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计算机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09(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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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观点(13)

(二)文化上的叛逆性

如果说在道德上中国网民还在两极之间徘徊,那么,在文化上,中国网民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矛盾了。反叛成为其主要的特征。

这种反叛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民所创作的作品中,二是他们的意见表达中。

反叛性成为主流,是因为年青一代网民需要找到一个缺口来挑战传统,表现他们的创造力与激情。而文化是最容易攻击的一个突破口。它既不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又不会受到道德方面的困扰,它对于整个社会的破坏性也相对较小。

而从社会背景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在年青一代身上,多元的、自由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得更为充分。从文化方面看,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拘一格。

文化挑战的门槛很低,也有大量的现成工具和“道具”可以借用。

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找到各种对象,来表达他们对文化传统的质疑、不满或嘲讽。对于文化传统或权威的挑战,往往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或作品的挑战来完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个视频短片,正是因为挑战了陈凯歌这样一个权威,而受到网民的广泛支持。

文化上的叛逆性,也是网民彰显个性、自我传播的需要。

网民的创作,大多没有专业水准,如果遵循传统标准去创作,他们的作品很难得到传播,只有反传统的,才能显示出其另类的力量,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时,搭成熟作品的“便车”也是一种创作的捷径,但为了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网民往往会采用“恶搞”等方式,通过对原始作品及其价值观的反叛,来形成传播的“卖点”。

而在意见表达中,挑战权威的声音,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容易产生较强的传播效应。这也刺激了网民在文化上反叛性的增强。

(三)政治上的激进性

中国网民在政治上的激进,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激进。

中国网民在政治上的激进性的结果,是网民在政治上出现了派别的分化,尽管对派别分类的表述不一,如有人称之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有人称为新左派与新右派等等,但是,不管如何称呼,它们都反映了网民在政治立场上出现分化的事实。而这种分化,是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的体现。当然,实际的分化,不是简单的两派,而是更复杂。

北大未名BBS读书版网友曾集体讨论创作模仿着名的英文“政治指南针”测试建立了一个“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测试从政治、经济与社会观念“左与右”的坐标来衡量当代中国人的政治坐标。X坐标反映政治观念,负值为左(Authoritarianism),正值为右(Libertarian‐ism)。Y坐标反映经济观念,负值为左(Communism,Collectivism),正值为右(Neoliberalism)。Z坐标反映社会文化观念,负值为保守(Conservatism),正值为自由(Liberalism)。这些指标是建立在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基础之上,试图充分反映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政治文化。

很多问题反映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语汇中的“左右”,而是中国现实语境中的“左右”(http://blog.farmostwood.net/politics_bd‐wm)。

尽管这个测试不一定是一个科学的研究,但是,它的出现,以及它的相关指标的设定,都是基于社会思潮分化的背景。

研究者莫之许在分析这个测试所设定的指标体系时,也分析了这个体系中所反映的当前中国复杂的思想流派。他(莫之许,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123876.aspx)指出:“左派大致包括了支持特定政治制度稳定化、正统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这五个大致群体,他们之间本是有诸多冲突的,但由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拥护自由市场、市民社会、有限政府、民主选举的右派,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所有这五个群体被统统划入了左派这一驳杂的光谱之中。这也就是这个题目的左右定义中左派含义的全部内容。并因此造成了未被西方原初定义的后果:即将支持特定政治制度稳定化和支持传统文化这样原本应该看作是右的东西,当成了这套题目中左的范畴。

右派则大体沿袭了80年代的立场。但也有新的变化。部分右派信奉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将信奉国家作用最小化视为右,而将相反的倾向视为左,这尤其体现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市场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可以将这部分右派划分为新右派,而将继续沿袭80年代主要倾向的右派看作是老右派。”

中国当代思潮的发展与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此很难进行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大潮下网民思想的分化,也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

在中美关系的网络讨论中,这种分化显得更为明显。有时不同立场的网民又被分别称反美派与亲美派等。无论这些名称是否准确,它们反映了不同思想与价值观的交锋。例如,自由主义派强调自发秩序,反对政府干预太多,积极支持加入世贸组织,期盼普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诞生。新左派则抨击反对资本主义,强调社会正义与平等。

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在中美关系上,不同的思潮、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得更为激烈,是因为“美国是自由主义者阐述政治、经济等方面改革理念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而美国也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最重要对手,国家利益的冲突也使得民族主义者将美国视为最大的敌人,来自美国的打压和霸权更容易激怒他们,引起强烈反弹。因此,未来两种思潮间不会风平浪静,这是一场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论战”(周兆呈,2001)。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网络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但是,对于两种思潮将长期并存的判断,也是适合于网络整体的。

除了中美关系问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抗日方”与“友日方”两大阵营,两者基本上对应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

“抗日方”的主要观点是,日本政府至今未能正式为侵略中国作出书面道歉,没有认罪,毫无诚意可言,且继续扩军、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修改和平宪法、日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应该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甚至一些人发出抵制日货的呼吁;而“友日方”则认为,日本已经是经济强国,日本长期保持了对华经济援助,中日贸易意义重大,侵略中国的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尊重强者”。

在网民的政治表现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网络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崛起是2003年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这些活动都是针对日本的:2003年6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7月29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活动,征集了10万网络签名;8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8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张剑荆,http://book.sina.com.cn/nzt/soc/zhongguojueqi/22.shtml)。

尽管有不同的思潮趋向,但从总体上看,网络中民族主义的声势更为强大,他们的言行也表现得更为激进。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网络“愤青”现象是联系起来的。网络“愤青”身上集中了前面提到的很多特点,如行为上的暴力性、思维上的质疑性等,而政治上的偏激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而他们更多的是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

对于网络民族主义,人们的褒贬不一。赞扬者积极肯定其草根民主性、参与性和爱国性,特别是在2008年4月由网络掀起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运动后,有媒体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在虚拟空间中完成了真实的嬗变,吹响了前进的新号角”(《国际先驱导报》,2008)。而批评者则对其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狭隘的、鲁莽的一面表示了担忧,如有研究者认为:“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仍具有诸多的政治冲动和不成熟的表现。诸如言论失之于幼稚偏激,大量的伪民族主义言论也充斥于网络言论平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无法促使言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加上在目前媒体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也无法获得更多舆论的参与讨论。因此,它给外界造成的印象并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带有若干失控形式的鲁莽情绪。”(杨锦麟,2003)也有不少人担心,网络民族主义可能带来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中国网民政治上的激进性还表现为一种“泛政治化”现象,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网络中都有可能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宝马撞人”事件就是将一起交通事故变成一个涉及政府官员的事件。“华南虎”事件也是如此,整个事件的意义已从最初的判断照片真伪发展到对整体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很多不起眼的‘小事’经过互联网的聚合、催化和放大成为‘大事件’,并且总是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叶娟,2008)。

这种“泛政治化”现象,与中国人重政治的传统有关,与政府信息不能充分公开有关,也与人们在网络空间之外缺少公共性的政治讨论渠道有关。“泛政治化”的现象,在某些时候可以促进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思考,但在某些时候,也会促成一些事件影响不必要的放大。

上面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网民在现阶段的一些典型特点,但这些特点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往往交织在一起。例如质疑性思维、叛逆性价值观和“解构性”行为,三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上面提到的一些网络现象或网民类别,如网络暴力和网络愤青,往往是各个方面特点的综合表现。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网民具有这些思维、态度、行为特征,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一切都是基于深刻的现实原因。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等,是网民心理需求产生的根本土壤,网络的互动空间只是为这种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某种有别于传统世界的环境,这种环境会对网民的行为产生放大、催化、聚变等各种效果。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分析中国网民的各种特征,并不是为了对其对与错做出简单的判断。而是试图分析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等对于人的影响,以及网络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中国网民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网络传播方面的研究,而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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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郑亚楠,姜德锋(2004),“网络新闻传播对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促进作用——兼析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中华传媒网》,1月30日。

[17]周兆呈(2001),“美国遇袭引发中国思想论争”。《联合早报》,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