亦胜于烧盐，遂化私为官，设廒收运，有引商、廒商之别。引商职在销地，廒商职在产地，课有引商担负，缴由廒商开支，故在姚邑仅有设廒者堪稽焉。”由此，盐户逐渐获得选择职业的自由并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但在封建官府压榨和廒商的盘剥下，明清时期的宁波盐民终年劳作，生活往往难以维系。如，明弘治初，侍郎彭韶整理盐法，亲到灶地考察，见灶民露宿荒野，以野菜树皮充饥，甚至晕死灶边，于是提出：灶仓半墟，犹有包摊之累，丁户将绝，尚多额外之征，工本克扣而民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请改抑配为折价，并免除宿欠。鸣鹤盐民感其德立祠祭祀之。
又如，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政府为了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进行沿海迁界，下令明州等沿海居民内迁30里，违迁或越界者杀，使得无数盐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对此，宁海县令李文所作《遣民行》给予了历史的描述。
三、食盐的运销与税制
明朝盐的运销以引盐为主导，实行的是盐引制，即盐商运销盐须先领引，并按引运销，且只准在指定的运销地点运销。是时，浙盐行销浙、皖、赣、苏四省。据明嘉靖《宁波府志》卷12·《额征》记载，当时宁波盐场“盐分二等，盐司按岁征办，商人执引照支，依次递给者谓之‘常股’；增直中纳不依次，到即支者谓之‘存积’。正统以来，常股四分，存积六分。成化间御史李瑢奏改常股六分，存积四分”。即灶户以产盐作盐课缴予官府，官府就场储存，盐商交税利领引，凭引提盐。对于“常股”和“存积”，《明大政纂要》卷22又解释说，“常股者，商人中纳给引守支之盐；存积者，积盐在场，遇边急缺，增价开中，越次放支之盐也”。由此可知，存积盐是为边方急需所准备的盐。后因淮、浙盐场无现盐存积，产盐不敷分配，正德年间，“乃许商人随便买补关支”。但为追逐利润，此时的商人往往舍弃去交通不便的盐场支盐和行盐地卖盐，造成了盐场支盐的混乱。有关于此，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两浙巡盐御史王化就奏称：“两浙行盐地凡一百二十五处。商所便者，独三十六处。其他商不乐往，故私盐日滋。”有鉴于此，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两浙运司实施票盐制度，对偏僻山区官府不到之处，准许“山商”纳税给票，领盐行销66县。两浙票盐的出现，系由黄岩、杜渎和长亭等盐场食盐搬运难所致。此时，宁波唯奉化县行票盐，慈溪、镇海、鄞县、象山以及余姚、定海坐场县分，容令灶丁肩挑易卖。在宁波府还有鱼税票盐，其纳银按船只大小，纳税多寡不一，行销票盐亦随之变化，斤重不等。此类鱼税票盐共计6000张，每票税银0.4两，共计2400两。明后期，宁波实际已形成引盐与票盐并行的格局。
除上述外，在盐的运销方面，明朝宁波又自始至终贯彻着户口食盐法，即严格根据府州县人口统计，按照朝廷规定的户口盐食用标准进行运输、配给。
如，康熙《台州府志》记载：“明有户口支给之食盐，有司开具户口数，令人赴盐运司关支，计口散给。市民、官吏则令纳钞，乡民则令纳米，各随所便。”又“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宁海县额征户口盐米一千四百六石三斗七升零，征钞四千五百四十八锭三贯五百文”。可以说，终明一代，作为食盐官专卖体制核心的“计口给盐”原则，贯穿于宁波整个食盐流通与消费领域。
清初，宁波沿用票引法，即引盐与票盐兼行。清时，商人凭引购买食盐运销各地。据雍正《慈溪县志》记载：“鸣鹤场引盐由横河堰头、梁湖坝、曹娥江、东关河运抵绍兴过掣转上江各地行销。”《慈溪盐政志》也记载，清初，镇海的龙头场“由商人在场收盐运绍兴过掣后转运上江各路行销；附近鄞、奉等县则领取商引在龙头场买运抵宁波府过掣后，运至各地设店住卖；肩贩是向商人买引一道，每日至场买盐一百斤，转手行贩须以盐场联票为凭营业”。至于各县的年销票引数量，据《余姚六仓志》卷8·《盐法》记载，清时“余姚年销一千五百四十引，又计丁加引七百五十七引，余引正引配掣之外，场有余盐额外请引给商配运尽销”。
另外，在宁波盐产地还有一种特殊的食盐运销方式。“乾隆元年（1736），宁海有老少盐的名目，规定贫难老少人数，年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之有残疾，老年妇女，孤寡无依者，由县验实注册，给以腰牌，每日许赴灶买盐挑卖。盐不得过四十斤，依照官价，每斤减银一厘。贫难老少挑盐转售，只许陆路，不准装船，不能越境，每日可得数十文，用以糊口。”这种食盐运销方式，实际上是对贫难老少群体的一种变相救济。
清时，“浙盐运销，按照离场远近，向有纲、引、肩、住、厘地之分。每年运销一定之额，按年分纲，叫做纲引，销地谓之纲地。请引行盐都有指定地点，叫做引地。宁海北半县划作宁属引地。肩引各地，逼近场灶，皆系小贩肩挑，例由商人结保，领引挑销，额引一道，计盐八百斤，赴挑八日，对灶买盐，每日一百斤，由场秤验盖戳，按照定地销卖。住地离场较远，肩贩挑销不便，准令商人设店住卖，原以四百斤为一引，称为住地。厘地，就是抽收盐厘之地，为台属五县及宁海南半县等地”。其盐税征收，据《宁波盐志》记载，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象山县正课票引（300斤），每引征银3钱5分，肩引（800斤），每引征银1钱9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宁海县认销小引750引。光绪年间，象山县年认销厘额200引（每引400斤），玉泉场年认销厘额50引（每引800斤）。后象山县年认销厘额800串，玉泉场肩销厘额240串。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余姚每斤之课为三文。随着封建政治的衰败，清统治者对于盐课这种间接税的加征几近疯狂。对此，时人即称“国家有事，盐税必加”。截至清末，这种盐课的层层加码最终使得盐政日暮途穷，改弦易辙也就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