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技术的进步最终应落脚于人类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有学者强烈呼吁：“新媒体需承载主流价值。”（喻国明，2008）然而，对经济利益过度追求让我们的目标变得实际但狭隘。我们在谈新媒体的时候，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关注到如何产生经济效益上来，但如果我们把新媒体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结合起来，也许能看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尽管这种意义上的“突围”在业界看来是“坐而论道”的泛泛之谈。但我们不妨想想2007年3月份到6月份在厦门发生的PX危机，是绝大部分市民用手机短信、论坛、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凝聚起巨大的民间力量，进而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又如2008年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同样是聊天室、博客等自觉地发动起整个社会群体，寻找亲人、寻找同学、寻找朋友，提出建议、找到对策、分享方法等，这些在传统媒体时代的确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这些作为，提升了作为媒体的诚信力和影响力，这些无形的竞争优势是宝贵的。
［参考文献]
［1]胡玲（2007），“视频网站靠什么来赚钱”。《声屏世界》，2007年第8期。
［2]胡忠青（2007），“手机广告发展与中国现实进路”。《新闻界》，2007年第3期。
［3]柳斌杰（2007），“新媒体现状与趋势”。《青年记者》，2007年第3期。
［4]魏武挥（2007），“新媒体经济学”。引自http：//weiwuhui.com/202.html。
［5]吴茂林（2007），“什么是新媒体：各方关于新媒体的定位”。引自http：//www.ccw.com.cn/itlianghui/htm2007/20071107_339546.htm
［6]喻国明（2008），“新媒体需承载主流价值”。《经营者》，2008年第2期。
［7]岳贵（2007），“视频网站的另类生存”。《新媒体》，2007年第5期。
Theoretic Puzzlement sand Realistic Conflictson New‐Media Research
Wang Jianlei
Abstract：Approximately two directions are present on the current new‐media research：one emphasizes on the practical aspect obviously such as operating models、chain link ages of industries、strategic pro‐jectsandsoon，the other focus on system constitution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s is of new mod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 production、channel controls、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soon.However，explores on the new media from both the enter prise and academic exhibit farraginous and even opposite situations.The pluralistic points of view and concepts plung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to clashes layer upon layer in the reality.On the ground work of comprehens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fruits and practi‐calexperiences，this paper at tends to the theoretic puzzlement and realistic conflicts and indicates the two large levels that absent.
Keywords：Theoretic Puzzlement，Realistic Conflicts，Humanism，Audi‐ence
生意人的神杖：手机的现代性意义
吴玫、林海鋆
摘要：手机是移动的电话。在西方社会，手机的引入是在电话已经充分融入社会几十年以后发生的。手机与电话是一个序贯过程。
而中国手机现象与发达国家极不相同——它与电话的普及几乎是一个同步过程。手机的使用扩散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手机（而不是电话）是他们拥有的第一部通话工具。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电话的普及早于20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
手机作为一个人际交流的工具，它与现代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这方面西方文献鲜有论述，因为对西方社会来说，现代化问题在手机出现以前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西方面对的是手机与后现代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的影响与问题。然而对于应用手机来推行现代化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何研究分析手机的现代性意义与影响至关重要。
手机发展一个显着特征是，生意人是手机最初的使用者。商人，尤其是中小企业家是手机的一个最重要的用户群。中国市场上有大量面向商务使用者的手机和服务计划。很明显，生意人的使用习惯已经对手机的设计发展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手机的使用也影响着生意人的商业运作。尽管如此，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学角度来探讨中国手机商务使用社会意义的研究至今仍然是凤毛麟角。
本文作者认为，电话最本质的现代意义是赋予了从事传统生产的人们（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做生意的自由，是经商活动的加速器。它的使用，降低了商业活动中的通讯、交通和交易成本，扩大了商业信息交流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经商活动的门槛，使他们得以从事商业贸易经营活动，甚至进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手机作为电话的第二代人际通讯工具，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手机首先是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钥匙，它赋予广大人民更大自由从事经商活动，从而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个手机使用与企业家活动研究的意义。
基于这种理论思路，本文探讨手机在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意义，即手机在中国大众经商活动中的社会意义和影响的问题，聚焦于手机使用与中小企业者商务活动的关系。研究的具体案例城市是福建省泉州市——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城市之一。研究的核心是福建泉州的私营企业家是如何使用手机的，以及这种手机使用如何影响了商业运作、客户联系、市场拓展、企业管理、个人生活安排等的关系，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含义等。
本研究综合运用三种理论——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sha‐ping of 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 ance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在他们手机使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福建商人以自己一贯的勤奋和拼搏，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商业群体。本文着眼于考察福建企业家的商业运作特征是如何反映在手机使用上以及手机技术特性所带来的企业家对手机的创新使用。
研究成果表明，手机大大增强了福建企业者的进取性商业文化特征。手机使24小时不间断的商业运作成为可能；手机带给了企业者不受地域限制的“移动办公室”；手机成为一个演绎商业技巧与策略的平台；手机演变成了福建企业者生活的中心轴，手机成了生意人手中的“神杖”。
关键词：手机，企业家，现代性，福建商务，中国
引言
在2007年末，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5.39亿手机用户（冯晓芳，2007）。移动通信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随着移动通信媒体与其他媒体技术——互联网、短信、宽带及无线连接、数字视频的日益融合而逐步升级。在中国，移动通信的蓬勃发展是伴随着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工业繁荣和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这样的背景之下。
手机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是，生意人是手机最初的使用者。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是手机的一个最重要的用户群。中国市场上有大量面向商务使用者的手机和服务计划。很明显，生意人的使用习惯已经对手机的设计发展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手机的使用也影响了生意人的商业运作。尽管如此，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学角度来探讨中国手机商务使用社会意义的研究至今仍是凤毛麟角。
研究手机在中国（包括所有第三世界）的社会作用时，有一个与西方极为不同的现象。中国手机的商业性发展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然而在西方社会，电话的普及早于20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郭镇之，吴玫，2008）。根据郭镇之和吴玫的手机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等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综合性社会角色的观点（同上），本文探讨手机在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意义，即手机在中国大众经商活动中的社会意义和影响的问题，聚焦于手机使用与中小企业者商务活动的关系。研究的具体案例城市是福建省泉州市——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城市之一。研究的核心是福建泉州的私营企业家是如何使用手机，以及这种手机使用如何影响了商业运作、客户联系、市场拓展、企业管理、个人生活安排等的关系，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含义等。
在福建省，电信发展极为迅速。2006年，全省固定电话普及率已达到全国第五，移动电话普及率亦达到全国第六。2007年10月，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48%，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65%（省市数据网）。在福建的经济发展中，私营企业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2007年，福建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全省经济总额的76%，为全省70%的就业人口提供了职位（福建日报，2007）。作为全省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泉州市的私营企业对全市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根据第一次国家经济普查，约39.9%的福建私营商务企业集中在泉州市，该市雇用全省46.8%的劳动力，并创造了全省39.4%的商业收益（福建省统计局，2006）。作为中国私营商业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团队，泉州的企业家已经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环境下发展壮大了30年，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典型和缩影。
手机的普及几乎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带来了手机文化、手机礼仪、年轻人的手机使用、手机的性别使用以及手机的政治使用等诸如此类的探讨。在中国，对手机的社会作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手机作为“第五媒体”的大众媒介角色上。探索它在经商活动中的作用研究却非常有限。
学者指出，无线通信技术最初是为商务人群而发明（Castells，Fernandez‐Ardevol，Qiu，&；Sey，2004）。Castells等（2004）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商务用户是手机技术的主要市场；而商务用户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菲律宾尤为庞大。然而，绝大多数分析手机商业影响的研究侧重于探索手机技术对社会宏观经济的影响（Gary&；Scott，2000；Katia，n.d.；Norton，1992）。另一方面，一些手机使用的研究包含了对商人的分析，但它们重点放在了研究商人的手机使用和满足性（例如Ling，2004；Wei&；Leung，2000）。这类研究主要强调商人使用手机的动机，可是，他们对商人如何运用手机和商人手机使用的社会含义却鲜有涉及。
在英文文献中，有几篇是对发展中国家手机的商业使用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对非洲国家个体经营者手机使用的研究（如Donner，2004；Goodman，2005；Samuel，Shah&；Hadingham，2005）。虽然这些研究提供了商人手机使用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们都没有关注私营企业家的商业运作与手机使用的深层社会关系。因此，本文是对福建私营企业者和经理这个中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社会群体手机使用社会意义的首次尝试性分析。文章首先探讨了福建商人是如何利用手机进行商业运作、公司运转、客户关系、商业谈判、时间与空间同步等操作，其后更深一步解释了这些特别的手机使用特征是如何反映在福建企业家特殊的商业特点上，更重要的是，研究尝试揭示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手机传播技术的现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