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回国以来，李政道先后访问了20多所大学。他被暨南、复旦、清华和北京、南京等地多所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上海复旦大学还以他的名义设立了“李政道奖学金”，以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在讲学时，李政道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读死书，指出读书是手段，决不能把学生变成读死书的人，不能压抑学生的天资。学生不能搞自我封闭，要转变观念，要走出去，要广泛地吸取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知识。他要求学生要在辩论中求真知，求得问题的解决，不要怕出差错而因噎废食，对学生要因势利导。
李政道明确指出，中国的科技进步，关键在于网罗人才；中国的繁荣昌盛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李政道主张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和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现代物理中心等等。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86年10月，李政道出任新成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是世界实验室的组成部分。世界实验室，就是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于1986年7月12日在日内瓦成立，中国科学院是创始国之一，李政道和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都是该组织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世界实验室是个民间组织，开办的经费是由意大利政府捐助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是由四个分中心组成的，其中包括理论物理分中心、凝聚态及辐射物理分中心、高能及同步辐射分中心、天文和天体物理分中心。这四个分中心分别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密切合作。在李政道的倡导下，还与国内更多的同行、科学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86年10月，李政道还担任了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在中心的成立大会上，李政道高兴地说：“鲁迅先生有两本小说，一本是《呐喊》，另一本是《彷徨》，虽然我这个主任，仅仅是帮助‘摇旗呐喊’的，可是这个中心是一点也不彷徨的。这个中心的目的是要在10年之内创造物理学上的一些突破，能确确实实地做出一番事业来。”
他还幽默地说：我们预备以“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基地，结合全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在10年内造成好几个“点”的突破，然后将这些点造成线网，在20年内推广成面，那中国在国际科技上可以取得与人口成正比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和交流亦有一定的贡献。
李政道每年都选择几个世界科学最前沿的课题，利用他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影响，分别邀请约10位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举行国际学术工作会议，介绍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发展前景。
李政道还要求这些外国专家学者同中国同行在一起工作生活一段时间，从而使中国专家、学者能够迅速跟上时代步伐、站到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
1988年10月16日凌晨5时56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传来喜讯，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一项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除了原子弹以外最庞大、最复杂的科研工程。高能加速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的高科技的研究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也不高。到了80年代，中国政府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审时度势，从中国实际出发，瞄准国际物理研究前沿，决定在北京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
1984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奠基仪式，并希望全国各个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保证工程如期完成。当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即将建成之际，《瞭望》杂志记者采访了李政道。此时，李政道正在实验大厅，他手拿一幅画，高兴地接待了记者。这幅画是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应李政道的邀请，专门为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创作的。画面上一个牧童正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凝望着远方天空光芒四射的星云。
李政道对记者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牧童就代表了现代年轻的科学家。”
李政道还笑着指着画上的两行字对记者说，你念念这两行字，它是我题写的。记者顺口念出了这两句话：“牧童遥望求知切，晓阳辐射科学光。”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进入最后调试阶段，李政道又赶来北京。10月16日，这台加速器一次对撞成功，李政道非常激动。他神采飞扬地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是国际高能物理界的一件大事。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高技术工程，这样快的速度，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它能一次对撞成功，这表明对撞机的各种设备、部件的质量、安装调试的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一流。中国这一步跨得很大，从无到有，从而把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这次成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心。10月24日，邓小平等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来到北京西郊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召开庆功大会。邓小平一下车，走进休息厅，第一个就与李政道握手。这位8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对李政道说：“感谢你为这个工程做了很多工作！”
4．CUSPEA：中国的留学生计划
李政道教授每年把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来帮助中国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他倡导的CUSPEA，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高水平的物理人才。CUSPEA是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 on Program）的简称。它是中美多年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教育交流项目。事情由来是这样的。
1979年春天，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两个系列的近代物理讲座。他发现有不少研究生素质非常好，但中国的物理实验条件比较差，不少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当时中国国内人才又严重缺乏。
李政道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对一些研究生进行了笔试和面试，他发现不少青年人不仅有很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很渴求学习。经过思考，李政道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可行的决定。他当即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提出要为哥伦比亚大学招收5名博士研究生。这5位学生学习期间的费用由哥伦比亚大学每年提供2万美元作为资助，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为止。
李政道的想法立刻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不久5位中国留学生便到了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5位中国留学生勤奋好学，哥伦比亚大学反映很好。第一学期各科考试中，第一、第二名的学生都出自这5位同学，哥伦比亚大学表示愿意继续接收中国的留学生。
李政道又给严济慈副院长写信，提出继续接收一批中国留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这样，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李政道还向纽约市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学校作了推荐，这两所学校也接收了10名中国留学生，并同样负责提供资助。这两批学生实际上就是CUSPEA项目的雏形。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美国的大学缺乏了解和沟通。一般美国招收研究生都需要经过GRE考试，GRE的成绩加上学生在大学的课程成绩及有关教授的介绍信才能决定招收与否。当时中国还没有设置GRE和TOFEL考试的考试中心，因而派遣中国留学生工作可谓无从下手。由于李政道的努力和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表现，使得原来不太了解中国人的许多美国大学，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表示赞赏，并对中国留学生开始感兴趣。鉴于这种情况，CUSPEA这个词在李政道的脑海中开始形成。于是他提笔给当时主管科技、教育的方毅副总理写信：由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功，有些美国的其他大学也想效法。我现在有一个推广哥校的想法，即在今春(1980年)将美国一些好的物理系研究院的大学(估计约30个左右)联合起来，每年共同出一组考试题目，请中国科学院主办，每年年底前在国内举行统一考试。这统一考试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然后各学生可以用这个考试的分数及大学的成绩和教授的评价，向美国各大学请求入研究院学习，并可以不只向一个学校请求入学。方毅副总理接到李政道的建议信非常高兴，马上写了回信，表示很赞成，并责成教育部长蒋南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着手研究实施这一计划。很快，中国科学院成立了CUSPEA办公室，并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地设立了考场，举行了考试。从而使CUSPEA这一计划开始在全中国实施，为中国派遣留美研究生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一计划的实施要点，全部由李政道亲自设计、主持和联系。在李政道的努力下，不仅省略了中国留学生入学的繁琐手续，而且能与中国学生毕业同步，各大学对录取的这一项目的学生一律提供资助。CUSPEA项目的实行，是中美两国科学、教育界共同努力的结晶，是李政道为发展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所耗费心血的结果。美国招收CUSPEA学生的学校共有70多所，几乎遍及了全美国。为使中国留学生都能一帆风顺地进入美国学校，李政道发出有关CUSPEA的信件就有好几吨重，打电话上万次。处理这些事情用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而且费用全都自付。按李政道的话说：“国内送来的孩子，我有责任负责到底，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李政道还向严济慈副院长及国家领导人建议，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其他学科。为了勉励中国留学生，他题写了八个大字：“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李政道给中国留学生所题的留言，被学生复印后人手一份，作为座右铭。
1984年，李政道回国访问，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李政道就中国留学生继续提高水平问题，向邓小平提议在中国应设立博士后科技流动站。邓小平笑着问李政道：“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显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设博士后呢？”
李政道回答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大学生是老师给他出已经有解的题目，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解题，如果这个题解是和老师已知的正确的题解相吻合，这个学生就算大学毕业，可以得到学士学位。在读研究生时，老师交给的题目是老师也不知解的题目，这就要求研究生要按照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解析老师交给的题目，而学生的解析是否正确要由老师及同行来共同讨论分析，如果老师及同行认为这个解析是合理的，这个学生就算毕业，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可是真正做学问和研究、真正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是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并进行独立研究；而这个培养独立工作的阶段，就是博士后的过程。因此博士后的设置是非常必要的。
李政道还进一步向邓小平解释道：从研究院学成后的博士后，已经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这样就可以使优秀的博士生成为杰出的年轻学者；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必须要有一支能独立研究的精锐队伍，人数不一定要多，但必须要精；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世界的科技竞争，也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邓小平听了李政道的解释，大为赞赏，并指示有关部门着手这项工作。为了表示对祖国建设的巨大责任，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拿出毕生积蓄30万美元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李政道、秦惠奖学金”，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李政道是特邀人员之一。
李政道是优秀的炎黄子孙，他为祖国的建设和繁荣昌盛贡献了巨大力量。