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计算机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09(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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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专题:海外学子论文(4)

关键词:社交网站,社会幸福感,归属需要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机会成倍增加,而互联网也从单纯的信息平台转变成一种多媒介的人际交流工具(Gross,2004;Lenhart,Madden,&;Hitlin,2005)。鉴于最近社交网站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和年轻使用族群的日益扩大,社交网站可能会在年轻人学习自我形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过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为了自身的社会化及与其他人维系关系(Valkenburg,Peter,&;Schouten,2006;Ellison,Stein‐field,&;Lampe,2007;Lenhart&;Madden,2007;boyd,2007)。

尽管社交网站在青年人中已经非常流行,但对于人们使用这类网站的社会动机和这类媒体使用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效果方面的研究依旧缺乏。与传统的网络人际互动工具如交友网站、网络论坛和聊天室相比,社交网站有以下两个独特的特性:(1)社交网站注重个体现有社会网络的维护与展现和对原有社交关系的巩固,而不是结交陌生人或是建立新的人际关系(boyd&;Ellison,2007)。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2007)称社交网站通过建立线上与线下之间的联系进而巩固用户已有的线下社交联系和网络。Choi(2006)也证实青少年将维系和加强已有的社会网络作为主要的使用社交网络的动机。Boyd(2008)认为社交网站能够帮助青年人在无法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情况下保持与朋友的联系。(2)社交网站融合了多种印象管理和人际互动的工具,如自我表现,信息共享,人际回馈和同伴接受,这些社交网站的功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提升青少年的社会幸福感(Valkenburgetal.,2006;Harter,1999)。因此,如果说网络能够影响青少年,那么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出现在他们对社交网站的使用上。本研究旨在通过检验社交网站的使用及其对青少年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以期更好地理解社交网站在青年人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文献回顾

(一)互联网使用及其对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功用

就互联网对个体社会生活层面的影响而言,研究文献显示出好坏参半的结果。有研究显示,网络交流与互动可以提升个体社会幸福感(socialwell-being),如增加与朋友相处的时间,提升人际亲密感,减少孤独感以及增强人际间的信任(Hu,Wood,Smith&;Westbrook,2004;Valkenburg&;Peter,2007;Ellisonetal.,2007;Gross,2004;Subahmanyam,Kraut,Greenfield,&;Gross,2000)。但也有一些研究显示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Krautetal.1998;Nie1999;Coget,Yamauchi,&;Suman,2002;Nie,2001;Nie,Hillygus,&;Erbring,2002),比如互联网的使用会替代人际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真实的人际互动,从而使个人在社会中更加感觉孤独与无助。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则显示互联网的使用并不能对个体的社会与心理层面产生显着的影响(Gross,Juvonen,Gable,2002;Harman,etal.,2005)。

面对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到底互联网在个体社会心理层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适用人群的极速膨胀,我们该如何审视互联网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呢?虽然西方众多学者不断尝试着去检验互联网各种新型应用(如社交网站、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等对于人际关系建构的各层面影响,然而很少有学者从理论架构的角度去思考互联网人际关系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式。Valkenburg等学者在2006年提出互联网人际研究方面虽拥有太多实证的检验,然而十几年来对于理论架构方面却鲜有发展。本研究首先回顾以往的网络人际研究的成果,总结了三个原因,以期解释以往错综复杂相互矛盾的网络研究结论。

首先,不同的研究结果源自于不同的网络使用行为定义。Valk‐enburg等人(2006)提出区分互联网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使用行为对于充分地研究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必要的。换言之,社会动机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Walther,1992;Gable,2006;Gibbs,Ellison,&; Heino,2006)。在早期的互联网人际影响研究中,由于互联网早期功能开发的局限,研究者并没有区分用户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类型与媒介使用动机,因而容易造成研究结果的混杂。

早期研究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很多作者并没有详细说明是如何测量互联网的使用的。一些研究是通过时间、频率或者是其他的在线媒体的使用行为来测量互联网的使用的(Huetal.,2004;Ellisonetal.,2007;Nie,2001;Nie,Hillygus,&; Erbring,2002),而另外一些则把使用者的认知、态度,或是在线媒体的使用偏好作为指标(Le‐ung,2002;Caplan,2007)。还有一些研究甚至把互联网使用的行为与态度混为一谈来测量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Ellison,Steinfield,&; Lampe,2007)。尽管还没有实证研究可以检验出哪一种测量方法才是更准确或是更稳定的,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测量方法将在本次研究中得到详细的说明,这也许可以说明之前研究中那些相互冲突的结论。因此,本次研究将互联网使用行为界定为以下两个测量维度: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行为层面)和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认知层面)。

本研究有以下假设:

假设1: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与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成正相关。

社会孤独感(loneliness)通常被作为互联网使用在人际交流及社会心理层面的一个重要指标(Krautetal.,1998;Morgan&;Cotton,2003;Gable,2006)。基于社交网站的使用行为两个层面的划分,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与孤独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研究问题2: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与孤独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早期研究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多数研究把孤独感作为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心理层面的主要影响指标,而忽视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孤独感的间接和潜在的影响(mediation process)机制(Valken burgetal.,2006)。自尊(self‐esteem),一些重要的变量中介着自变量(如媒体使用)对于应变量(如孤独感)的影响,即一种间接的影响作用。中介作用往往涉及到三组关系,即自变量与中间变量的显着联系,中间变量与因变量的显着联系,与自变量与应变量之间在中间变量介入后的非显着关系。在互联网领域,近期有大量研究显示,由于社交性网站能够鼓励个体参与与建立维系社交关系,互联网可能会帮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差并且心理幸福感低的个体维系其社会心理健康(Bargh&;McKenna,2004)。然而互联网这种积极(或者消极)的人际方面的影响作用往往通过一些中间变量得以实现,自尊(self‐esteem)便经常被研究者用作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mediating variable)。

作为中介作用中中间变量与应变量的关系,个体的自尊与社会孤独感之间的强相关的关系已经被多次证实(Baumeister etal.,2003),因此我们可以假设:

假设2:自尊与孤独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作为中介作用中自变量与中间变量的关系,一些研究显示自尊和社交网站的使用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Valkenburgetal.,2006;Elli‐son,Steinfield,&;Lampe,2007),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3: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与自尊成正相关。

假设4: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与自尊成正相关。

另外,作为第三个中介作用的标准,我们还要检验自尊是不是社交网站的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中间变量。

研究问题3:自尊是否中介社交网站对于孤独感影响作用?

(二)归属需要(Needfor Affiliation),排斥恐惧(Fearof Rejection)与社交网站的使用

对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动机方面研究的缺位也有可能是导致互联网使用在社会心理影响研究方面的结论不一致的原因(Valken burgetal.,2006),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视互联网使用的社交动机对于社交网站使用方面的影响研究。基于独特的欲求和嫌恶动机体系(appeti‐tive and aver sivemo tivation system)(Gable,2006;Lewin,1935;Miller,1959),以及对于正面和负面社交动机对于人际关系的强化预期影响的研究(Mehrabian&;Ksionzky,1974;Russell&;Mehrabi‐an,1978),社会动机的两种类型——归属需要和排斥恐惧分别被心理学者提出。归属需要是人类互动的准则,并且寻求社会依赖与归属是人类行为的普遍行为(见Argyle&;Dean,1965;Bell&;Daly,1984)。Bell和Daly(1984,p.91)认为“人们把相当可观的精力用于试图获得他人对自身的喜欢和欣赏”。也就是说,归属需要对人际互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动机,它可以刺激更多积极的社会互动和在社交关系上的回报,对于社会幸福感也有正面的效果(Gable,2006)。

与此相反的是,对于某些领域的排斥恐惧则表示人际焦虑,不自信,不确定和害羞,这些将导致相应的社交反应,在发生负面的社会事件时个体将减少人际间的交流,导致消极的社交及心理影响(Gable,2006)。总而言之,归属需要无疑会与较低的孤独感和更多的社会参与联系在一起,而排斥恐惧将与较高的孤独感和关系的不安全感相关。

在网络人际互动中,合群动机引领个体建立并维系与自身相关的印象,参与各种在线活动,如在线聊天、约会和自我表露(Walther,1992;Gibbs,Ellison,&;Heino,2006)。Walther,Slovacek和Tid‐well(2001)认为,网络媒介的使用者有着更多的合群动机来寻求和交换更多的个人信息,也更为主动地去评价他人。Gibbs等人(2006)检验了在线约会网站中目标与在线的自我呈现之间的关系,发现相关动机与使用者的在线自我表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然而,一些学者也发现排斥恐惧的社会动机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正面关系(Sheeks&;Birchmeier,2007;McKenna&;Bargh,2000;McKenna,Green,&;Gleason,2002;Caplan,2007)。Leary(1983)认为,为了减少可感知的社会风险,在人际焦虑方面,心理焦虑的人会把他们的自我呈现局限于“相对安全的赌注”和“希望传播带着很少风险的自身形象并希望能回避危害自身形象的行为”的情境中。由于网络传播赋予了用户很大程度的自我控制特性,有着社会限制(如人际焦虑或害羞)的人通常会把兴趣转向网络,从而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和亲密性的需要(McKenna&;Bargh,2000;McKenna,Green,&;Gleason,2002)。比如在网络上个人可以自我选择如何进行自我展现,自由建构身份与形象,并且网络的匿名性等特征为在现实生活中交流焦虑的群体提供了一个自由的交流平台。一些学者已经被证实,有着回避动机的人会比那些没有回避动机的人更倾向于在线的社会互动,因为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他们在线的时候能更好地感知他们的自我呈现效果(Noonan,1998;Caplan,2007;Sheeks&;Birch‐meier,2007)。

此外,Sheeks和Birchmeier(2007)发现,无论是积极的社会动机(归属需要)还是社会抑制(害羞)都是网络传播的预测指标。因此,本次研究中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4:归属需要与(a)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b)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研究问题5:排斥恐惧与(a)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b)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