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具有局部外溢性的公共产品，是有区域性的。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成了收费高速公路定价的需求方面因素，即高速公路效益覆盖的地区经济水平直接影响着公路收费的定价：首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项目建设环境差异很大，高速公路的建造成本差异也很大；其次，地区差异使不同运输方式的竞争格局不同，有的地区各种运输方式都很发达并存在激烈竞争，定价自主权不大，有的地方却只通公路，定价有垄断的权力；再次，公路规划和建设在宏观上需要被纳入全国路网体系中，许多项目的建设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政治、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因素；第四，高速公路产品的消费者具有与高速公路的对应性，而他们并不关心其他诸如公路由谁投资、如何建设等问题，而只会根据自己对公路的收益判断选择进行支付或者“用脚投票”。
③高速公路产品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按照经济学理论，消费者任何可能的选择都必须在其最大支付能力的范围之内，消费者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决定价格水平高低的另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与人均GDP密切相关，人均GDP相对较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也高，对公路的需求程度也高，一般人均收入水平也高，消费者的承受和支付能力也较高。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价格水平、人均收入等都存在较大差异（粗略估算，人均GDP相差10倍之多），两者需要分别实际定价。事实上，目前所暴露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简单地以东部地区的收费标准套用在西部而造成的。
④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对高速公路的替代效应。诚然，公路运输目前在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运输方式，但是有些地区不仅公路网较为发达，铁路、民航等其他交通工具也相应发达，收费公路与非收费公路都发达，消费者对高速公路的需求是非常具有弹性的。由于各种运输方式间存在替代效应，价格竞争也相应激烈，因此，高速公路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它的收费定价应当参考其他运输方式的比价关系，在服务水平、便利性、快捷性、安全性、经济性等多方面寻求平衡。
三、对高速公路收费的思考
上述对高速公路收费的分析表明，高速公路收费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也正是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我国解决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但也应该看到，高速公路收费是一把双刃剑，在高速公路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有必要对高速公路收费的效应进行评价。
（一）收费对高速公路发展的正面效应
收费的实施对我国高速公路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费促进了高速公路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高速公路上收取车辆通行费使高速公路建设成本有了长期稳定的成本补偿机制，它以收费资本化作为实现高速公路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多元化的途径，使高速公路项目得以进入资本市场，继而进行经营权转让、上市融资、项目融资、债券融资等。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并高速发展的阶段，交通基础设施需求量大，并在一段时期内将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公共财政无法为高速公路提供全部的资金支持。
在这种约束条件下，收费能有效地吸引民间、外国金融资本投入高速公路行业，推动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为之提供可靠支持。因此，收费是筹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重要选择。
2.收费促进了高速公路投资决策的资源配置效率
高速公路收费能够较好地显示区域内消费者对高速公路使用的偏好，明确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内在效应，从而实现投资决策的最优化。在高速公路国家财政埋单的情况下，由于使用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消费者不会主动显示对高速公路使用的偏好，高速公路的需求、供给乃至效益都不能直接衡量，从而难以实现支出决策的最优化。在收费制度下，不付费就不能使用高速公路，故而收费费率的高低就可作为评价高速公路满足区域内消费者使用偏好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高速公路收费金额高，而消费者使用量下降不大，则说明消费者对这条高速公路的效益评价高，可以增加与该条高速公路相关路网的投资；反之，如果这条高速公路即使收费偏低，消费者使用量增加还是不明显，则表明消费者对这条高速公路的效益评价不高，应减少相关的投资。这种直接的货币导向效应，可以使交通主管部门和投资者明确高速公路投资的优先序，选择投资效果好、消费者偏好比较高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达到优化高速公路路网结构和投资结构的作用。同时，由于资本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特点，因此大量的资本会被优先吸引到交通量大、收益高的高速公路路段上，而这些路段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瓶颈”将得到解决。由此可见，收费能够促进资源在高速公路中的优化配置。
3.收费实现了政府扶持高速公路行业的目标取向
纵观国内外高速公路发展历史，高速公路行业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高速公路资金需求量巨大，政府能用于高速公路的投资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社会资本的积累已相当庞大，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得到释放。同时，外资进入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政府可以通过投入一定的资金作为股本金，吸引民间资金和国外资本来参与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实现资源的积聚效应，这不仅可以为民间资金和外资进入高速公路行业开辟投资渠道，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发展高速公路。政府不应再对高速公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纯公共产品实行全部支出的方式，而应实行收费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滚动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并利用政府资金的投入，起到对民间资金和外资进入高速公路行业的引导作用，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杠杆效果，能较好地实现扶持高速公路行业的目标任务。
4.收费提高了高速公路建设、管理、运营和养护水平
消费者通过收费这一方式显示偏好进行投票，高速公路收费的效果把各投资主体的切身利益，与高速公路建设质量、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和养护水平直接联系起来。收费使民间资金和外资不仅能够直接参与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也延伸到了高速公路的品质层面（管理、运营、养护等），这样就使投资者除了关注和重视高速公路设计水平和施工质量之外，还非常注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提高养护效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从而使高速公路在建设、管理、运营、养护等各方面都具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出于自身利益的激励，投资者将有动力采用现代管理手段和信息手段来改进高速公路从建造到运作的流程，在客观上导致高速公路管理和运营水平的有效提高。
（二）收费失当对高速公路发展的负面效应
收费一方面促进了高速公路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高速公路的特殊属性，在收费失当时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费失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表现为一些公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并存
由于价格杠杆的作用，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高速公路建成初期会出现明显的排挤效应。如果收费标准过高，受到预算约束的消费者将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往往会选择老路而不是新建的高速公路，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一些与之平行的老路等级和标准比较高的高速公路路段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会出现交通部门为保证高速公路的收费而故意放松对老路的养护和断道施工等非正常现象，这样既不利于发挥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整个交通道路资源的消费环境也是一种损害，容易造成行政性垄断。
2.收费失当导致高速公路的高负债运营
在实行收费后，高速公路除25％左右的资本金外，基本上都是靠负债来筹集建设资金，“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滚动发展”成为我国大部分高速公路的运作模式。但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如果对收费预期过高，则意味着将过多地依靠收费来解决债务问题，就很有可能出现负债过重的问题。一般认为，高速公路属于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其收益应该是持久稳定的，因此，金融机构比较倾向于向其提供贷款，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绩的考虑，也非常支持和鼓励贷款修建高速公路，其结果，往往造成高速公路行业债务逐年增长、债务负担加重、债务风险日趋增大，加上高速公路的收费前景并不容易加以预测，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负债已成为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例如四川省除较早通车的成渝、成绵高速公路外，其余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与银行利息间有近5亿元的利息缺口，高速公路不仅没有起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反而成了财政的巨大“漏出”。
3.收费失当使一些地方投资环境恶化
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是区域内和区际间比较优势存在的必要前提，市场开放与沟通也必须借助它。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可以预见的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依然将是主导要素的流动、市场互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收费失当，收费标准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承受能力，就有可能使要素流动的成本增大、互动效率降低，致使投资环境恶化。近几年，由于重庆高速公路的高收费，大大增加了运输的成本，阻碍了生产要素和人员的流动，使所属区县的投资环境恶化，这主要表现为：增大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不少投资者望“路”却步，比如重庆郊区的合川、綦江等地土地价格便宜，劳动力成本较低，原来是吸引投资的优势，然而高速路收费却使得成本大大上升，重庆天然气化工园的计划也因渝长高速收费而流产。重庆高速公路的高收费纵然有当地沟壑纵横、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等因素，使高速公路造价稍高于相邻的四川、贵州等省，但重庆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却比相邻的省份高出数倍，这无疑是不对称的。
为纠正收费失当造成的负面影响，2004年1月，重庆市政府承诺下浮高速公路收费，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4.收费失当的负辐射效应
高速公路收费过高，对周围地区的开发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为了争相显示自己优越的招商引资条件，周围区县都会设法进行一些制度安排，绕过高速公路高收费的栏杆。比如修建不收费的隧道和公路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路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
参考文献
1.朱柏铭，《公共经济学案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1页。
2.赵筱菊、章丽妹，“高速公路收费的经济学探讨———从公共产品的属性说起”，《集团经济》，2006年第7期，第119页。
3.王军、杨立岩，“高速公路收费制度的效率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07～112页。
4.蔡利、李海东，“高速公路收费的理论依据及政策评价”，《中国物价》，2006年第10期，第23～27页。
5.曹植英，“高速公路收费定价的价格弹性研究”，《公路》，2004年第8期，第338～342页。
6.王利彬、吴群琪，“关于中国收费公路收费理论的探讨”，《长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第12～15页。
7.甘先永、严宝杰，“高速公路收费公平性”，《长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3～76页。
8.王玉辉、薛军荣，“高速公路收费定价理论模型优化”，《山东交通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第75～77页。
9.袁剑波、张起森，“公路收费标准制定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01年第6期，第3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