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萧红的作品，是在念中学的时候。那时，最让我震撼的是《生死场》，记得读完全书后，年少无知的我在日记里写道：“生，死。这是我在有生的16年岁月里从来不敢去轻易触碰的字眼，可是在生死场中的人，生生死死，是多么的卑微，经不起半点波澜……”
而今我21岁。在萧红孤身一人落难哈尔滨的年纪，我依旧徜徉在宁静美好的大学校园里，读着她的书，欣赏着她的绝世文才。
萧红写完《生死场》的时候是23岁，和那位喊着“出名要趁早”的才女张爱玲一样，在23岁的青春年华，凭着成熟的笔力扬名上海滩。只不过，张爱玲是在精心经营她的才华，而萧红的文字更像是蓄积后的自然喷发。
张爱玲是聪明女人，她敏锐地抓住了俗世男女内心深处的幽微曲折，带着几分轻蔑和冷傲，用她特有的张氏传奇嘲弄着她的读者。而萧红是个“痴丫头”，她不擅长把握个体的人性，却对她脚下的土地，她所处的时代，以及她身边的人群怀有深厚的悲悯；因为见证了、亲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她要写，她越轨的笔致中也自有这份根植于土地、历史与人民的厚重和深沉。张爱玲算计太过，尽管才气不减当年，但最好的作品也只停留在了23岁时写下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而萧红的才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炼愈醇和，《生死场》脱稿六年以后，她的《呼兰河传》又攀上了新的高峰。
1941年8月，萧红曾抱病在香港大学演讲。彼时张爱玲正是港大的学生，不知她是否来听过萧红的演讲，倘若她听到萧红的创作观点，不知又会作何感想。昔日的因缘际会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两位才女在同样的年纪早早出名，但她们终究太不一样。张爱玲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女性角色里，其写作风格也体现着浓郁的女性优势。萧红呢？随着文名的高涨，她越来越不甘心做一个女人，因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在临终前，她甚至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这句话很无奈，却也很真实。
骆宾基曾说，萧红并非死于肺病，“实际肺已结疤（钙化），验痰无菌”。事实上，直接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战乱和误诊，而误诊也是因为在战乱中没有更好的医院可以治疗。萧红的身体确实太差，大约从1936年起，她就断断续续地被各种病症折磨。然而倘若她没有经历过香港沦陷前的炮火和香港沦陷后的混乱，或许她不至于死得那样早。
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安宁和平的环境，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安心创作。然而在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哪里会存在一方长久和平的净土呢？
其实萧红最稳妥的选择应该是和丁玲一起去延安，但延安也恰恰是她最不能去的地方。因为萧军在那里。连看到萧军和王德芬的照片她都会心痛，何况是在现实生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呢？
说到底，萧红是因爱而死。这一生，她都活得太用心、太真诚、太执着。在感情上，她始终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子，把爱储藏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以为现在多储存一分，将来就多一分可以享用。殊不知，在大多数人都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年代，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真正长久的，缘分和感情亦是一样。她爱的人，偏偏就是伤害她的人，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偏偏也就是伤害她最深的男人。爱得越深，受伤也就越深。
从异乡奔到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萧红从日本归国时写下的这首短诗（《沙粒》三十一），恰恰是她的人生最好的注解。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感到由衷的难过和不忍，有时甚至会落下泪来。印象里的萧红，永远是齐眉的刘海，两条孩子气的粗粗的发辫，一双乌亮的大眼睛，白皙的面庞，爱说爱笑爱闹，爱穿红色的衣服，走起路来轻快灵动……她的生命太美了，她的才情太美了，然而天妒英才，她所遭遇的坎坷实在太多。在她苦难的黄金十年里，她成长、挣扎，却最终枯萎、凋零。
一座城市的倾覆，成就了张才女的一篇旷世佳作。而萧红的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座城市的倾覆，这不仅仅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亦让她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她的人生虽短暂，却足以成为一部旷世传奇。
这部传奇以萧红为主角，而故事中的那些人，萧军、舒群、罗烽、白朗、鲁迅、许广平、茅盾、胡风、梅志、聂绀弩、叶紫、端木蕻良、丁玲……他们围绕在这个柔弱多情的女子身边，和她一起，共同照亮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
于是，这部传奇便不只是人生的故事，更是历史的故事，是动荡激越的大时代的进行曲，是一个伟大民族在苦难中展现出的勃勃生机。
斯人已去，斯事已远。我所写下的只是我理解的萧红，而我相信，每一位热爱萧红的读者，对她的人生传奇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和解读。
斯人已去，斯事已远。但萧红和她的作品永远属于读者，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正如人世的真善美，永不消逝。
最后，在本书的结尾，请允许我向始终关心我的父母、师长和亲友，献上我最衷心的感谢。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心珍惜、好好享受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
宛因
2014年7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