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法定一般性权义之外，也就是行刑个别化的自行约定，涉及甲乙双方应为、勿为、可为以及愿为等内容的规范订立，可以多加探索，做些成败案例如何？例如，行刑对象是个电脑维修师，那么，如果他愿意在社区里面义务举办培训班，帮助街坊邻里学会计算机操作，可以视为他的一种积极义务，允许他约定，同时，赋予他可以请求获得的某项适当权利。总之，这方面的约定内容丰富，因人而殊，大有可为。有了平等、自愿、协商达成的书面协议，即使他发生了违反协议的行为，也有白纸黑字作为处理的依据。有人问，如果行刑对象什么也不肯约定怎么办？我告诉你，消极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积极的个别约定遵从自愿。没有积极的约定行为意味着没有任何奖励，那么，只要没有违法行为，就让他服完原判法定刑罚即可。你呢，刑事约定以外的活动，最好的工作态度是“非诚勿扰”。关于“契约刑”的详细阐述，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我的《刑事契约论》或《契约刑论》。
我想补充说明，目前对“契约刑”的尝试只能这样探索地做去。前面我已经指出，“非监禁刑”的一般“刑事契约立法”还是空白，连“试行草案”之类亦未问世。毕竟“社区矫正”试行时间尚短，因此，不妨说诸位现在所做的司法实践探索本身就具有先驱意义，至少可以为未来立法的创制和司法改进提供必要的经验。对于社区行刑制度而言，匆忙立法未必是好事。在立法调查不足、立法人才欠缺的情况下，谨慎立法本身也是关于刑事立法的重要政策思想。总之，希望诸位中有法律基础的同志在具体实践时做有心人，相信日后定会有所收获。
2.关于刑事经济政策。一般认为，经济政策主要关心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产出。以美国经验为例，与监禁刑相比，非监禁刑的行刑成本，虽然不足其一半。不过，由于美国的非监禁刑人口是监禁刑的两倍半，因此，总费用支出仍相当可观。说到经济政策，经费虽然重要，但只是基本因素之一，决定效率的因素还有很多。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的监狱矫正花费了纳税人那么多的钱，而其效果却被评价为是低效的。“非监禁刑”也有一个怎么评价其效率的问题，纳税人迟早会质问此事。我这里提供一个评价效率的简单方法就是“社区行刑效率与行刑效果成正比，与行刑成本成反比”。其中，决定效果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社区行刑的目的，一个是社区行刑的功能。“目的”明确之后，“功能”越强则效果越好。比如，你的目的设定是“以最快的速度从杭州去上海”，你可以选择坐大巴、动车或飞机。如果说，效果取决于工具的先进程度，那么，效率则不仅取决于选择先进工具。因为选择不同的工具，带来不同的费用和时间成本。因此，这种关系是否具有效率，需要进行具体经济分析才能判断。
又如，为了更好地监视行刑对象的行踪，你赞成舍弃经常逐一访问的办法，而是给每个行刑对象配戴无线电子跟踪器。因为你只需在办公室的电子监视屏幕上，像观看导航地图一样，就可以随时了解每一个人的具体所在位置和表现，监视效果十分明显。但效率如何？且不考虑财政投入的增加，如果行刑对象认为你的做法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与你打官司，或和你玩猫捉老鼠，对你来讲是否会损失效率？还有，因为依赖电子跟踪器，你可能疏于和行刑对象具体接触，实际减少了沟通机会。再往下说，如果被你执行的对象，本来就只有2%的违法可能性，是否必须给每一个人配戴电子跟踪器？为了找出那2%更具违法可能性的对象，你是否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总之，受诸如此类问题的影响，不仅综合行刑成本没有降低，反而使预期效率受损。那么，如何看待行刑成本？影响行刑成本的最主要因素是两个：第一时间，第二费用。当行刑效果一定时，你提高行刑效率，只能通过降低行刑成本，而正确的方法是节约行刑时间和行刑费用。这方面不仅需要考虑你本人的时间投入，还可考虑被你执行对象刑期可变更情况，比如如何争取更多的法定减刑，以便节约更多的行刑资源？诸位如果思考行刑效率问题，我建议对“行刑目的、行刑功能、行刑时间和行刑费用”这四个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多加考虑。当然，上述效率评价方法仍是极为原则的思想，希望对打开思路有些帮助。
3.关于刑事管理政策。如何科学合理地管理社区行刑活动，特别是选择怎样的社区行刑管理模式？借鉴中外经验，可以看到可供选择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警政管理模式，二个专家管理模式。前者采取警员、警司、警督、警监等的警务等级体系，并结合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科长、副处、正处等的行政等级体系，对社区行刑活动实行警务行政管理。这套混合管理模式具有等级分明、组织有序、指挥通畅的优点，但比较适合劳动构成简单、任务指标明确的系统活动，但并不完全适合具有劳动构成复杂、任务指标多样特点的社区行刑管理要求。
因此，我建议可否采用“以警政管理模式为基础，兼容专家管理模式”。“警政管理”具有刚性，主要承担有关行刑秩序及其安全的硬性任务，而“专家管理”具有柔性，主要解决刑事处理、法律服务、教育培训、心理咨询等软科学问题。所以，这一综合模式也可说是“刚柔兼济模式”。它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两个，一是适应了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诸位想一想，社区行刑对象的个体情况千差万别，从知识应用的角度看，你的工作可能涉及刑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知识部门的交叉运作，你不可能走“百科型的全才工作模式”，只能借助“专家组合介入模式”；二是有利于人才成长。经过适度合理的专业分工，一个人在其相对明确的业务活动里，经过5年以上的工作积累，按照人才学的研究表明，一般都可以成为“准专家”。如果给以初级、中级和高级不同专业水平的职称认定，就会形成一个成长激励机制和劳动评价制度，吸引和促进更多的人走成才之路，从而有助于提升社区行刑活动的质量与水平。
4.关于刑事文化政策。什么是文化政策？如果法律政策要谈如何解决法制化问题，经济政策要谈如何解决效率化问题，管理政策要谈如何解决科学化问题，那么，文化政策要谈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要谈如何解决本土化问题，尤其是面对“社区矫正”这么个舶来的东西。所谓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说白了就是让移植来的一棵树如何在自家的地里好好地成活长大。“社区矫正”这棵树种在你这个社区里面，看到它融合到你的社区制度里面不隔阂了，真正有了它的社会功能，服务于中国人的本土活法了。有一幅漫画，讽刺西方的“社区矫正制度”，把整个社会都搞成了“监狱”。你看除了挨家挨户都挂了“铁丝网”，到处都是高科技的监控头和跟踪器，无处不在的监视，无论是被监视对象，还是监视者，无人能够幸免于“监视”。所以“漫画”边上写着：“喂，你家也改成监狱啦”。这似乎应验了法国思想家福柯当年对于杰雷米·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的权利分析。在福柯的眼里，“圆形监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特征的经典隐喻。换言之，从广义权力关系看，整个现代社会犹如“一座敞视式的监狱”。这是二十世纪令人悲欣交集的“人类文明故事”。基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条件下发生的社区行刑制度，如何扬长避短寻找自身的本土化道路？
面对今日世界日益复杂的思想文化关系，我认为首先应该尽可能用清明的头脑，发现问题及其矛盾，以便认清事物的真相。比如在中国，大多数心理问题不过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管理问题、教育问题、伦理问题等诸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罢了。
换言之，纯粹心理问题所占比重并不大。大多数所谓“心理问题”，并非心理学工作者通过其专业工具能够解决。认识不到这一事实，心理咨询或治疗很可能沦为自欺欺人的“巫术”，并使其迷恋于“心理治疗神话”而不能自返。长此以往，我倒是担心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可能出现问题。我想说，“矫正心理学”在社区行刑中的应用，同样需要保持特别谨慎的态度。但是，有人可能会说，批评一个事物很容易，但对于当下的社区行刑制度建设，究竟可以借鉴的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是什么？我个人的浅见是只能从中外传统文化里挖掘和提炼！如何挖掘和提炼呢？
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认识到“礼”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虽然，还有“恩”的观念，但不如在日本文化中那样处于核心地位；虽然还有“罪”的观念，也不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那样处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礼”、“恩”、“罪”的伦理意识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实际心理地位与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从伦理意识来看，三者之中，“礼”是最轻的，因为“礼”是可以“还”的；而“恩”比“礼”重，恩是亏欠，而且报答不尽，因此有“下辈子还”这一说，比如对父母或恩人常说“恩重如山”，没说“礼重如山”的；至于“罪”是更深重的伦理意识，如果说“礼”可以还，“恩”可以报，而“罪”既还不了，也报不尽，只有以“罚”来“赎罪”或“恕罪”。中国人，当然包括社区行刑的各种对象，大多是懂“礼”的人，少有不懂“礼”的人。可以说，有的是对“礼”太精明的人。精于“礼数”，几乎作为生存的学问呢！贪官之辈尤其懂得“礼尚往来”。所以，我体会中国人不欠缺“礼”的意识，但对“恩”的意识不过平平而已，而最欠缺的是“罪”的意识。
有“罪”不认是心理常态，喜欢找出理由为自己做推卸责任的辩护。有一回，我和学生聊天时说：“我也是一个罪人！”他很惊讶：“你怎么可能是罪人？你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广义上讲，人皆有罪。你想，我不种地，可是有饭吃，我不做工，可是有衣穿，凭什么呢？”他回答：“你教书啊！”我说：“是啊，教书是我在赎罪啊。赎了罪，我吃饭穿衣才踏实呢！”他说：“你这么看，有些人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说：“你说的是，有些人没有罪的意识。没有罪的意识，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会把苏丹红放到咸鸭蛋里面，或者把三聚氰胺放到牛奶里面。有了罪的意识，还会做这些事吗？”
我的学生似乎听懂了，但愿他是真听懂了。我想对诸位说，伦理意识是个文化的问题，不同的伦理意识就是不同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无处不在，但人往往不觉其存在。所以，文化意识是觉悟才会有的，是一种觉悟的意识。面对社区行刑的对象，如何选择我们的文化政策？矫正或者改造？一种只把枪对准别人的意识还不是我所谓的文化意识，至少不是一种令人信服的东西。如果能让社区行刑对象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就是说心里真正有了罪的意识，那么，受罚赎罪对于他就有了全新的生命意义。那么，这个过程的文化本质是什么？我想说，这个过程体现了法律惩罚和伦理教育相统一的精神。在行刑的过程中，由“礼”入“恩”，由“恩”入“罪”，不断升华彼此的伦理意识。不是单方面的说教，因为你和行刑对象都是人，只要是人，相同之处远远大于其不同。你要说服他的东西，最好先说服你自己；你要他信仰的东西，最好你先信仰；你要他做到的东西，最好你自己能做到。无论是道教的、儒教的、基督教的、还是佛教的文化，我认为在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中包含了极为深刻而简单的东西，对于制定当下中国社区行刑文化政策、塑造社区行刑制度的中国文化性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面拉拉杂杂说了一些关于社区行刑刑事政策的粗略意见，仅供诸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